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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2016-2017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6月月考考试试卷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小题。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吕思勉父亲依照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指导吕思勉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便他在做学问之初对整个学问概况及分类有了解。 B、吕思勉六岁开始读经书,八岁接触史学,十一岁开始读报,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二十岁开始研读辽金元史,这些都是在父母的启蒙和指导下进行的。 C、吕思勉治学领域广泛,对中国通史和多项专史以及文字学都颇有研究,他在光华大学曾开通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 D、吕思勉关注国事,爱国忧民,光华大学初创之际,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他毅然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吕思勉十几岁时就结识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阅读他们的文章、著作, 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把他们奉为心目中的楷模。 B、吕思勉读书认真且速度惊人,每读一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到二十三岁时已将“二十四史”读了几遍,奠定了他成为史学家的坚实基础。 C、吕思勉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在光华大学先后开设十余门课程,他讲课引经据典,深受学生喜爱。 D、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居沦陷区常州的吕思勉,不齿于行人向城门口的日本岗    哨脱帽行礼的行为,发誓光复后才戴帽子。 E、吕思勉不喜结交知名人士,更不涉足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从小学到大学各学段学生都教过。
(3)、作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治学成功的要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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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苹”指的是蒿类植物,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带着这个理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大学四年,屠呦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以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达到百分之百的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感到自豪。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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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将军” 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 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 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 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 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 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 他的朋友, 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 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 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 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 当即决定留在中国, 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 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 他要为中国, 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 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 训练飞行员, 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 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 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 1940年10月, 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 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 志愿队组建成功, 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 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 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 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 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 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 陈纳德深受感动, 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 “飞虎队” 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 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 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 “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 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 将会在次日, 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 务必严加戒备。” 果然不出所料, 23日开始, 日军连续空袭仰光, 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 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 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 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 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 同年12月, 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 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 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 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  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他所说的, “我虽然是美国人, 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大家共患难, 同生死, 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

    陈纳德去世后, 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 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 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

①抗战初期, 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 态度, 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 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 但陈纳德拒不执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 “日本人离开中国时, 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百度百科)

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 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 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 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

③1990年, 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 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 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 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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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百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奋斗终生。我绝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动员他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林科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校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摘编自《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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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大使

岳南

    早在1935年12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杭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成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在他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议员,一如既往地坚持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财团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胡适与中方代表陈光甫共同选定桐油作为抵钾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的孤立派就失去了反对的理由。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中方很快与美方财政部就桐油货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_宣布贷款批准一事。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

偶有几茎白发,沙睛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正是这个“过河卒子”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真诚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争取到了货款,给中国的杭战输送了维持生命的血液。这是书生大使胡适走出书斋为国家荣立的第一次大功。

    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典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东京《日本时报》对胡适在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很可能将美、日带进战争之中。

    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日方谈判代表是野村和来栖大使。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和日本妥协。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提出严正杭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于这一决策提出杭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纳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指出:“中国如果崩溃,英、美必处于危机之中。”

    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紧急约见胡适。胡适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日本特使野村、来栖)刚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决定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相关链接】①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糜,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百度•胡适简介)②美、日之战本可以避免,可是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当,才导致日军偷袭珍珠港,最终将美国施入了可怕的二战。(参见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比尔的《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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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一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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