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

                                                                                                     李智福

        ①庄子与孟子同是战国中期人，同为思想巨擘，他们对“物之齐否”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的观点，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形式上，“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歧见之大，归本于哲人对世道人生不同的关怀方式和迥异的观照态度。

        ②庄子不是将万物强定为一尊，而是以承认“万物之不齐”为前提的，这种“齐”意味着承认一切存在皆有合法性、合理性。章太炎说：“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正是此意。庄子因“不齐”而走向的“齐”，是一种平等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对差异的包容，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的尊重，这与《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近似。同时，当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时，齐万物，一生死，生命也从高下区分的利益焦灼中悬解了出来。另外，庄子认为“齐物”的初始图景是人类未开化时的“至德之世”，那个时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对“至德之世”的呼唤渗透着浓浓的诗人之乡愁意识和哲人之批判精神，警醒着人类不可妄自尊大，时时需要反省。

        ③孟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悉心去论证“物之齐否”，而是用一句平实的常识之语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提倡“君臣并耕”的农家学派展开批评。当时农学学派之许行从楚国到滕国传道，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闻风而来，尽弃前学，从师许行。陈相将许行之学转告孟子，孟子深不以为然，乃从社会分化、商品交换、劳心与劳力分工等角度论证了这种“君民同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的。孟子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④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恰恰是反对对天下万物整齐划一，比而同之。天下之物的价值本应有大小多少之分，因此不可以“同价”贾之，如若以“同价”来买不同之物，必然会造成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若这种“比而同之”的思想上升至社会政治领域就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在孟子看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劳心者”与“劳力者”两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劳心者”从事治理、组织和教化之事，是“食税者”，古代圣贤如后稷、尧、禹等都属于这类人；“劳力者”从事生产劳动，包括耕作、做工和经商，他们要“上税”，为“劳心者”提供衣食之资。可见，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常识之语目的在于证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⑤庄子持“万物一齐”，孟子持“物之不齐”，二者不可同，不能同，不必同，亦无高下之分。在那个战乱频仍、世道窳败的战国之世，他们发现的是不同的症结，因此对“君臣佐使”的调配，亦大不同。唯其不同，才证明了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互诤互补。以孟子对人性之善的信念补庄子的自然天性论，以免人性的沉沦、堕落和虚无；以庄子“万物一齐”之自在的、诗意的、艺术的觉悟精神补孟子哲学所许诺人生之过于沉重的负担、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人生的异化、僵化、道学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07月27日第16版，有删改）

中国古时的城镇化：最早的“城里人”是什么人？

倪方六

    “城镇化”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所谓“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

    中国最早的“城里人”出现在何时？

    上查三代，现代的“城里人”大多是农村人。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时间基本一致。由于商品交易形成，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城”“乡”首现分离，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即学术界所说的“城市革命”。

    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用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第一批“城里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根据对《史记》等史料记载的分析，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城镇化运动，应该是由夏禹主导的。他把全国划分为徐、冀、兖、青、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级行政区。“九州”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于“商”这个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其灭夏前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用“绣”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商建立后，做生意已成为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概念因此而来。

    古代第一轮城镇化高潮是在哪个时期？

    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数量剧增，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因此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这期间，城镇化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应该是齐国。齐国都城临淄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GDP”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临淄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更为有趣的是，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临淄因此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

    据《史记》《战国策》诸史书记载，齐国至少有大小城镇81个，以每城万户、每户5口人来算，平均每座城镇有5万常住人口，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

    中国古人如何“农转非”？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然而，古代的户籍制度同样浇不灭古代农村人进城的热情，特别是在饥荒年间，由于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流民”云集的情况。

    怎么处置这些没有户口的“流民”？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积极救助，疏堵并用。一方面为“流民”建立临时户籍档案，发给其相当于现代的“暂住证”一样的“收执”，作为领取福利(钱、米等)的凭证，“流民”离开时销毁“收执”。另一方面接收“投资移民”，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进行一次，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绍兴十二年(1142)，户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分户口等级，“农转非”成为“坊郭户”。

    这些年来，乐坛不断爆发各种话题性的神曲。比如2016年年初，一首名为《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的歌曲爆红网络。那么，该曲又具有哪些新的特质，处在“神曲链”的什么位置上呢？对于听惯了《小苹果》《最炫民族风》《法海你不懂爱》这些“传统”神曲的人来说，《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着实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流行音乐中罕见的由40人合唱团演唱的男女8声部合唱，大开大阖，气势夺人，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哀婉低吟，中间又夹以内心告白、群口呼应、歌剧宣叙调，煮成一锅风格绚烂的杂烩，而所有这一切上下求索的，是一把钥匙的下落。

