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材料一：智慧交通是未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我国高度重视智慧交通的发展，交通运输部近年来提出了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两个体系，也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而智慧交通成为其重要手段，扛起了引领交通现代化的大旗。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各种交通问题凸现。发展智慧交通可保障交通安全、缓解拥堵难题、减少交通事故，还可提高车辆及道路的运营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摘编自王贝贝《“十三五”中国智慧交通发展趋势判断》

    材料二：

    （注）分数越高代表频率越高，满分为5分。

    (数据来源于“艾媒咨询”)

    材料三：目前，我国城市智慧交通普遍缺少顶层设计，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智慧交通框架体系。同时，随着各地交通系统规模扩大，设备故障点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运营维护单位忙于应付设备故障，维修成本过高。另外，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人、各类交通工具在时间、空间上留下的痕迹信息都会被采集到，但这些数据汇聚起来，并不一定产生有价值或者价值高的信息，也消耗了大量的存储空间资源。

    当前对智慧交通信息安全问题重视不足。在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的各个环节中，都可能存在信息泄露、伪造、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

    智慧交通的建设运营需要各部门群策群力，但现状是各部门都有其各自的业务系统，难以协调一致；我国智慧交通系统项目的建设先于行业统一标准的推出，许多地区的智慧交通系统自成体系，标准互不统一。

    目前很多中小城市的智慧交通仍然是比较低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大交通”的概念，当下所谓的智慧交通其实只是管控。而各地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影响了系统运行效率，提高了系统运行的维护和再建设成本。

    (摘编自姜秀明《浅析智慧交通的未来》

    材料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智慧交通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既可识别车辆特征、交通违法行为等信息，也可实现平面二维的展示，让城市交通参与者变得透明，从而实现了“所见即所现”。通过仿真试验寻求现实交通问题的最优解，获取交通设计方案的评价，为交通规划和整改提供决策辅助。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起来的人和交通数据，通过AR实景指挥作战系统将其深化应用。系统将所有交通资源和信息集约在一张实景地图上，实现道路交通从“治”理到“智”理的转变。

    不过，智慧交通在做好自身行业的同时，还需要横向的延伸，与智慧城市的各行业如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环保等做到相互服务，避免信息孤岛或重复建设。

(摘编自赵锦祥《智慧交通在智慧城市的深入应用与发展趋势》)

材料一：

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人们一直强调的是它的媒介属性，这并非因为其“文学性”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不把“网络性”说清楚，网络文学的所谓“文学性”一定会是以“纸质文学”的文学性为模板的。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产物，它与纸质文学的差异，和同一媒介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不同。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当网络媒介彻底成为主导媒介之后，应该不会再有网络文学的概念。

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确立基本形态的前20年，正是文学从纸质时代迈向网络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网络文学形态被叫作传统网文。网络文学之所以被人们解读为“通俗文学的网络版”，其实是出于其作为“印刷文明遗腹子”的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展示了网络文学高度和深度的经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网络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由于“传统网文”形态的确立，“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总结才能谈经论典。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并非泛泛意义上的“不朽之作”“传世经典”，而是具有文学史样本意义的文学作品，其核心特征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设想和历史求证，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因此不免带有神话色彩。

中国网络文学兴起于21世纪前后。此时，中国社会也处于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宏大叙事模式也在这个时期趋向瓦解，其社会心理转型的时间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的“第一世代”以“70后”“80后”为主，他们是“传统网文”的主要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十几年后，成长于宏大叙事凋零时期的“90后”“00后”出现，对于宏大叙事，他们总是一边建构一边拆解。在以“吐槽”“玩梗”为特征的“二次元”创作中，宏大叙事不过是可供拆解、挪用、进行二次创作的数据库素材。在“二次元”转型后的网络写作中，如何讨论经典性的问题，或者是否还该用经典性这个概念来讨论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仍待解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也需要全新的视野。

（摘编自邵燕君《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谈经论典》）

材料二：

网络文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它不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于自发生成、自由发展的状态，作品量大，泥沙俱下，有些作品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以至于很多人将网络文学与“垃圾”“糟粕”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成为学界与政府的共同期待。

传统文学批评界对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批评和期待，主要基于精英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是以传统的文学经典为模本的期待。批评者要求网络文学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反映当下人们最核心的困惑与焦虑等沉重命题。传统文学对文学性和思想性的要求是这一类人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评判依据。

这种文学批评的精神向度无疑是纯粹的、崇高的，但是，网络文学是来自普罗大众的文学，它植根于网络新媒体平台，体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的全新形态和特性。游离于网络文学的写作现场，仅仅凭传统的精英文学视野对网络文学“经典化”做出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与批评对象联系不深刻、不紧密的问题，因此这种文学批评很难为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以及网络媒体所接受，也就很难在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

