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地球计划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而使自己加速飞出太阳系“流浪”的故事。当地球接近木星时，木星引力激增，地球与木星相撞，危机出现，最终人类为了希望而奋力化解危机。该片在叙述地球流浪的过程中，注意刻画同一家族中三代人即老韩、刘培强、刘启之间的认同关系，突出了中国式家族认同传统的当代魅力。可以说，《流浪地球》称得上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为世界科幻电影宝库奉献出中国电影人的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建树。此外，与国际一流电影科技水准相对接的制作水平，极大地促成了《流浪地球》创造的科幻奇观。在电影院里，超强的视听感受让观众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科技水平的巨大提升，这反映出在近年来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工业化水准都跃上了新台阶，昭示着中国电影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一川《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

    材料二

    2015—2019年贺岁片票房变化及影片占比统计图

    （资料来源于猫眼电影）

    材料三

    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认为，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此论引发了《流浪地球》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共鸣。在刘慈欣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2016年，郭帆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郭帆这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内核或许和中国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摘编自吴见如《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电影<流浪地球>怎样从无到有》）

    材料四

    电影《流浪地球》火了，一同带火的还有它的原著。电影上映之后，原著在大众中的阅读量或曝光度几乎可以与此前20年的总和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丰富库存期待着更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去重新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好作品也需要用新的手段方式予以发掘传播，惠及大众。信息技术、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巨变，让文学与大众的互动方式也迥异从前。例如，经由影视改编走近文学原著，文学与影像“共同阅读”，就成为当下人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特征。发现好作品的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导演、剧作家、艺术家甚至一位网游设计者，都有可能带着新的眼光进入，以更贴合时代的多元手段进行表达传播。

（摘编自丛治辰《期待更多好作品“被发现”》）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材料一：

    劳动节假期年年有，但又有多少家长在劳动节上好了“劳动”这一课呢？

    放学途中，书包在父母长辈的肩上，孩子们却两手空空；午餐时，小学一年级的众多孩子不会剥虾，导致无从下口；更有甚者，大学生不会自己洗衣服，每周带一大包脏衣服回家。

    对于劳动，家长们各有说法。

    家长1：儿子2岁多，开始自己用微波炉热牛奶。4岁多，站在小板凳上煎鸡蛋。现在6岁，可以自己煮西红柿鸡蛋面。

    家长2：儿子10岁了，还不太会系鞋带。每次看他系得那么费劲，我很着急，干脆把他所有的鞋子都买成带粘扣的。男孩就是没有女孩那么细心，生活能力差点儿就差点儿吧。

    家长3：我觉得孩子的任务就是读书，只要学习成绩好，长大了自然有出息。至于劳动教育，对孩子意义不大。

（摘自“校长会”微信公众号）

材料二；

    2019年9月到12月期间，××省在八所中小学对450名师生就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省中小学就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调查统计表

（选自《追寻教育之源：对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审思》）

材料三：

    劳动教育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这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共识。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劳动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成就幸福圆满人生的有效途径。

    劳动教育对于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形成勤俭节约、踏实肯干、意志坚定、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使之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劳动可以促进学生形成基本的生活生产劳动技能、初步的职业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和动手实践的能力。劳动教育要在增长青少年的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引导青少年在做中学，学中做，在社劳动实践中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

    劳动教育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形成以劳育美、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审美观，让青少年学生在劳动创造中形成发现美、体验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离不开劳动教育的支撑。要把劳动教育融入劳动课程、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实践、家务劳动各环节，整体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1日，有删改）

材料四：

    在国新办9日举行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意见》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表示，劳动教育是当前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短板。因此必须加强。《意见》在劳动教育上单独列了一条，作为“五育”之一，德智体美劳单独表述。

    加强劳动教育，须加强制度建设。准备制定两个文件，一个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进行顶层系统设计。二是制定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纲要。通过制定劳动教育的指导纲要，明确具体内容和实要求，确保劳动教育能够落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最关键是要调整、优化课程设置。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是要把劳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第二是要有专门的劳动教育课时，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和要求，按照规定和要求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

（选自国新网，有删改）

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

材料一：

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并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回忆录具有如下的特点。

“三亲”的原则性。即革命回忆录的内容必须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革命史实。回忆就是回想，是再现的一种形式，只有“三亲”，杨得志同志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战斗，才能写出留芳史册的革命回忆录《强渡大渡河》。在“三亲”原则性这一点上，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是相同的（溥仪）写皇帝的生活，别人谁也写不出来。不过，它的材料是靠深入生活采访得来的，这与革命回忆录的“三亲”原则性不同。

历史的真实性。有了“三亲”，还必须如实地加以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北伐途次》这本回忆录的序言里说：“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细，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写成一部小说，对于年代久远，无法忆及的人物、情节，决不虚构。我们其他的革命前辈在记录当年经历时也同样确切地反映真实，而且能从更高的思想高度去理解过去

高度的思想性。我们的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但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为了使后代知晓革命历史和接受传统教育，才进行革命回忆录的写作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回忆录正可以帮助我们想想过去，从而增强信心和力量。

表达的生动性。在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朝换代，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作为革命回忆录，理所当然要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写革命斗争的历程，还是缅怀革命前辈的生平事迹，描述动人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也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作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发表议论直抒胸臆，真可谓得心应手。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说：“有许多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写得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美。”

总之，革命回忆录以“三亲”的原则性、历史的真实性、高度的思想性、表达的生动性为特点，记述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斗争，又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珍贵资料。

（摘编自王大悟《浅谈革命回忆录的特点和写作》）

材料二：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最终依靠的是一张报纸。经考证，当然后来还依靠了《大公报》等其他传播媒介。《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是这样写的：

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聂荣臻回忆录》里并没有写是如何得到这张报纸的。这个谜，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亦不知何时能破解。

2004年夏天，《北京青年报》为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连载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像以往一样，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突然

长征中，还有一件令杨家华难忘的事。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毛泽东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从此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珍贵了。它不仅破解了我心中之谜

（摘编自尹韵公《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