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沙漠画第一人——黄名芊

    黄名芊出生三个月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他的父亲是位绘画爱好者，遗留了一些梅兰竹菊的画作在房间里。也许就是这些艺术品的熏陶，让他从小就爱上了艺术。而他很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美术天赋，看到小猫小狗小鸟，他就能用泥巴捏出来，全村的人都赞叹不已。

    大学毕业后，黄名芊被分配到学校任教。当时学校的老师不多，教学任务很重，但是他要画画的想法一直都在。后来，学校步上正轨，老师也多了，利用从教之余一切时间，包括双休日、寒暑假，黄名芊开始致力于自己的艺术创新。

    1993年、1997年，黄名芊两次由德方出资在德国举办个人抽象山水画展。展出期间，他去了卡塞尔、法兰克福、汉诺威等许多城市参观游览。

    “德国的艺术博物馆和各类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色彩缤纷的流派我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敢于创造的。”他对记者说，“德国人看我国的山水画，实际个人风格不同，而他们看上去会认为是一个人画的。这也启发我，创新必须与他人拉开距离。”

    德国流行抽象艺术，黄名芊的抽象水墨画在那里很受欢迎，但回到中国后就不一样了。许多青年很喜欢，但是有些中老年艺术家看了他的画似乎就没什么感觉，有人甚至在背后道出贬义，而普通观众看后似乎很迷惑，可能是看不懂。这引起了黄名芊深深的思考和困惑。

    一次机缘巧合下，黄名芊终于找到了他今生的艺术归宿——大漠山水画。1987年，黄名芊的夫人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工艺美术理论，需要到西部去考察，研究古代雕塑，黄名芊就陪同夫人一起去了西部。

    来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沙漠，接着又去了新疆吐鲁番，看到了更多的沙漠，黄名芊不禁为沙漠的浩瀚壮美所折服，不由爱上了这片金黄大地，一种要把大漠的粗犷美画出来的感受油然而生。但是，大漠分明是一个不易攻克的山水画创作难题。沙漠缺水、少树，缺水少树势必消解山水画的亮点。总之，传统山水画、现代山水画约定俗成的种种活跃审美元素，在面对沙漠构景时，就会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难怪古今画家们很自然地回避了这一难见效果的题材。翻开千年中国画史，找不到前贤留下的画沙漠范本，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画沙漠经验文字记载。

    第一次画沙漠，黄名芊以失败告终。“没画过的可以画，可到底要怎样画呢？”他默默地总结经验：还是看到的沙漠太少，只是在沙漠边缘，没有深入了解沙漠形态，对沙漠的认识不足。“我一定要再去沙漠的深处看看！”

    1994年，黄名芊第二次来到了沙漠，这次他选择了更加壮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儿的沙漠虽美，可也被称为“死亡之海”。没有向导，黄名芊只能在边缘徘徊；无法深入沙漠腹地，他心中十分焦急。一直等到1996年，沙漠通了公路，他才得以深入沙漠腹地。之后他去各大沙漠考察不下10次，还多次去各地的治沙研究所，拜访沙漠专家。

    多年扎根沙漠，前五年画一张撕一张，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在大漠里吃了无数风沙，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画法——沙漠皴。在被问及如何得到这样神奇的画法时，他说了一句最普通的话：实践出真知，千虑一得。又说，踏遍天涯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黄名芊笔下的沙漠，远看如瀚海波涛，逼真涌动；近看却纹理分明，沙丘上的纹理丝丝缕缕清晰分明。他说这是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感受素材，一是画法。素材来自他不辞辛苦、甚至出生入死一次次进入茫茫大漠，画法则源自十多年间笔耕不辍、锲而不舍地反复试验。终于他找到用笔墨在表现不同沙漠形态时的恰当技法，即浓墨铺垫连绵的沙丘底部，继而层层向上叠加整个沙丘，画到沙丘顶部时墨已干、水分变少，正好用以表现沙丘顶部的轻盈流动。密匝的墨点是沙垄，也是重墨的沙漠低地；飘逸的点线是沙峰，也是淡墨的沙漠顶部，绵密的笔法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沙漠丝绸般的光滑质感，光色的流转和明暗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远处沙漠则以泼墨法写出，不宜多加，这样近实远虚，恰当地表现出远近变化。

    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天地。他画了一幅画，  画中无边大漠里，漫天黄沙，渺小的一人一驼一狗正在艰难跋涉。这幅画名为《路漫漫》。黄名芊说：“我画沙漠数十年如一日……这幅画就是我的自我写照。”

