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卢梭谈到教育时指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良的、纯洁的，人生来爱自由，……偏见、权威、需要、先例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他的天性，而不会给他添加什么东西。他的天性像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碰来碰去，东弯西扭，不久就弄死了。”

——卢梭著《爱弥儿》1762年

材料二：“吾人所需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今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陈独秀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指出卢梭教育思想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的不同，并分析不同的原因。（要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材料一：“克己复（合）礼（规范）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论语》

材料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等人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固”，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材料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其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

材料二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在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够感和强化。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因而西方知识分子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材料一  甲午战后，严复提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1898年，康有为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1903年，康有为表示“有竞争则不能平等，则人人不能皆强……于是有弱者矣，于是有危者矣”。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49)》等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1917年1月，胡适表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18年11月，李大钊指出欧战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919年5月4目，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示威，提出“外争国权、肉惩国贼”等口号。同年6月5-11日，上海参加罢工的工厂企业达50多家，参加罢工工人前后有六七万人。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