材料一：（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欢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离开，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的。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在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材料一：新能源汽车行业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的行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是缓解我国能源依赖、解决大气污染等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实现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新能源汽车行业列入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奠定了其未来的发展地位。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 - 2020年）》的相关定义，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目前市场上新能源汽车主要以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为主，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还较为少见。另外，燃料电池主要的原料为氢气，根据目前的科学技术，氢气的制造成本较为昂贵，使得其在市场化下的竞争力较弱。

(摘编自《2017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材料二：2016-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对比(单位：万辆)

材料三：刷脸坐车、无人驾驶……这些看似科幻的场景，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现实。

    去年以来，多地开始布局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更“智能”，新能源汽车将与人工智能、5G通信紧密结合，环境感知、智能决策、集成控制等智能化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合众新能源汽车创始人方运舟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不再是代步工具，而是将成为如手机一样的智能移动终端。“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将是人们休闲的移动客厅，而不再仅仅是‘四个轮子上的沙发’。”

    业内人士认为，传统汽车主要依赖发动机的性能，而电控、电机和电池“三电技术”则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国产自主品牌插上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翅膀，通过技术创新制胜电动车领域，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摘编自《未来智能汽车什么样》，新华社，2018.2.13）

材料四：虽然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指数在5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但从分项指标看，只有新能源汽车显示竞争力排名第一，其他分项指标排名均不高，说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根基并不十分牢固。在政策环境竞争力方面，虽然政策力度全球最大，但基础创新环境不足，应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在产业支撑力方面，我国虽然有较强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但主要在国内市场配套，进入国际市场配套体系的较少，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同时，我国还需要在产业化服务平台、装备开发和制造能力以及企业前瞻性投入方面继续加强和提高。

(摘编自《新能源汽车蓝皮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7)》，2017.8)

材料一：

    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到1995年，华为的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亿元，但由于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放缓，华为在传统的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利润被吞蚀，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而市场需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华为是中国少有的愿意去了解全球的技术治理机制，熟悉全球专利制度和电信标准技术制度，与技术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好的互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现有治理机制的一个公司。”清华大学朱恒源副所长如此评价。他说：中国建设全球化的过程，是进入商业市场的全球化过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但是，主导全球的话语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要在这个体系里崛起、发展、为自己争取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个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规则。

（摘编自《华为：荆棘丛生的国际化道路》）

材料二：

    近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的“新常态”之下，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首先必须掌握好法律工具。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进程，就意味着融入国际规则，在所在国法律框架下开展业务。这就要求中国的企业有更强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当今世界，虽然逆流横行，但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华为来说，只要技术领先，产品质量好，性价比高，最终可以赢得市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尽管遇到各种干扰和阻力，但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合作，企业和产品争取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正是回应这些干扰最好的方式。

（摘编自《竞争摩擦不可避免，但中国企业的全球抱负不应削弱》）

材料三：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碰商。中国秉持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一贯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我们对作出的承诺认真履行，对自身合法权益坚决维护。

（摘编自李克强总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色彩在服饰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物的塑造也有莫大裨益

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色彩的应用是和时代背景、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各不相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以“礼”为中心的色彩本质是一致的。色彩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状态、宗教信仰程度密切相关。红色被认为象征着生命、热烈、高贵、喜庆、常为达官贵人所用。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被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冷色则有朴素的象征，多为布衣百姓所用，但庶民百姓在古代的喜庆节日里也用红色，展示出一种交叉的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越礼”的用色是不被准许的。

中国服饰色彩的“五色”观念由来已久。《易经·系辞下》中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有衣与天相应，下有裳与地相称：天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取天之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用地之色为“黄”。上衣下裳，上玄下黄，

这便是中华服装的最初形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类的主观色彩意识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于是服饰色彩文化就带上了政治性、人文性的烙印，赋予了物质的色彩与精神的情感特征，以表达喜怒哀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各有喜爱的颜色，这与其各自的经历、教养和性格有关。基于此，曹雪芹就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出发，把不同性格的人喜爱的色彩加以点染，使其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较有力的艺术手段……