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

汤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如今父亲已逝，许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大大小小的往事反而异常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那时所用的咖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的，壶的顶部是个玻璃罩，可以看见咖啡沸腾时冒出的泡泡。听着咖啡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闻着满室的香味，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壶咖啡喝完，剩余的咖啡渣还能再煮一次——称为“二道咖啡”。不管一道还是二道，现在想来都是美味无比。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充满着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彼情彼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度假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某天中午，我们去起士林在北戴河的分店吃饭，发现可以在露天的座位上用餐，于是要求坐在那里，可服务员说那些座位是专门供外宾用的。父亲平时极少与人争执，那次却按捺不住，批评服务员崇洋媚外，并告诉服务员他的学生里就有一些是外国人，难道学生坐得，老师反倒坐不得?老先生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把外国的月亮看得比中国的月亮圆的人。然而他说的那些话对服务员全无作用，我们最终也没能在那儿吃饭。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之间这种科学与哲学的辩驳时有发生，最近几年连我的儿子也加入了“战圈”。直到今年八月初我回北京看他时，我们还在聊“数学到底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发明”之类的话题。

    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他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五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常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中央下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活动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渐渐建立了他的观点。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关于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的正常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造成伟大思想家信息产生明显错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宣扬他所不能证实的观点。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时，公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观点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特质中含有特殊性。

（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我与父亲汤用彤

    白岩松问我：“你和你父亲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说：“我父亲主要注意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学术的发展，他把精力都花在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上。听胡世华先生说，“九一八”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我父亲照样讲他的佛教史。虽然我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也写了一两本书，但功力比我父亲差多了；只是，可能我比父亲更加关注现实。”

    我自知在学术文化上是不能和父亲相比的。父亲从小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我自小上的是新式学校，小学时，学习平平，没有什么大抱负。由先修班升入北大本科也很勉强。到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有些课程也只是考个及格，有的课程没有能坚持学下去。但有些课我学得比较好，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从上述选课情况看，我是比较重视西方哲学学习的，但这比起父亲在美国学习的四五年是相差很远的。我从哈佛大学拿到一份父亲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现列于下：

    1919至1920年，用彤先生选修了“比较文学”和七门“哲学”课；1920至1921年，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五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课程；1921至1922年，选修了五门“印度哲学”、一门“宗教史”、一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

    成绩单上还写明：

用彤先生于1921年2月28日获硕士学位。

    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的。回国后的20余年，正是他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期。他全心地做研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父亲的著作不多，真正成系统的书有四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和《隋唐佛教史稿》。他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体上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本来有野心想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以期能和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为人重视，但是我仅仅在北大教了两遍“早期道教史”，就匆匆写出了那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前后也不过两年多时间，怎么能理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那么复杂的问题呢！

    不过，我也许比父亲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后专心学术研究，是从长远考虑中华文化之复兴，或许有更深远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为学术而学术”使得他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一般文化所关注的问题。1983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应邀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次圆桌会议是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问题”。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在哈佛主讲“儒家思想”，着力要证明中国的“内圣之学”可蕴育出“科学与民主”，以此来和西方哲学接轨。对此我写了一篇发言稿，提出儒家思想的“真、善、美”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刘述先教授对我的发言有这样的评论：

    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有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

    1984年夏，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仁创办了一所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为宗旨的“中国文化书院”，我被他们推为院长，这样我就非得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问题了。自此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起了变化，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就这点说，我和我父亲对学术文化所关注的方向有很大不同。

（摘编自《我们三代人》，作者汤一介，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我们三代人》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于2016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②先生（汤用彤）讲授西方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杨祖陶《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③汤先生（汤一介）还是一名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的组织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近年来，又组织主持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工程。（汤一介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广保）

一生成一事

袁芳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对于李德才而言，爱上磁性液体，理由很简单，但是把磁性液体研究明白，并且站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使其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应该是伟大的。——题记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京讲学，随身带着一小瓶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磁性液体。在这名学者演示磁性液体时，当时还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的李德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静止时平凡无奇的液体，在磁铁的作用下，竟变成一朵朵形状各异的莲花，似柔实刚，能伸能屈。

    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材料让李德才着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研究它。”

    从1992年入校攻读博士学位起，李德才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要知道，在以交通信息为优势学科的北交大，磁性液体的研究基础薄弱，在学校可谓是冷门领域。然而，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导师袁祖贻教授说：“德才憨厚朴实，呆得住，很刻苦，很好学，能干成大事！”

    袁祖贻很看好李德才，最初给他定了一个方向，研究青岛铁路局的火车轴承密封件。内行都明白，导师推荐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有前途，好毕业，多少学生求之不得。然而李德才却摇头拒绝了：“我还是想搞我的磁性液体，更有挑战性，更有意义！”

    磁性液体当时在国内的研究尚属前沿，所以一切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都需自己去摸索，更谈不上团队传承、团队合作。最初，李德才的实验开展得异常艰难，他把省下的钱买原料和书籍，常常到了月底还要向同事甚至学生借饭票。

    北交大有着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也鼓励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允许部分设备相互借用。只是主人白天用，李德才只能晚上用，那几年，他成为夜猫子，昼伏夜出，甚至熬至深夜，静静地等候着实验结果出炉。