    看上去，这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正是网络次世代青年所热衷的话语风格，也是包括此曲在内的网络神曲广为流传的第一动因。这是一个杂烩的时代，世界动荡跳跃，人们不安于位，单一的传统风格越来越难激发年轻人的兴趣，各种无厘头的组合与新奇的搭配有时反而夺人眼球。《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以庄严肃穆的颂歌风作引，开头的旋律节奏令人想起卡尔·奥尔夫为中世纪诗歌谱曲的《布兰之歌》中的《命运女神》，后半部分化用了周杰伦《牛仔很忙》副歌里“不用麻烦了”的片段。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指出的后现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拼贴”现象。拼贴是对前人已有的艺术元素进行模仿，并非抄袭，而是以挪用的方式向传统致敬。詹明信对拼贴是批判的，但今天看来，拼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各种越位、重组和打通的文化活动的表现。奥尔夫的原曲以短促威严的旋律表达命运的无常和人们的怨念，现在用来询问一把普通的住宅钥匙在哪里，大材小用，令人发噱。但这种诗性与日常生活场景的不谐和叠加，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多声部结构，能够拓展传统单一的审美期待，让人获得更有弹性的艺术体验。

    不过，在以前的文艺作品中也有找钥匙这种事。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热潮中有一首名作，就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在这里，作者梁小斌暗喻的是动乱的“文革”让人失落了价值的坐标，钥匙象征着心灵新的方向。有意思的是，朦胧诗在当年也是一种错位的话语，这既造成了它的流行，也带来了不少争议。比较这两个不同时代的越位，它们都在打破既有的艺术定规，扩大审美空间。不同的是，在朦胧诗那里呈现出心灵的痛苦和沉重的思考，而《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这类作品中的痛苦则通过戏谑化和自嘲化等方式得到了消解。请注意，消解不是消失。在网络时代，人们对爱的渴望和焦灼找到了新的排遣方式，把痛苦对象化、距离化和戏谑化，在这过程中达到与现实新的和解，而群体化和狂欢化的网络新媒体又为此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门，没有不坏的锁，也没有不会遗失的钥匙，一代代的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钥匙，打开自己的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材料一：

    2014年11月，中国在浙江乌镇举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盛会吸引了全球目光。“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名字就很“响亮”。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来，由中国倡导并举办世界互联网盛会，还是第一次，彰显了互联网大国的自信。参加这次盛会的嘉宾可谓“明星云集”。作为分析全球互联网行业趋势动向，梳理全球互联网阶段性发展成果，共商互联网业发展前景的高端会议，此次大会第一次汇集了来自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名网络界领军人物共商发展大计。此次大会设置了8大板块、13个分论坛，涵盖网络空间各领域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在分论坛议题的设置中，不仅第一次全景展示中国互联网发展理念和成果、全方位展示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成就，而且就世界性的互联网热点议题进行头脑风暴。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材料二：

    乌镇与世界互联网大会结缘，古老历史与未来技术的牵手，赋予“万物智能互联”丰富内涵——站在屏幕前，便可通过人工智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幅有世界名画特色的艺术照；走上传送带，就能跟随交互设计穿越到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听机械臂灵巧拔动“手指”演奏《茉莉花》，化身航天员登陆“月球”……今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然而迈向“万物智能互联”，有喜亦有忧。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中国始终发挥着负责任网络大国的作用，努力做网络空间发展的贡献者、网络空间开放的推动者、网络空间安全的捍卫者、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建设者。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3日）

材料三：

    今年是互联网发展五十周年，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这个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望成为全球互联网再出发的新起点。

    全球互联网极大激发了社会传播能力，但是这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格局充满着悖论。一方面，互联网的跨界发展嵌入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整体政治经济格局中，延续着不均衡、不对等、不具代表性的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霸权话语却推崇同一性的发展与治理模式，漠视全球各地差异化的历史文化与发展诉求，其结果是该话语体系与现实层面的断裂，既无法反映也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日益尖锐的危机和抗争。互联网发展正进入下半场，技术发展需要追求更具代表性的道义标准。只有克服遏制论、威胁论等零和思维和霸权模式，互联网才能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催化剂。

（摘编自洪宇《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光明网》2019年10月25日）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定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性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能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讲究形象性、跳跃性，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要加上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及放飞联想和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