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材料一：

东方既白、海天霞、暮山紫、朱颜酡、天水碧……如果你被这些美丽的名字打动，那么你已经进入一个神秘美好的世界：中国传统色。所谓传统色，是中国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国式审美的共情。

传统色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直观阐释。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成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比如，红色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着热情洋溢。故宫红墙黄瓦，富丽堂皇；而江南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中国色始终能在大俗大雅中顺畅切换，形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美观。

传统色更是中国人感情、心理、性格特征的视觉表达。生活中常见的红色、橙色、黄色为暖色；绿色、蓝色、紫色为冷色。服饰以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会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和，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中国传统色中，青、黄、赤、白、黑五色被尊为“正色”。中华传统中重大喜庆场合必着吉服，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兽无不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产生、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因其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一直挥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精神需求。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了无痕迹又千姿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色谱，是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国的了解与自信。

（摘编自王海宁《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材料二：

服饰审美是我们的精神反映和心理表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关于服饰与着装者心理的关系问题，许多领域的专家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衣着打扮可以起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服饰审美与心理密切相关，服饰行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服饰审美大师。他出生于祖辈连任“织造”的家庭，且自幼饱读诗书，知识广博，这使他在服饰文化方面获得了精深的造诣。《红楼梦》全书涉及服饰描写的内容共51回。书中大量的服饰描写对表现人物性格、气质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单就款式来说，就有“窄裉袄”“比肩褂”“花绫裤”“绫棉裙”等50余种。其中“比肩褂”是清代女子常备的款式之一，俗称“背裕”。美学家樊美钧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对于配饰也是从不掉以轻心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配饰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裕’，其作用在于使体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另外，服饰色彩也是曹雪芹描摹的重点。《红楼梦》描述各种服装色彩的分类中，红色是被提到数量最多的颜色，大约有30处，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杨妃色等；明确提到绿色的地方有10余处，有水绿、葱绿、柳绿、闪珠绿、松花绿等。此外，还有多种黄色，如葱黄、鹅黄、蜜合色等。藕色、秋香色、玫瑰紫、月桂白、松花色等其它色彩，也在服饰或印染工艺品中常用。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的大量出现，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染色及印花工艺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杨雪梅《论人物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一起比较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进行对比，这确实是―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这样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丰子恺这样说：“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说：“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我更愿意从这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基点，是因为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的悲惨，莫扎特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买墓地，他到底埋在哪里也无人说得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样不同。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这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莫扎特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它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撤进土地，不是让它再长出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的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乐思中。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诉说：“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当然，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苦难，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了自己的行为曲线。

他的音乐里，听得到明确的主观意图，棱角鲜明的性格，抽象的哲学意义，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不是渲染宣泄它，而是重视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乐思中乃至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有的。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共同点，但在音乐表现上却是那样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的作品，曾专门拜访过歌德，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还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营养。

贝多芬说：“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不会感到奇怪。

傅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贝多芬以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世界，将器乐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挥舞着时代大旗。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摘编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

材料一：

氢能是低碳，甚至零碳排放，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之一。国际氢能源委员会认为，21世纪人类要进入氢时代，预测2050年全球氢能源需求将增至目前的10倍，同时2050年全球氢能产业链产值将超过2.5万亿美元。氢能的使用，既可以每年减少几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又可以形成巨大的产业领域，提供几千万人的就业岗位。

目前氢能的利用，特别是在汽车燃料电池上实现了应用的突破。除了在汽车上应用以外，还可以应用在深海潜水、无人机、高速列车等设备上，只要是移动器件需要动力的地方，氢燃料电池都可以应用。5G时代所有基站的能源体系、供电系统也可以用氢。在生活中分布式发电方面，实际上每家每户都可以放一个氢燃料电池的发电小装置，用来制冷制热、发电供电，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可以利用它。另外，一个氢气管道进入家庭就可以供给所有需要的能源，非常高效便捷。

