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C919，中国首型国产大型客机。C是China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英文缩写的首字母。第一个“9”的寓意天长地久，“19”代表我国首型大型客机最大载客量为190座。今天的民用航空研发制造领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一个产业，一直被空客（Airbus）和波音（Boeing）两家航空巨头所垄断；能够进入这个领域，和“A”“B”并列，出现一个“C”，形成未来民用航空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这是C919研发的最终一个目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打工者，差不多已经快要60岁了。20年后，谁来为第一代打工者养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仅仅靠低端的低利润的产业结构，显然不足以满足这样巨大的需求。产业升级要瞄准最高端的产业，瞄准市场规模大、利润高的产业，所以实现“ABC”三足鼎立是和国家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的。

（摘自《国产大飞机C919的意义及影响》）

材料二

    目前，波音公司 60%以上的零部件对外转包，空客公司也有 1500 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不过C919更多一些。咱不用它的东西可以不？——完全可以。也许你的国产的东西更好，更先进。但是，作为客户的航空公司可能不会接受完全没有经过考验的产品。毕竟，客机是载人的。任何风险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民航客机和军用大运不同，军用大运针对的是打仗，只要能把足够重的装备、人员、物资投送上去，投送到需要的距离上去，其它的问题统统都可以往后排，比如经济性油耗问题、舒适性问题等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安全性的问题都可以往后排。民用大型客机则不同，兼顾各方要求比军用大飞机要难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军用大飞机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民用大飞机不仅要解决有无，而且要好，要比别人更好。所以，采用成熟、可靠的产品，是商业化运营的客机必然选择。

（摘自《大飞机C919其实是中型客机，空壳子意味着知识产权》）

材料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指制造工艺不受挟制，不存在因为知识产权协议不能制造或销售的情形。而完全自主制造，换个说法就是“国产化率”，是指在实际装配中制造材料不受挟制。如果大飞机的零件全部来自国内厂家，那么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禁运，飞机仍然能够正常制造，这个肯定是最高目标了，但是和平时期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和平时期，采购物美价廉的配件才是正确思维。补充一点，知识产权协议不延伸到商品之外。举个例子，飞机座椅。采购支付后，已经为座椅的知识产权完全付费，装飞机上还是装汽车上，是客户的事情，这些行为不受协议管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才是有竞争力的商品，才能取得商业竞争优势！至于20姬，Y-20这种，军事产品压根不讲知识产权。国防利器有权让法律走开，这是比法律更上位的存在！而C919，定位不同，“合法准生”才是第一位的。

（整合网上相关信息）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

《人民日报》2019年2月13日)

材料二

    对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

《工人日报》2019年2月13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 数据统计时间：

2012.01.01～2017.09.27)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 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

《经济日报》2017年9月7日)

冬日絮语

冯骥才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

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

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

窗户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候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在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洞，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荫影遮翳，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净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的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

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

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筋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

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阳光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墨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汁液在透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汁液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心灵的透明。

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

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实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证实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

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

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浸染。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愈是幽暗的地方，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里晶发光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早醒的鸟儿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地清亮。

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里。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

冬日里最令人费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峥嵘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地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寥廓，而是因为它大……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

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有删改）

材料一：

近十余年来，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颇为关注。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从地理本位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例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摘编自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材料二：

地理意象是一个文化聚合体。从历时性来说，地理意象因为具有鲜明显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展示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创作、接受心理和文学变迁的内在动因及表现形态。地理意象即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参与文学文本全方位、立体性构建，进而观察出特定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如在宋玉辞赋中的“高唐神女”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和荆楚之地风情文化复合的产物。川东与鄂西一带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山间气候风云变幻山雨颇多且急，而且楚人重巫善想象，故而衍生出“神女”意象。闻一多就认为“巫山朝云”与《诗经》“南山朝隋”几乎一体、“高唐”即楚地“高谋”，陈梦家更是直言神女为“帝之季女”的“巫儿”，认为这些都与荆楚之地巫祭之风盛行、民风淳朴、青年男女奔放热烈的爱情观有关，故而“高唐神女”也是典型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贮存器。

（摘编自刘洁《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

材料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个性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缺乏对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比如，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说：“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象。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材料二：

