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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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琐忆九叶诗人唐祈先生

    唐祈先生生长于南昌，但他更喜欢说自己是苏州人，因为他家祖籍苏州，我们算是同乡。所以，我与他初次见面就显得挺热络。那时我们都远离江南故地，在大西北的兰州。

    唐先生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非常喜欢写古体诗，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先后给他请了两个家庭教师，一个给他讲国语、英文和数学，一个给他教国学，讲《孟子》、《诗经》。他的姑外婆经常来找他妈妈聊天，她们聊的内容，多是古体诗的写法。有一次，她们聊得起劲，没有想到边上的唐先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诗歌之路就这样迈步了。后来，全家随父亲来到兰州，正值抗日救亡高潮，他也加入到了这一大潮中，在写诗的同时，还从事了进步戏剧运动。这时，接触到了不少在兰州的诗人，也写了不少诗歌。

    1987年，我们学校的诗社请唐祈先生来做讲座。那时的唐祈先生已经67岁了，但身子骨看上去相当硬朗。唐祈先生很健谈，而且记忆力好。那天的讲座主要是介绍性地阐述九叶的诗学主张，特别谈到苏州人性格和苏州文化品格。他说，外面人总是认为，我们苏州文人多，文人比较文弱，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对“勇敢”的片面理解。勇敢指的是文化气质的支撑和道义观念的表现。苏州历史上不乏仁人志士，有杀身成仁者，有为民请命者，有暴力起义者。

    2001年8月上旬，我去参加第五届国际青海湖诗歌节。期间，居然遇到唐祈先生的一位老学生，蒙古族诗人阿海林。他是唐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庶出的。但是，在精神气度上，我觉得自己与唐先生颇有相似之处。唐祈先生是东西南北人。他生长于东南，到西北上大学，所以他经常说他是东西南北人或东南西北人。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的回答和唐先生一样。我们俩共同的特征就在于这“南北通透”的个人性格与写作风格。唐祈的牧歌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西北草原生活的体验，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当然，在年轻时代，我是自己的选择，他是不得已的，东南故土已是日寇铁蹄下的焦土，他只能转向西北国统区。所不同的是，我只把西北作为一个炼钢炉，锻炼一下我的青春和意志；1991年甫一毕业，我就逃离了。而他194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西北，任兰州省立工专教师。

    中年之后，唐祈先生到西北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且比我更坚定。1979年，他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毅然离开京城，远赴大西北扎根落户，乃至认西北为故乡。

    有一个疑问曾经萦绕在我心头：大西北真正吸引唐祈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唐祈先生曾经自答：“到西北高原找回我年轻时写诗的‘基地’，找到曾哺育过我的诗的少数兄弟民族。”其实，他回到西北这一决定和举动并不仅仅是为故地重游，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意义；而是为“培养新一代少数兄弟民族青年诗人尽我微薄的力量”。他喜欢在“少数”和“民族”之间加上“兄弟”二字，他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可见一斑。

    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间，他确实为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诗歌尽了力——不是“微薄”的，而是很大的力，培养出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唐祈先生那时候身体好，干劲足。他自己也觉得老当益壮，说：“这批青年诗作者也给予了我一种西北高原的青春的力量，鼓舞我同他们一道在诗歌的大路上向前走去。”

    唐祈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西北高原。唐祈对西北精神风貌的迷恋和向往，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觉的选择。作为华夏文明中人，他自己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需要刷新，但在汉语文化语境本身之中，他很难实现突破，除了向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寻找刺激性的资源外，他也在向周边少数民族汲取精神养料。就文本资源而言，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歌。我还记得，在他任主编的新版《中国新诗》杂志里，登载了不少那类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儿”。有一段时间，我去旁听了一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课程，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化用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就是因为受到了唐祈先生的影响。

    运用西北少数民族刚健的精神资源和朴拙的文本资源，来更新或补充熟透了的汉语中心主义文明，唐祈先生是这个方面的老先锋，而且坚持得最久。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唐祈的创作以独特的牧歌意绪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人民生活的体验，由此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这种融合在唐祈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南方人的心态和眼光打量北方风情、建构了独特的抒情话语，在情绪内涵上则是沉思、迷惑与希望的交织。（百度百科）

孔子求学

    孔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分两个阶段：15岁以前上平民学校，15岁以后转入自学。

    古代平民学校，按孟子的说法，夏代名“校”，商代名“序”，周代名“庠”。庠、校都是教育的意思，序，即射，乃就其军事训练而言。这种学校设在平民居住区，每年夏历10月秋收后由当地父老教育未成年子弟，教学内容一般为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孔子家境贫寒，但在母亲支持下，仍能在农闲时入校学习。他后来有能力自学，实得益于此；孔子熟悉射御，懂得军事，这同他小时所受的平民学校教育不无关系。

    古代平民学校又是当地群众议事和集会游乐的场所。《左传》襄公31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是他们在此议论朝政的例子。群众集会，主要是祭祀活动。《周礼》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就是指在春、秋二季举行群众性的社祭，并在州序进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男女盛会，济济一堂，杀牲祭飨，载歌载舞，举杯祝酒，气氛热烈。家乡的大型民间礼仪活动对儿时的孔子富有吸引力，《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设俎豆（一种礼器），设礼容”。童蒙天真的孔子自然没有想到，他这种模仿成人祭祀的儿童游戏，竟成为他以后学习礼仪的起点。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平民学校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望。在无法进入贵族子弟大学深造的情况下，孔子决心自学。他在《论语》中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其自学的主要内容即《诗》《书》、礼、乐等。《诗》即《诗经》，《书》即《尚书》，都是孔子在鲁设教的两门课程，因此它们必是孔子设教以前在鲁研读过的。孔子引述过《志》，这也是他熟悉的一种古书；他还提到“方策”，即板书和简册。这些记载周文王、武王时期政治的板书和简册，自然不止一种，同样为孔子所熟悉。在典籍丰富的鲁国，孔子有可能见到这些读物，并为他所通晓。

    礼，即社会礼仪制度；乐，主要是附于《诗》而用于礼的乐曲。礼和乐均无专书，要了解这方面知识，必须广泛收集、调查和向别人请教。为此，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态度始终如一。涉及的范围也不限于礼乐，还包括神话传说、历史遗闻、民风民俗、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为考察殷礼，孔子去过宋国。郯国一位国君来访鲁国，孔子听说他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便去向他请教。鲁太庙陈列许多文物古器，鲁国常在此举行各种政治礼仪活动，是了解周鲁史迹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重要地方，孔子便下功夫到这里考察，每遇不明之处即请教于人。

    孔子还向鲁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他学琴，特别注意领悟乐理乐义，《孔子世家》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弹奏一支名曲，一连弹了十日也不调换别的曲子。师襄子建议他进一步弹别的乐曲，孔子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但还没有领悟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弹别的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它的用意，可以进一步学别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写的人物形象。”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默然有所思，向高远处眺望，说：“我可能领悟到这支乐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了。这人长得很黑，高身材，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了十分赞佩，离席再拜行礼，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

    在求学道路上，孔子不仅向名人名物学习，更经常、更大量的还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遇见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反复强调：“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种胸怀若谷的好学精神，使孔子汇百川而成大海，其学识远远超过了旧学“六艺”的范围，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为了体会和掌握学到的知识，他努力做到学思结合而废寝忘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在孔子以前，无自学成名的先例。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独自走上自学道路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仅此一点，即可想见其创造力和坚韧精神。

（摘编自张秉楠《孔子传》）

【相关链接】①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张岱年《序》②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谋生）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钱穆《孔子传》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