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大玩具

    几个月前，只要天气差不多的时候，你来到我们小区的停车场，肯定能看到张叔叔。他会主动上前帮陌生人看着倒车然后搭讪几句，或者跟流浪狗念叨，教育它们不要在汽车的轮胎上撒尿。但他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一辆崭新的蓝色SUV方圆十米内，孤独地在那里擦车、看报纸，或者干脆对着阳光发愣。他那数十年弥新的金丝眼镜和发亮的车漆互相映照，一派形影相吊的样子。我们都说，叔叔的车是个大玩具。

    张叔叔儿子没出生两年，媳妇就跟人跑了。张叔叔是最早服务于外企的那拨儿职工，穿着与用度都十分不凡。80年代那时候，叔叔走到哪里总带着他小小的儿子，而他的儿子穿着一身外贸小牛仔服，拉着一辆大大的玩具卡车。当时，我们手里都是巴掌大的小汽车。奇怪的是，他儿子很少跟我们玩。因为他爸爸老怕他儿子丢了，所以出去从不把他单独放在家里，也不让他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他老带着儿子出去买菜，他儿子的大卡车上总有大米、白面的痕迹，还有醋的味道。原来他爸爸总让他卖苦力，所以他就被大一点儿的孩子叫作童工。

    童工也没怎么上学，早早就进入社会闯荡。搬到这个新小区的时候，倒也已经是一个民企的副总了。他老想给他爸买辆车，但叔叔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前几年北京一限号。叔叔突然有了危机感。于是，也申请了摇号资格。好不容易，摇号指标下来了。他儿子迫不及待地给他买了一辆进口的SUV。他说，我又不上班，你给我买这么好的车干啥？童工说，限号的时候我要用的嘛。可是，也从没见他开过。

    刚买车的时候，叔叔最喜欢有人这样问他，这车不错啊，得三四十万吧。然后他有些得意地说：“不止呢，60多万呢？”可是，时间一长，这个大玩具给他罩上了各种不同光环，让他有些发蒙。他晚上送一个姐妹去跳广场舞，结果被人家老头子看见，弄得人家差点儿夫妻不和，说是攀高枝儿。一次，天挺晚的，他发现路边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姑娘，好心想搭人家一段儿。没想到刚把车停在人跟前，还没等绅士地微笑一下，人家大叫一声，然后就跑了。他说，女孩一叫，他感觉是四周楼房的万家灯火全亮了，自己虽在车里却感觉被扒光了衣服。

    后来，他把这些苦恼全给他儿子说了。童工也对叔叔说：您知道我小时候去玩具店，您给我买了最贵的大卡车，说这最漂亮最威风，其实，我最想要一个普通的小吉普车，这样就可以跟小伙伴儿们一起玩。叔叔说，是啊，这玩具只有和人一起玩才能叫玩具，你还是帮我找一辆便宜点儿的车吧。开着这车到路灯下借光和老哥们儿斗地主，我觉得老不舒服。

    好在最近，叔叔又开着一辆二手车在小区里混了。他又可以肆无忌惮地跟那些遛狗的大妈们聊天了，也没有了他们的丈夫嫉妒的目光，算是继续为小区的和谐做出了贡献。问及他那个大玩具，他说：“我儿子做生意欠了点儿钱，拿去抵了，估计是回不来了。”于是大家又语重心长地劝他宽宽心，虽然他也没听进去啥，但他知道以后再不会一个人玩玩具了。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节选）

臧克家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时光倒转了我们的角色

    ①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例行一问之后，她突然抽噎起来，语不能成句。

    ②心忽地一紧。无数个不好的念头飘过，强迫自己定了定神，故作镇定地安慰她，别哭别哭，慢慢说。

    ③我妈是个大夫，或许是职业使然，她生活中敏感、自律、坚韧，偶尔情绪激动也不过是声调拔高几度，总的来说，偏高冷范儿吧。此刻，她压低了声音，竭力控制着语调，试图挂断电话，“妈妈一会儿再给你打”。我相信，她重拨过来说的话一定不是现在要说的。我克制着紧张，放慢了语速，“不要挂，现在说，好不好”？然后，就听到哭声越来越大，贴在耳边，却震得心慌。

    ④这个反常的电话，诱因却简单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她和我弟因为琐事拌了嘴，一个精心准备了午饭想着言归于好，一个却赌气不肯吃饭，摆出了冷战的架势，两天没说话。

    ⑤哦，就这样么？我试着想象电话那边的样子，家里客厅的棕色沙发上，我妈举着电话，捏着纸巾，啜泣低语，很生气，更多的可能是委屈。

    ⑥但这真不像她。

    ⑦记得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妈腰椎间盘突出，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我每次打电话，响一声两声就被接起来，虽然觉得奇怪，但完全听不出异样，以为她只是不忙。直到她能下床走动，病情好转，才轻描淡写地说她停诊一个多月，当然可以随时接电话。

    ⑧在我妈看来，她就是医生，没必要让一个千里之外的孩子牵肠挂肚。等我寒假回家，我妈看上去一如往常，上班，坐诊，忙着给我做好吃的，我跟以前一样晚睡晚起玩得不亦乐乎，这事连同这病轻得好像没有来过。

    ⑨有时候，一个不算坏的结果会让人不想回忆过程的艰辛。但现在想来，久不归家的女儿，面对病愈的母亲，却不知道关心安慰。我妈除了难过，应该也有委屈吧？从上大学起，聚少离多就成了常态，和父母的交流都淹没在了电话里，进行时中的喜怒哀乐被生生地沉淀下来，直到嘘寒问暖都成了惯例。

    ⑩现在，我妈正努力打破这个惯例。她把这场冲突的每个细节都讲给我听，前因后果，时间、地点，甚至我弟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所有这些都是证据，都是要让我得出一个结论：错的是那个浑小子！

    ⑪然而，还原现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之前讲的故事太少，信息通报式交流的后果就是严肃有余生动不足。

    ⑫现在，为了证明她本认为不需要证明的A结论，她不得不给我讲A1，A2，A3……

    ⑬听着听着，我心里突然一阵发酸。小时候，我和弟弟为一个苹果吵到我妈那里，说一堆理由，列一堆证据，只为让我妈把大个儿苹果分给自己……

    ⑭在我妈看来，苹果的归属当然不是大事，正如在我眼里，这场争执也是小事一桩。但我妈就像那时的我们，离题万里却不自觉，越说越多，只等我表态说，是啊，是他做得不对。

    ⑮猝不及防，时光就倒转了我们的角色，已经到了我担心她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