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 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 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

    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 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 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文化中国。 （摘自 2014 年 01 月 06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天才与灵感

朱光潜

    灵感既然是突如其来，突然而去，不由自主，那不就无法可以用人力来解释么？从前人大半以为灵感非力，以为它是神灵的感动和启示。在灵感之中，仿佛有神灵凭附作者的躯体，暗中驱遣他的手腕，他只是坐享其成。但是从近代心理学发现潜意识活动之后，这种神秘的解释就不能成立了。

    什么叫做“潜意识”呢？我们的心理活动不尽是自己所能觉到的。自己的意识所不能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就属于潜意识。意识既不能察觉到，我们何以知道它存在呢？变态心理中有许多事实可以为凭。比如说催眠，受催眠者可以谈话、做事、写文章、做数学题，但是醒过来后对于催眠状态中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往往完全不知道。此外还有许多精神病人现出“两重人格”。例如一个人乘火车在半途跌下，把原来的经验完全忘记，换过姓名在附近镇市上做了几个月的买卖。有一天他忽然醒过来，发现身边事物都是不认识的，才自疑何以走到这么一个地方。旁人告诉他说他在那里开过几个月的店，他绝对不肯相信。心理学家根据许多类似事实，断定人于意识之外又有潜意识，在潜意识中也可以运用意志、思想，受催眠者和精神病人便是如此。在通常健全心理中，意识压倒潜意识，只让它在暗中活动。在变态心理中，意识和潜意识交替来去。它们完全分裂开来，意识活动时潜意识便沉下去，潜意识涌现时，便把意识淹没。

    灵感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它好比伏兵，在未开火之前，只是鸦雀无声地准备，号令一发，它乘其不备地发动总攻击，一鼓而下敌。在没有侦探清楚的敌人(意识)看，它好比周亚夫将兵从天而至一样。据心理学家的实验，在进步停顿时，你如果索性不练习，把它丢开去做旁的事，过些时候再起手来写，字仍然比停顿以前较进步。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在意识中思索的东西应该让它在潜意识中酝酿一些时候才会成熟。功夫没有错用的，你自己以为劳而不获，但是你在潜意识中实在仍然于无形中收效果。所以心理学家有“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泅水”的说法。溜冰本来是在前一个冬天练习的，今年夏天你虽然是在做旁的事，没有想到溜冰，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却恰在这个不溜冰的时节暗里培养成功。一切脑的工作也是如此。

    灵感是潜意识中的工作在意识中的收获。它虽是突如其来，却不是毫无准备。法国大数学家潘嘉贵常说他的关于数学的发明大半是在街头闲逛时无意中得来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向来没有在数学上用功夫，猛然在街头闲逛时发明数学上的重要原则。在罗马落水的如果不是素习音乐的柏辽兹，跳出水时也决不会随口唱出一曲乐调。他的乐调是费过两年的潜意识酝酿的。

    艺术家往往在他的艺术范围之外下功夫，在别种艺术之中玩索得一种意象，让它沉在潜意识里去酝酿一番，然后再用他的本行艺术的媒介把它翻译出来。吴道子生平得意的作品为洛阳天宫寺的神鬼，他在下笔之前，先请斐曼舞剑一回给他看，在剑法中得着笔意。王羲之的书法相传是从看鹅掌拨水得来的。法国大雕刻家罗丹也说道：“你问我在什么地方学来的雕刻？在深林里看树，在路上看云，在雕刻室里研究模型学来的。我在到处学，只是不在学校里。”

    从这些实例看，我们可知各门艺术的意象都可触类旁通。书画家可以从剑的飞舞或鹅掌的拨动之中得到一种特殊的筋肉感觉来助笔力，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胸襟来增进书画的神韵和气势。推广一点说，凡是艺术家都不宜只在本行小范围之内用功夫，须处处留心玩索，才有深厚的修养。鱼跃莺飞，风起水涌，以至于一尘之微，当其接触感官时我们虽常不自觉其在心灵中可生若何影响，但是到挥毫运斤时，他们都会涌到手腕上来，在无形中驱遣它，左右它。在作品的外表上我们虽不必看出这些意象的痕迹，但是一笔一划之中都潜寓它们的神韵和气魄。这样意象的蕴蓄便是灵感的培养。

选自朱光潜《谈美》）

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

林木

    目前中国画界有个悖论让人十分好奇。一方面，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的倡导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写意画早已陷入困境。

    目前的一些展览，工笔画的参展及获奖作品数量绝对在写意画之上。又如在面对现实的一些创作领域，大写意更显尴尬。20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历次批判，其实矛头主要是冲着中国画中的写意画去的。不论康有为、鲁迅还是徐悲鸿们，批评的都是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而对工笔画不仅没批评，评价还很高，尤其对以宋画为代表的中国院体工笔画系统反倒有极好印象。不仅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是如此看，国外的学者也这样看。