与学界不同的是，政府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期待，是在提倡坚持传统“经典文学”精神的基础上，把人民群众满意认可作为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把网络文学寓教于乐的社会效益放在评判优秀作品的首位，同时也没有否定和忽视其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事实上，尽管网络文学存在诸多缺陷，与学界和政府的“经典化”期待还相差甚远，但其总体的发展向度是与期待相统一的。其一，网络文学来自草根，草根是其最主流、最庞大的读者群，网络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为最广大的读者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的意志、欲望和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大众文学的网络文学，其自发的创作倾向本身就包含了惩恶扬善、维护公平与正义、追求真善关、弘扬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要求。其二，网络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尽管“芜杂”，但大部分都是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因感、焦虑和向往，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最核心的时代欲求。

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网络文学不仅需要方向上的指引和精神上的提升，更需要“接地气”的扶持、理解和关怀，在评判网络文学时，尤其需要尊重网络文学的特性和网络文学读者、作者的感受与需求，不能完全以传统的“经典化”标准进行评判，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考虑其多种可能性。

（摘编自刘小源《两种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经典化”》）

材料一：

关于清明节，《历书》如此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由此可见，注重“清”和“明”，一直是清明节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让这个节日气清景明。

让“奇葩祭品”走开，让祭奠情感保持气清景明。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站在历史和先人的肩膀上，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以期走得更远，这是清明节的一个内涵。所以，应当杜绝花哨的“护照”“房产证”“私人飞机”等“奇葩祭品”，这些“祭品”和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传统美德不合拍，更和崇德向善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

让陈规陋习走开，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源于周代的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存留下来的惯性做法很多，而有些做法和当下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比如动辄大烧纸钱冥物，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也会污染环境，甚至酿成悲剧。所以，我们要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多倡导文明、健康、干净、祥和的祭奠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等，将感恩的心，思念的情，融入清明祭奠中。

让“代人扫墓”走开，让祭奠仪式保持气清景明。清明祭奠，就是要祭祖拜宗，追思先人，慎终追远，思亲念故。所以，这个祭奠必须有一定的仪式感。《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亲自进行祭祀，而找别人替代，这对祖先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毕竟，“代人扫墓”的商业化运作再精美、再细致，也终归是一种木偶式的虚假表演，是一种空洞的文化躯壳，它消损了清明节的庄严氛围，违背了气清景明的节目内涵。

文明祭扫，责在心意；平安清明，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样，不仅为个人积存正气，更为社会积存正能量。让我们用绿色清明寄哀思，还清明节一个气清景明。

（摘编自雷泓霈《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材料二：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有人不顾山高水远也要返乡祭祖，有人千里迢迢携老带幼只求叶落归根，有人庄严肃穆深切缅怀英雄先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倡导“云”祭扫。

通过“云平台”，献上一束鲜花、留一首歌曲、点一根蜡烛，种一棵松柏、写一篇祭文，举办网络追思会等方式祭奠先祖，同样可以表达追思与悼念。《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致。多一些诚心，对于逝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敬意。纪念不在形式而在心，让祭奠形式也持有“绿色”，保持气清景明，也是“云祭祀”的题中之义。

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人们称清明节为“根的节日”。无论走到哪里、去往何方，故土家园水远是不变的精神很根脉，家庭亲情永远是最深沉的精神依恋。在祭祖寻根中省思生命的意义，在行孝尽哀中体味亲情的价值。不忘根本、清心明志，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重整行囊再出发，这是“绿色”清明节之于我们的启示。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清明添“明”，为春光增色。

（摘编自李群《清明需要更多“绿色”》）

材料三：

每逢清明，人们或是来到公墓祭拜祖先，或是走进革命陵园缅怀先烈。在青松绿柏之下，在哀思怀念之中，庄重肃穆的仪式让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得以抒发。只是眼下，新冠疫情还未到结束的时候，人群大量聚集公墓陵园祭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安全隐患。此时，网上祭奠成为一种新常态。

重在心，而不拘于形。网上祭奠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祭奠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英先祖和先烈。只是，国人对清明祭奠多有“在现场”的庄重感，加之“不负四月天”的户外出游需求，使得网上祭奠显得相对冷清些。2020年形势的特殊性，让网上祭奠有了更多的现实操作性：在网页或是微信里献上一束鲜花、点一根蜡烛、写一篇思文，亦是一种“祭之以礼”。

指尖连着心灵。网上祭奠的绿色低碳，不正是“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的绝佳映照吗？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朴素的家国情怀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既有时代发展的“轻推”，也有科技前行的使然。在清明祭英烈的网络祭奠主题中，可以看到中小学生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英雄永垂不朽”的众多留言。让传统不老，让英雄常在，在网上祭奠中，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得以凝聚和升华。