人工智能写作或可以成势，这一方面源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智能软件作诗行文来满足内心的创作表现欲，随便给机器人小冰发一张图片，就能轻松地获取一首“平均水平”的诗文。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创作也更加依赖智能写作软件，在写作之前，有人会利用智能软件检索读者喜欢的题材，以及同类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综合性参考；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动写作软件来协助自己进行景物、人物外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刻画描写，其只需对一些现成的语段稍加修改或“一键引用”后就可拼凑成看起来描写细腻、合情合理的片段。不论智能机器能否独立创作文学作品，人机协作现象已经出现，固有的文学理论是否还适用于这些突破人类唯一创作主体的写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来展开对网络文学的评论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阐释无力、迟滞与空洞的现象。批评标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批评者习惯于以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把这一特殊标准人为拔高为普遍、永恒的真理，随后利用占据文化话语权的特殊位置，把这一评价标准套用于网络文学，最后常常得出网络文学是垃圾的结论。这样的批评明显忽略了网络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技术性、媒介性、空间性特征，既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而宏观地把握文学的发展生态。当我们用“情感”“想象力”“灵感”等人类主体领域的智能性来否定人工智能写作时，是不是也发生了批评标准的偏颇？当我们在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缺乏情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时，是不是也有些心虚？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创作的自我影射呢？

人类排斥人工智能文学，原因大都有两种：一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恐惧感，担心人类创作被取代；二是出于文学园地的守护，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的游戏性、娱乐性是对文学的亵渎。其实，人类能否持续创作取决于自身和读者，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冲突。诗人衣米一说：“即便有机器人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即便有上帝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记忆，机器人和上帝都不可能替我写出来。”如衣米一所言，当人类有创作的欲望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写作行为了，不会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存在而停止创作，否则就是创作动机的不够纯粹，或是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人类所创，还是人工智能所作，作品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就好。至于人类文学作品与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孰能赢得读者芳心，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对严肃神圣的精神世界充满神往、对严谨神秘的技术世界感到新奇，他们既需要灵魂的陶冶，也需要精神的放松。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为情而造文，人类因感知客观世界而有所触动，因触动而将内心通了的情感诉诸笔墨，再以情传人，感染读者。这份自然而发的“情感性”也恰是人类引以为傲并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因由之一。然而在文学日益消费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人类这种为文“自然”之情越来越罕见而可贵，各个层级的文学采风、报刊及网站的市场导向、名目繁多的关项设置等，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文学情感组织化、消费化了吗?

(摘编自雷成佳《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变革：挑战和反思》)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越发深入影响人类命运。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是造福人类的“利器”，也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凶器”。科技伦理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技活动的规范发展提供价值理念，保障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价值是科技伦理的内核，基于何种文化价值决定着秉持怎样的科技伦理，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向善：科技伦理的底线价值

数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仁爱精神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既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中，“仁爱”应处于核心位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逐步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如果科技受“个人至上”的文化价值影响，那么个人的私心、欲望会越发膨胀，科技活动则容易失控而带来灾难。科技伦理要注重“仁爱”的文化价值，怀有“仁者爱人”的仁善之心。科技活动要以人类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美好幸福为目的。

在看待“天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文化是一种“分”的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在此文化价值下，科技活动很容易破坏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带来诸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合”的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作密不可分的生命整体，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在科技伦理中弘扬和发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做到守“善道”、走“正道”。树立“以道驭技，道技合一”的科技伦理精神，用“道”来引领和规范技术向“善”发展。

中国儒家还讲究“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一种“成己达人”的善行，同时也是一种“内省自律”的慎行。在科技活动中，特别是在高尖前沿领域，科技人员很多时候独处于“无人在之处”“无人知之时”，能否做到“慎独而行”则显得尤为重要。要把“克己复礼，慎独而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强化科技活动的规范性，提高科技人员的自律性。科技人员要按照科技伦理道德原则行事，对科技活动全过程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警醒，为所当为，不当为则不为，防止技术的谬用和滥用。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具有极强的传导性、连锁性、覆盖性。并且，科技发展越是迅猛，后果往往就变得越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从而存在巨大的伦理风险。因此，科技伦理中要具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的价值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用大概率的思维应对小概率的事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谨慎提防“灰犀牛”事件；既要筑牢防范和控制危机的“防火墙”，也要打好应对和处置危机的“主动仗”，更要提升化解和扭转危机的“能力值”。这样，

尽可能促使科技活动“趋利避害、健康发展”，保障科技应用“增进福祉、避免灾殃”。

二、向上：科技伦理的理想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拼搏奋斗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科学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闯出来的。因此，要把“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把握大势、奋发向上，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锐意进取，解决“难点”、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突破“卡脖子”的困境，确保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把创新的文化价值与科技伦理相结合，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意识，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科技人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创新决心和豪情，以及“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创新思维和目光。要紧紧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做到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科技的宗旨和作用是让人类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促进“大同”理想世界的构建。要把“大同”的文化价值注入科技伦理之中，引导科技发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世界发展的一边，为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贡献力量。

（摘编自许志平《把握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