氢能源做的燃料电池与锂动力电池相比较，锂动力电池在重载航空航天或者大型移动器件上作为主动力电源，它的续航里程不够，能量密度也没有氢燃料电池高。所以，像航空航天大功率的这种运输工具，使用氢燃料电池是非常适合的。

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814座加氢站投入运营，欧洲、亚洲、北美仍是加氢站建设的主要地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氢能源的发展利用提高到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我国氢能发展的优势比较明显。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售18197辆，累计建成加氢站417座，位居全球首位。据预测，到2030年，氢能产业产值将突破1万亿元；加氢站数量达到1000座，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达到200万辆。

（摘编自干勇《氢能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材料二：

氢能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氢能在发电侧、电网侧和负荷侧均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是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优质介质。随着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氢能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将占据重要位置。目前，我国氢能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仍面临重大挑战。

氢能兼具“清洁能源”与“危化品”的双重属性，在做好氢能安全管理的基础上，需要明确氢气的能源属性并加快制定氢能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氢能发展战略部署。2022年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了氢能在中国的能源属性，但针对氢能产业链安全监管体系缺乏统一认知，特别是对氢能的能源属性理解不足，导致在落实氢能项目时安全监管机构职责不够明确，跨部门、跨领域缺乏协作协调。

制氢、储氢、运氢及应用尚未形成完备高效的产业链。在产业上游，我国灰氢技术成熟、成本低，但化石能源紧缺，加之排放量高、杂质多需要提纯，或将逐步被可再生能源制氢（绿氢）技术所取代。不过，目前，我国利用清洁能源制氢的效率偏低，还没有到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阶段。在产业中游，国内车载高压储氢以及运氢方面均比较薄弱，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加氢站数量少且储氢量小。在产业下游，氢能当前的应用范围比较窄，主要以燃料电池形式应用于交通领域，且技术瓶颈导致成本较高，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应用推广仍存在一定难度。

氢能的资源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不匹配，且目前氢能长距离长时间储运技术不够成熟、成本较高，制约了氢能的大规模生产与消纳。我国绿氢上游生产多集中在华北、西北、东北等可再生能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而下游需求多分布在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需要依靠长距离储运技术以实现氢能跨区域统筹利用。绿氢在我国空间维度上的错配问题及新能源制氢的波动性问题，对氢能跨区域、跨时间储运提出了更高要求，氢储运供应链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绿氢制氢和用氢场景的技术经济性较差。目前，氢燃料汽车加注绿氢成本在50—60元/公斤。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成本高，导致绿氢产业链整体成本居高不下，绿氢及其下游产品的价格远高于同类型传统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严重制约了绿氢的应用和产业链的发展。

绿氢要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生产需要从系统设计、多电解槽运行管理、材料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优化，进一步降低绿氢制备系统总成本，提高制氢效率。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风光储氢”耦合技术来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推动“电—氢能”系统在满足生产目标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运行。另外，还要重视培育氢能应用场景，如氢能特种车辆、港口物流车、重型卡车、公交车等，以解决部分试点城市规划难以落实的困境。

（摘编自李继峰《氢能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需克服四大挑战》）

材料三：

氢能各环节技术生命阶段时间点

（摘编自徐硕、余碧莹《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报 施

茅盾

文书上尉张文安得了一种军医也不大有办法的疙瘩病，向师长请了长假，师长给了他一千元盘缠，他离开了服务三年多的师部。回家路上他盘算着钱的用途，他一直想着买一头牛回家，给两位老人家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喜。自从他家损失了那壮健的花牛以后，父亲好几次筹划款项，打算再买一头，都没有成功。

到家已经不早，两位老人兴奋得很，连夜告诉左邻右舍。第二天一早，①东边山峰上那一轮血红的旭日还没驱尽晨雾的时候 ， 探望的人就挤满了张家堂屋。

他们七嘴八舌地把一大堆问题扔到张文安面前，竟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手足无措，不晓得回答谁好！他只能笼统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

什么都好！打得很好！吃的么？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几位年轻人向张文安探听在前方打鬼子的同村人消息。