网上祭奠，传统清明也当有些新常态。辩证去看，传统民俗的打开方式，只要是弘扬新风、摒弃陋习的，不正是要“多多益善”吗？

（摘编自谢伟锋《网上祭奠，传统清明节里的新常态》）

材料一：

战争对人口最明显的影响是直接杀伤，造成人员的死亡或残疾。古代一些战争的规模很大，死伤人口很多，持续不断的战争更是如此。士兵的主要来源是农民，青壮年从军，老弱妇孺下田，加上畜力往往被征用，农业生产必定受到影响。士兵从粮食的生产者变为消耗者，使本来就有限的商品粮更加紧张。战场或军队的驻地往往离粮食产地很远，需要大量人力、畜力从事运输，有时沿途的消耗比运达数量要高好几倍。军人和运粮民工大多是青壮年男子，他们长期离家必然会使配偶减少生育机会，同时使他们的老人、儿童因缺少赡养或抚养而缩短寿命甚至死亡。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会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河道水系和生态环境带来长期影响。战争期间对死亡人畜不能及时掩埋，往往会引起瘟疫流行，增加新的死亡。战争期间如果同时发生自然灾害，后果就更不堪设想。由于行政机构解体、交通受阻、缺乏必要的物资和人力以及统治者无暇旁顾等原因，灾民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济，灾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从而造成比平时严重得多的损失。而在缺粮的条件下，俘虏和平民生存的希望更小。

（摘编自葛剑雄《疆域与人口》）

材料二：

我在第一章里已说过社会结构应有一定的人口容量。这其实是一切有结构的体系的通性。所谓结构，所谓体系，就是指各分子的存在依赖着别的分子的存在。它们各自据有一定的地位，互相关联，互相维持。社会有结构，因为各个人的生活是互相依赖的，所有的行为是须和别人的行为相配合的。一个结构所能容纳的分子必须有地位安置，不然就格格不入了。社会里的个人并不是堆积而是组合。因之社会的容量受着结构的限制。

社会有一定的容量在战时最为明显。战时的动员就是调动社会各部门人口数量的配合。战争是一件临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有关生死存亡。每一种战争都需要一种能担负这事务的社会结构。战争里要多少作战人员依着战争的性质、战场的广阔而决定。一定数目的作战部队必须有多少补充的预备部队。这也决定了每一时期要训练多少壮丁。要维持这个数目的军队能在战场上依着计划作战，就得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厂里制造军火和装备，有一定数目的农民在田地上耕种、生产粮食，有一定数目的矿丁在矿山里发掘原料，有一定数目的司机在公路上开汽车，在铁路上开火车，在海面上开轮船，在天空里开飞机。……现代的战争必须有详尽的统计和计划。人数的调遣是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结束就有所谓复员，这是要把社会结构改弦更张，各部门的人数必须重新加以分配。若是不预先计划，就很容易发生失业的恐慌。这里我们最容易看得明白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有它适当的容量。人数过多或过少都会出毛病，所谓出毛病就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不能得到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或是人手不够，社会事业发生停滞。

以往论人口的学者很少注意到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早年的马尔萨斯就是个接受“将错就错”论的人。在他看来，生育是自然现象，人像苍蝇一样会不断地繁殖。人多了食料不够，吃不到饭的人因穷困营养不良而死去，为争食料，大家抢饭吃，发生战争。他于是主张积极性地限制人口，使大家能安居乐业，不必在饥荒、战争中去解决人口问题。但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是把人类视同其他动物，也就是说他忽略了人类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人口的消长并不是自然的生物现象，也不是取决于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预测没有实现。在十九世纪人口增长极快，而到了二十世纪，在经济发达、食料日增的情形下，西欧各国反而闹人口降落。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保持着庞大人口，虽则他们的生活程度已近于生存线。依马尔萨斯的说法，好像人口在可以得到食料的时候，必然会增加，和苍蝇一样；因之人口必然在最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依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看法则不然。人口的数目是依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决定的。若是一个结构里需要的人数多、物资少，这结构中的人甚至可以在半蛰的状态中过着不得饱食的生活；相反，若是一个结构只需少数人口就能维持，尽管食料丰富，也不会依几何级数的速率去生孩子的。

我在《禄村农田》一书里曾特别重视农作里劳力的需要和分配。在以体力来耕种的技术下，在农忙的季节里即使动员全村的劳力还是不够。换一句话说，为了维持农作的劳力的需要——虽则这需要只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农村里不能不养着大量的人口。在这种人口就是生产动力的经济结构中，地狭人众的现象是避免不了的。在以蒸汽和电气等作动力、以机械作工具的经济结构中，如现代的西洋，社会结构所需人口的数目降低了，人口渐减的趋势也日渐显著。我在这里固然不能用数字来说明每种社会结构的容量有多少，但是若从这个观点去研究这问题是可以有结果的。

（摘编自费孝通《生育制度·社会继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