《红楼梦》中人物服装色彩的应用，也蕴涵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如：红楼服饰色彩中，红色是提到最多的，有三十多处，其中名目繁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杨妃色等等。曹雪芹事先为贾宝玉一角设定了红色作为其基调与背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贾宝玉少年时自诩“缝洞花王”。并将自己居所题为“绛芸轩”，一个“绛”字既点出了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草之联系，又再次点出了“红”字。大观园中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以及后来在诗社所起的“怡红公子”之号无不在提示这位贵公子是爱红之人。贾宝玉是贾府的贵公子，穿红、服红符合他的身份，也暗暗寄托了一份贾府上下对他继承家业使之振兴的殷切希望。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红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含义。汉代的刘熙在《释名》第四部中指出，“红色为赤，太阳之色”。因此，红色是一种极具活力与热情的色彩，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阳性气质。……而贾宝玉的“红色”性格特质恰与此都是相吻合的，曹雪芹在文中的服饰色彩中大量使用红色也暗含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绿色在《红楼梦》中则是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色彩符号。她的周围围绕着绿色的色彩氛围，如她的名字中包含了一个“黛”字，黛是青绿色用来画眉的墨；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住在“潇湘馆”，窗户糊着碧纱，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相互间的反差最大。但作者显然是想把这两种颜色统一起来，把这两个人协调起来，这寄托了作者对宝黛二人爱情的美好祝愿。

除服饰的色彩外，配饰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章。服饰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配饰不仅在人们的衣着穿戴方面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作用，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配饰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审美志趣、身份地位等。古人喜欢佩戴玉饰以喻君子之德，因此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注重礼仪的古代社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佩戴的饰品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周礼·大宗伯》载：“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描绘了数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仕女，她们的衣着面料、织锦花纹乃至头上所簪花朵发饰的数量与华丽程度都因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生动地反映了配饰在区分主人身份尊卑方面的内在含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配饰的语句，配饰是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例如：《离骚》中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句子；而曹植笔下的美丽洛神即使“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也要“披罗衣之璀粲兮，耳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了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场面，既委婉含蓄又打动人心，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用“蛾儿雪柳黄金缕”代指年轻美丽的女子，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字上的审美感受。

配饰不仅在诗词歌赋中闪耀光芒，在唐宋传奇、戏剧、明清小说中更是作为重要道具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就是以“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使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情节曲折跌宕而不散乱。用某一具体物件作为道具来贯穿全部故事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例如《一捧雪》和《桃花扇》都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用某一道具来贯穿情节，使故事一脉相连、结构精巧、关目紧凑，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8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内的石蒜（Lycoris radiata）陆续开始冲破土面，迎来每年的高光时刻。它们在烈日下高高地举起一支支花序，在碧绿的草地上绽放出艳如火球般的花朵——这是独属于植物的“多巴胺穿搭”。

“石蒜”这个名字对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它在佛教中的名称——“曼珠沙华”，以及在日本文化中的名称——“彼岸花”，却凭借着独特的神秘感令人印象深刻。石蒜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石蒜科石蒜属，其拉丁属名“Lycoris”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海神Nereus和Doris的一名女儿【答案】

（50位海仙女之一）的名字“Lycorias”，而其种加词“radiata”则指的是辐射状。石蒜的花呈鲜红色，每个伞形花序有花4～7朵，花被裂片向后反卷，并在边缘有因皱缩而形成的波浪形裙边。它的花蕊细长且略向上弯曲，长度明显长于花被裂片而伸出于花冠，像是一位位穿着华丽舞裙的舞女，展开柔若无骨的双臂，舞姿轻灵，步步生莲。

