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

《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而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  1915至1918年，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几乎是倾全力于思想解放；1919至1921年，为第二期，几乎是倾全力于宣扬西方思想，凡是中国所无，前未之闻的学说主义，无不视为救世良药，尽量输入，一律欢迎，尤喜爱新鲜而有刺激性的各种社会主义，近于一种宗教热。

—摘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达回忆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十分困难……1920年4月，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正是在到北京和上海去同李大钊、陈独秀等长谈并且阅读了一些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他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