    “做实验时正值夏天，李老师在那儿做试验，外面三十六七摄氏度，把烘箱从零上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需要七八个小时，测试器件还需要在箱内待四个小时，基本上，一次实验就是一个通宵。”曾经与李德才并肩作战的学生王长有说。

    关于如何制备磁性液体，当时美、日等国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能拿到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李德才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从导师那里复印的原始材料，当年，他就是从这些珍贵却有限的资料中“沙里淘金”的。

    2013年，李德才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花费20年时间，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性液体。

    近三十年来，李德才把自己的光与热全部奉献给了磁性液体这一研究领域，如今，李德才创立的磁性液体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多种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磁性液体，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将磁性液体应用到国防科工的诸多领域，节约经费和创造产值达数百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评价李德才——“李教授常说，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只有做完做好这一件，我才会去做下一件。他的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有些落后，但正是他无视困难，拒绝外界诱惑和不必要的消耗，把欲望和算计抛在脑后，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活跃，才有静得下来，愿意付出十年成一事的努力和耐心，才能享受梦想成真的大快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京剧名家孙毓敏：生命之火为国粹艺术燃烧

沈黎明

    孙毓敏194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市民之家，幼年时由于父母离异，她和两个妹妹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孙毓敏的母亲喜欢京剧，经常在家中哼唱，耳濡目染，孙毓敏也喜欢上了京剧。1952年，孙毓敏考入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开始为期7年的学艺之路。孙毓敏学戏特别刻苦，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起床练声，然后练基本功，风雨无阻；上课时则认真听讲，不懂就向老师请教。为了练好旦角的兰花指，她天天晚上打来热水，将手放进很烫的水中慢慢上弯到90度，无论冬夏从不停止。

    1958年夏天，孙毓敏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然后拜荀慧生为师，唱念做表舞全方位得到荀慧生亲授，演出的《荀灌娘》《红娘》等荀派大戏，每年在200场以上。

1968年，她因所谓的“海外关系”罹祸，不甘屈辱的她推开三楼的窗户，一跳致残。对一个演员而言，这原本意味着艺术生涯的终结，她竟又顽强地重新站立起来。最初腿不能动，手无力，她就先锻炼双手，平躺在床上帮人织毛衣，以平均每周一件的速度，一直织了近百件。手有劲了，她就用双手扳着两腿练翻身……一段时间后，她开始练站立，接着开始练迈步，她请人在床和窗户之间拉一根绳子，然后抓着绳子一步步地挪动，每前行一点都像踩在刀尖上，疼得大汗淋漓。经两个月不懈努力，她终于用一个多小时完成了从床边到窗前仅4米的行走。

    逐渐能像鸭子一样摇摆着走路后，孙毓敏查阅大量资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脚跟骨有棱不平，多多走路把它磨平；膝关节弯曲困难、小腿肌肉萎缩，就爬楼梯锻炼。走路好说，爬楼梯对她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实现愿望，她冒险脱去了保护腰椎的钢背心，抓着楼梯扶手向上攀爬。尽管每上一级台阶都疼得眼冒金星，肌肉萎缩的双腿不住颤抖，但她全然不顾，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孙毓敏的膝关节弯曲相对自如了。

爬只是第一步，接着是摸、滚、跌，终于走上了她难以忘怀和舍弃的舞台。孙毓敏硬是凭着对京剧事业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经过长达13年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锻炼，重新站在了舞台上。

    1978年，孙毓敏的冤案得到平反。重返阔别多年的舞台后，孙毓敏精湛的演技再度吸引了广大戏迷的眼球，获得大家的喜爱，她不仅赢得“活红娘”的美誉，荣获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及“梅兰芳金奖”等多项大奖，还在国际上获得了“亚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奖”。

    作为戏曲艺术学校之长，她倾尽心力，秉承名校传统，顺应时代要求，曾率领师生四赴欧洲巡演，在巴黎创下连满27场的记录……

    多年来，孙毓敏一直不忘恩师荀慧生先生，不忘荀派艺术的传承，在百忙中不辞辛劳地传授荀派艺术。孙毓敏先后收了60多名入室弟子，对慕名请她指点的年轻演员她也从不拒绝，为数十人说过戏，堪称桃李满天下，荀派艺术第一传人。

    如今孙毓敏虽然已退休，但仍然关心京剧事业的发展、京剧人才的培养，并兼任多所大学和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生命之火一直为古老的国粹艺术燃烧着！

    （选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0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当她终于可以“像鸭子一样”走路，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她扮演了一个群众，站在舞台的犄角，没有一句台词，甚至没有人看到她的面容，她却感到莫大的鼓舞。（《孙毓敏：角儿就得宠辱不惊》）

孙毓敏自传的书名起得贴切——《我这两辈子》，她的人生历经悲喜、穿越生死，除了一身傲骨，更有一片仁心。在追寻荀派艺术的道路上，孙毓敏走得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傲骨“荀”芳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