石蒜同它在厨房中的亲戚“大蒜”一样，隶属于石蒜科，但石蒜在石蒜属，大蒜却在葱属，因此石蒜并不是一种“大蒜”。它的鳞茎内有多种生物碱，虽不可直接食用却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例如，其中的石蒜碱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同时具有抗炎、解热、镇静及催吐功效，而其中的加兰他敏和力可拉敏则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重要成分。石蒜属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约10个可育的二倍体物种，而我国是该属的分布中心，属内约90%为中国所特有。这些物种的花色囊括常见的红色、金色、黄色、白色等，甚至海滨石蒜（Lycoris insularis）还会出现迷人的蓝色渐变。

石蒜的叶片呈狭带状，混生在草丛中时十分不起眼。每到春夏交替之际，石蒜的叶片便会慢慢枯萎，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由于夏季足够的高温以及充沛的雨水，石蒜的种球会在某一日突然苏醒，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地举起一支支的花序绽放美丽的花朵，直至花果期的落幕。石蒜的叶片会在秋季重新萌发，形成一轮循环，即“花叶老死不相见”的奇妙特征。正因如此，民间寓意它为“相念相惜永相失”，赋予它一种“永远无法相见”的悲伤。无独有偶，在西方国家，由于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石蒜属的物种又被称为“Magic lilies”或“Surprise lilies”——“奇妙百合”。另外，因为它总是在风雨之后开花，故也有“Hurricane lilies”——“飓风百合”之称。

石蒜常见于我国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多生长于林下山坡以及溪沟边。得益于基部用于储存营养的肥大鳞茎，石蒜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因此自古以来泚常有人家在房前屋后种植。此外，石蒜还有强大的无性繁殖能力，即使将其鳞茎切割，只要基部仍保留一部分根盘，即可重新生根，开始生长。因此，即使是在田边地头等有强烈人为干扰的环境之下，也常能看到成片的石蒜。

石蒜被古人唤作“金灯花”，因独特的造型以及艳丽的花色而得名。北宋著名诗人晏殊曾作一诗来赞美金灯花——

金灯花

兰香爇处光犹浅，银烛烧时焰不馨。

好向书生窗下种，免教辛苦更囊萤。

在晏殊的这首诗中，他将金灯花与兰香、银烛相比，赞叹金灯花集诸多优点于一身，弥补了兰香焚烧时不够亮堂、银烛燃烧时没有芬芳的缺点，若是能种一些在书生的窗外，便可免去其囊萤夜读的辛劳。诗人用浪漫又夸张的反衬手法衬托出金灯花开花时香气四溢且又明艳动人的景象。实际上，包括忽地笑在内的多数石蒜属植物几乎没有香味，反倒是小部分种类如长筒石蒜（Lycoris longituba）有淡淡的香气。

艳丽奇特之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对象，而石蒜因独特的生活习性，更是被文人们赋予了诸多比喻象征意义。例如，在唐代，金灯花有“俗恶之花”之称，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卷十九》有言，“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而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则在《金灯草赋》中描述它为“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葩而不群”，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它的赞美。

时至今日，国内的花卉市场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外来“石蒜”，常见的如原产于南非的尼润石蒜属（Nerine，有趣的是，该属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50位海仙女的统称“Nereid”）。它们不仅开花时有叶，而且花瓣厚实，花期非常持久，花瓣表面在阳光下甚至能呈现出如珠宝般的璀璨光泽，因而也有“钻石百合”的别称。此外，尼润石蒜的花径也相比石蒜更大一圈，在鲜切花市场上深受花艺师的喜爱。而在2021年切尔西花展中惊艳全场的“Amarine”[由尼润石蒜属与孤挺花（Amaryllis belladonna）跨属杂交而得]更是以大花、丰花的特点令人赞不绝口。

石蒜虽美，但莫要随意折枝。如果皮肤接触其花秆流出的汁液，一些过敏体质的人会产生过敏反应，所以在观赏时需尽量避免触碰和误食。华南植物园内石蒜属植物有石蒜和忽地笑两种，前者在8—9月盛开，游人若是错过，可在9—10月观赏花期较迟的忽地笑。

（摘编自《红艳似火的“彼岸花”，是属于夏末初秋的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