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网络文学的新贡献

桫椤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始终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中摇摆前进。但是，基于人类情感的稳定性，文学所要表达的人的内心世界已是“常量”状态，唯有文学的形式才是“变量”。从甲骨文到当代长篇小说，

    从希腊神话到后现代主义诗歌，我们看到的多是形式上的变化，文本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写并无太大的差别。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技术下的文学样式，其“新”也在形式上。

    网络文学的出现颠覆了文学要以“书”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网络成为文学的载体，文学的传播方式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文字的黑白意境被光怪陆离的光电幻境所取代。如同从原始岩画、陶器到青铜，从竹木简到帛和纸，文学又一次迎来了载体形式的变化，这是文学最典型的“当代性”。

    除了载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注入的另一股新力量，是它所引起的文本形式的变化。从早期的《悟空传》到改编为电视剧走红的《甄嬛传》，它们都在以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文本样式发挥着吸引读者的优势。叙述以对话为主，读者与文本的交流模仿网络聊天的样式；段落容量短小，甚至以句号分段，每一句话都成为一段，令读者从冗长、复杂的文本段落中解脱出来，以轻松、快捷的愉悦体验完成阅读。受此影响，当代文学作品在文本形式上正在悄然变革，一些传统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段的描写或抒情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短小精悍的对话和叙述。

    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新的语言形式的吸收和运用，这主要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用语和对网络语言的大量运用上。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学所使用的话言已经完全没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特别是在大量的对话描写中，基本上是日常口语的翻版，具有鲜活的现实元素。

    当然，任何艺术形式都不会是纯粹的形式艺术，即便是那些“无厘头”的篇章，也一定在表达某种意义。望文生义地理解“网络文学”，仿佛网络是形式，而文学是内容，但事情远非这样简单，网络文学也不是文学在网络上流传这样简单。在天马行空的瑰丽想象和简朴随意的表达中，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进行着新的探索。

    以网络小说为例。网络文学的某些类型正走在一条文学的“返祖”道路上，诸如那些神魔、仙侠、玄幻等类型化作品，它们的创作甚至直逼文学源头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所不同的是它们的作者并非像文学的祖先们那样，以懵懂的目光认知世界，而是怀揣现代科技重新审视人的存在。

    不过在所谓“快餐阅读”时代，网络文学语言的澄明性上升而遮蔽性下降，作者代替读者进行文学性思考，将作品所反映的文字背后的意义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不需要进行深度思考即能知晓作品的内涵。信息时代来临，网络充当着这个时代的主流表达方式，网络文学也是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面对争论和质疑，网络文学也亟待进行自我调整与变革，努力呈现出新的面貌。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

    粱启超在《书法指导》中曾提到，学书法，不宜从赵孟頫、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学，易导致笔力软弱，无“丈夫气”。梁启超这番基于书法气质所下之论断颇有见地。“丈夫气”固然不是书法所有之必须，却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气质。

    何为“丈夫气”？《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气”，即是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有毅力、不忸怩、不矫饰。书法的“丈夫气”，则是融书卷气、金石气、士大夫气、雄健气于一体的阳刚博大的精神气质，是书法雄健、雄强之气的一种拟人化表达。这其中，书卷气尤为重要，没有书卷气的“丈夫气”，常是一种狂怪之气、粗鄙之气和莽夫之气，去书法之本质远矣。“丈夫气”是书法的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

    客观来讲，书法之美并无优劣之分，有阳刚雄强之美，也有阴柔妍媚之美。然而， 阴柔妍媚之美虽是书法的一种气质，当代书法艺术却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书风，绝不能缺少昂扬的精神气度。我们经常会看到汉简书法、石刻书法上的长撇大捺或最末一长竖笔，划破长空，震撼人心。要知道，这种艺术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贵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书吏。可见，在汉代，任何一个阶层，只要稍识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强烈的书法艺术表达冲动，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

    汉代之后，从曹魏到北周，书法艺术几乎都表现为一种阳刚伟岸之象，可谓“丈夫气”十足。东晋时帖学已经完善成熟，书风则为之一变，开启了南朝风雅，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但帖学书风在运笔上过度强调点画二端的表现，容易产生浮浅平滑、飘浮空怯等弊病，其雄豪之气逊于汉魏。到唐朝，雄强阳刚的书风重新被崇尚。到了清代，碑学开始兴盛，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碑学的拙朴、倔强、瘦硬特点，促生了金石书风。金石气使书法呈现出阳刚之美，书法审美产生巨大变革。但碑学书风厚重的结体容易失之荒率粗糙、 狂肆怪野，为了克服碑学书风的弊端，有人提出了碑帖结合的方法。曾国藩曾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碑学固可以救帖学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学之妍雅救碑学粗鄙之弊。

    书法审美总是在一种正反合的历史轨迹中前行，但不论如何发展，书法的“丈夫气”都极其重要。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主流书风之中。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需要一种大丈夫的担当精神，尤应要倡导与时代精神相符的阳刚大气的书风。

（摘编自朱中原《书法要有“丈夫气”》，有删改）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