    正因为写意画目前的窘境，所以倡导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强势人物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倡导，更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个焦点现象。

    写意画的窘境其实是与对写意画的认识直接相关的。如写意画就是“写”，而“写”就是“以书入画”，“以书入画”就是以书法线条入画，尤其是以行草书入画。不仅当以如此线条入画，还当以水墨为之。这样，大写意画语言的套路就定型了：急速的行草书法中锋式线条加水墨入画，这是写意画的笔墨套路。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当然还不能画得太实，必须简。岂不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么？八大山人已是榜样之榜样，你还敢画实画繁么？于是简笔造型是又一套路，一些大写意画家画得儿童画一般，技巧全无。写意画还有题材套路，其中又以传统文人画之“四君子”梅兰竹菊为千年不易之“母题”。千年以来，成千上万的画家迷恋简笔造型，画同样已成套路的相似性的题材相同的母题，怎么可能不相似不雷同！就算是龙虾珍贵，天天吃顿顿吃也会吃倒味！今天的水墨大写意就好像是我们国画界的“龙虾”！

    画界吃腻了“龙虾”时，当代工笔画横空出世：你用急速的行草用笔，我用严正的楷书用笔；你儿童似的简笔造型，我则严谨的写生写实；你天天画千年不变的传统母题，我画天天看到的丰富无比的现实生活；你用单纯至极的水墨，我用千变万化的色彩；你总是老气横秋的古典意趣，我幅幅生气勃勃的现代情感……倡导写意画的人总把写意或大写意当成中国画的本质，所以他们的倡导总是义正词严。对中国绘画来说，通过主观表达的需要主观化地改造对象以应表达的“意象”才是中国绘画体系的核心。这样，宫廷表达的富贵意象成为院体画工笔画，宗教表达的神圣意象成为宗教画，民间表达的吉祥意象成为民间画，文人表达的超然意象成为文人画……各路数的传统绘画中还可再分一些绘画类型，如此看来，把大写意标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绘画，把大写意精神标榜为中国绘画核心精神，既不合情理，亦不合史实。“写意”之前中国就没有艺术精神？

    写意困境如此，水墨大写意就没有出路了？当然不是。当代画坛仍有不少突破常格以写意或大写意名世的优秀画家。既然上述关于写意的套路成了障碍，但写意的内涵，那种狂放、那种力量、那种无所拘束一往无前的精神气势不可以发扬光大吗？笔者在贾浩义的画册中还能看到他早年用过、今天还在流行甚至倡导的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形很准，笔墨也很好，但如果没有对中国意象本质的哲理探索、对写意内在精神的深入把握、对写意语言的自由转换，一如今天画坛绝大多数写意画家那样，能有今天风格独特而备受称赞的老甲吗？

（选自2015年8月9日《中国文化报》）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编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改动)

    “小历史”的盛行作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丰富多样、纷繁复杂的。在历史的新陈代谢中，除了有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事件、小人物、小习俗；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等大概念，还有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小方面。对于历史，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些“单个的意志”、“特殊的生活条件”，在历史的发展中虽不耀眼夺目，并最终被包含在历史的合力中，但这些意志并不等于零，并非历史必然性的“奴隶”。这些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容易被遗忘的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着，并与那些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以说，宏观的“大历史”研究勾勒出历史之经纬，却难以反映历史本来极其生动的面貌。要把握历史的多面相，微观的“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仅仅满足于大事件、大概念的探讨，习惯于综合性、总体性的分析，眼里只有改朝换代、治乱兴衰而不见民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过滤掉丰富多彩的细节而把历史抽象为条条框框，这样的研究就会陷入空泛，枯燥无味。因此，漠视“小历史”研究，将其斥为对历史细枝末节的纠缠，显然有失偏颇。

    “小历史”的微观取向让我们看到了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提供了参考。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是简单地对具体史实的罗列、对浩繁史料的考证和对轶闻逸事的辨析。仅仅满足于此，即使把某些历史细节搞得一清二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还是支离破碎、缺乏意义的，最终这些引人入胜的“小历史”只能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我们对历史总体的把握还是茫茫然、昏昏然。历史研究还需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衰之理，以史为鉴、鉴往知今，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小历史”微观研究的同时具有宏观的意识和宏大的视野，在一头扎进“小历史”的天地里寻找历史蛛丝马迹的同时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进行俯瞰式考察，善于用不同焦距审视“小历史”，从“小历史”中见大社会，从大社会出发理解“小历史”。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古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

    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

    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

    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