“不知道。”他摇头说，又怕对方误会，解释道：“你想，前方部队那么多？知道在哪一个战区，哪一个部队呢？”

“哦，早猜到你都不知道啦！”有人讥讽一句。张文安着急起来了，正想辩白，却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我来问一个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就算是个黑漆皮灯笼了。山那边村子里喂驮马的陈海清上了前方，带着四匹驮马、一个伙计。”“陈海——清！”他记起来，自己还没上前方时，村里曾经议论陈海清丢下老母和妻子，带着四匹驮马投奔了后方勤务，被编入运输队，万里迢迢地去打日本的事。“怎么不知道！”他戛然缩住，他又感到了惶惑。到了前方以后的陈海清，究竟怎样呢？在前方的紧张生活中，这名字早从他记忆中消褪了，然而由于一种受不住人家嘲笑的自尊心，更由于不愿老给人家一个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强说：“他过得很好！”

问的人接着说：“唉，过得很好。可是他的驮马都完了。他儿子前年接到信，两匹给鬼子飞机炸得稀烂，一匹吃了炮弹，剩下一匹，生病死了，他要给驮马报仇，不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他不回家！你说他过得很好，是个喜讯，他家里两年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来是——”张文安惘然，感到众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忙改口道，“原来是两年没信了。陈海清是好人，炮弹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说越兴奋，“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上等兵了，也许升了排长。陈海清，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老天爷还有眼睛！”众人赞叹说。张文安伸手抹一下头上的汗珠，惘然一笑，不再出声了。

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张文安到集市找董老爹，董老爹告诉他“千把块钱只好买半条牛腿”。一千元如何运用的打算整个儿被推翻了！他带着满肚子的懊恼和气愤走出市镇。

云阵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压在头上，呼吸不方便。张文安懒懒地，不情不愿地回家。②一个年轻人奔过来，见了他就欢天喜地地招呼着。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眼里耀着兴奋喜悦的光彩，拦住了张文安，杂七夹八说了一大篇。张文安听到一半，也就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陈海清的儿子，刚到他家里去过，现在又赶回来，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希望多晓得一些父亲的消息。

“你是陈海清的儿子？你父亲带着四匹驮马到前方？”张文安惊讶地说。年轻人的兴奋和快乐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和陈海清在前方并未见过一面，压

根儿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了不起，你父亲是一个英雄！”他随口回答了年青人喜不自胜的询问，完全忘记这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应付村里人的。

陈海清的儿子说：“我祖母还要问你一些话。她老人家不亲自听见不放心。”

张文安突然心一跳，像从梦中醒来。呆了半晌，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儿子，还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有病的中年妇人。

“妈妈的病是急出来的，”儿子说，“今天听得喜讯，就精神多了！”

“谢天谢地，到底是好好儿在那里，”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展开了。“好人总该有好报！”那病人喃喃地说。

张文安见祖孙三代高兴，心中惴惴不安，支支吾吾编造陈海清的生活状况；又将陈海清编派在某师某营某连，大胆地给陈海清创造极有希望的前途。

祖孙三代静静地听着，虔敬而感奋，从他们那哆开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突然那位老祖母颤声问道：“张先生，海清没有请你带个信来么？”

张文安窘住了，一只手无意中碰到藏在贴身口袋里那叠钞票，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大声说：“信没有，带了钱了！”

老祖母和孙儿惊异地“啊”了一声，中年妇人轻声吐了口气。

张文安心突突地跳，很艰难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一叠票子，慌慌张张地把它塞到陈海清儿子手里。

“啊，多少？”那年轻人问。

张文安没回答，老太太插嘴：“嗯，这有五百吧，海清……”还没说下去，张文安的回答吓了她一跳。

“一千！”张文安从牙缝里进出两个字。祖孙三代齐声问道：“多少？”

“一千，够半条牛腿了。”张文安说，心里有一种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异样感觉。

老太太哽咽了，中年妇人低声啜泣，年轻人捧着票子发愣。张文安松一口气，好像卸脱了一副重担，从祖孙三代颤声道谢的包围中，逃也似地走了。

（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