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爱”构筑的理想王国

——读《边城》

    ①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叙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 一个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有一户独处的人家，住着摆渡的老船工和外孙女。老船工年逾古稀，小孙女翠翠情窦初开。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那么好，那么俊，都爱上了翠翠。大老托人说媒，老船工满心欢喜，可翠翠不高兴，翠翠对二老动了情。大老下船跌进了激流，二老也出走了，老船工在误会中大病一场，在风雨之夜归天了，只留下翠翠守在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故事结束了，山依然青，水依然绿，人依然那么美。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边城》，那就是：“美”和“爱”。

    ②《边城》中无处不美，山美、水美、人美。“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作者用简简单单的文字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桃源。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在读者面前，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忠厚善良的老祖父，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他却忠于职守，寂寞地守着渡船。过渡的人感激老人的热诚尽责，馈赠他，他却“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静静地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老船工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边城》中的人都那么美，慷慨好义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正由于这些具有美好的心性的人们，才形成了《边城》淳厚的民风，安静和平的空气。可是沈从文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花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的“美”是集中通过“爱”来表现的。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

    ③《边城》本来就是讲述翠翠的爱情，傩送放弃了碾坊，“意思还在渡船”。翠翠在傩送走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们的爱是纯洁无瑕、忠贞不渝的。天保、傩送兄弟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弟弟，傩送愿意代哥哥对歌。虽是爱情的竞争对手，却也襟怀磊落。顺顺对儿子的爱和赞赏也溢于言表，顺顺本是泅水的好手，待得傩送能氽水捉鸭子时，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向孩子们说：“好，这种事情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老船工对翠翠的关心自然是无微不至的；老船工死后，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以及老祖父与过河客、卖肉的争执谦让，都显示了边城人以诚相待、相互友爱的美好情怀。《边城》隽永的文字弥漫着边地山村的浓郁气息。在三十年代那喧嚣的都市阁楼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画中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缥缈美丽的桃源，那是沈从文的梦中世界，理想王国。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第九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活起来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非遗是独特的。为大众熟悉的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选取特定材料，用传统技艺进行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信息和情感投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种独特性，恰好是这些非遗项目的市场价值所在。将这部分非遗资源转化为物态化的产品，既能为非遗的保护传承造血，也可以让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产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分享非遗文化蕴涵。传承保护得益于此，非遗的创新发展也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在不少地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用得当，无疑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多赢之举。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不是“开发”。所谓“生产性保护”，其核心依然是保护，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开发”文化遗产的表述，长期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对文化遗产而言，“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开发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让非遗走样，最终伤害的还是非遗本身。

    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融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要用机器大批量生产非遗产品。看到机器压的皮影、剪纸，机器印的年画，人们会有这样的困惑：这些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能叫非遗吗？一些号称非遗的产品，采用化工原料快速染制，低价卖给游客。游客多非专业人士，就是到此一游，图个便宜、买个新鲜，既不了解，也不会挑剔制作方法。

   殊不知，这种成本低、来钱快的好办法，却是在自我伤害。仅从生产技艺上看，机器生产不仅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生产效率、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如此竞争，真正的非遗产品自然吃亏，李逵也就打不过李鬼了。如此偷梁换柱，用工业文明替代了手工文明，非遗产品也就徒有其名了。

    这种现象的流行，当然与商家重利的投机心理有关，也与人们对手工价值的忽略有关。真正的非遗产品，且不说材料的难得，仅手工艺人的培训和制作过程，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一双内联升的手工纳底布鞋，恪守每平方寸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需要耗费1个熟练工人3天的劳动。这样的非遗产品怎么能与胶底布鞋或者运动鞋等价？

    优秀的手工作品，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价格，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全球公认的奢侈品品牌，无论汽车、手表还是皮具，在品牌文化之外，强调的都是稀有的材质和精良的手工。只有当优秀手工制作的价值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非遗鲜活起来、大放异彩的时候。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说意境

叶朗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是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耐人寻味：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而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正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中国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人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在儒家的生命观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乃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都有血脉亲情，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这是天伦。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种观念对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楼宇烈《家是中华文化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