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冯骥才

    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去了。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其实，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曾经产生过诗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十多年前，我在维也纳中心拉什马克地铁站内，看到墙壁上贴了许多纸片，以为是留言的条子。一问方知，这些纸片上写的都是或长或短的诗句。原来是一些诗人，也有爱好诗的普通人，写了诗无处发表，受众少，便贴在这里，有的纸上还写着个人的手机号码。如果谁读了，喜欢他的诗，便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私下交流一下。后来有了互联网，就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当今的互联网也是诗的传播工具。我们有出色的诗人和出色的诗，可是与欧洲人不能比，在欧洲还可以见到日常的诗的生活。我在阿尔卑斯山里碰到过村民的诗会，在俄罗斯遇到过老百姓聚餐时一个个站起身朗诵自己喜爱的诗歌。可是我们的诗和诗人却身处生活的边缘，可有可无了。

    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种文学体裁早已走向衰老，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比如说，宋代之所以盛行长长短短字句的词，正是由于诗的能量已被唐人用尽。真的是这样吗？诗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吗？我们读古人的诗句而受到了触动和感动，是因为这种文学体裁，还是其中那些对生活内在的韵致的心灵感知与发现？我们现在对生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敏感与发现，没有这种表达的情怀呢？我们的心灵变得粗糙而愚钝了吗？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而不是在文学上。

    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从物欲、从消费中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在市场时代里，消费不仅要主导市场，也要主导我们。消费文化是消费的兴奋剂，所以消费文化都是快餐式的、迎合的、被动的、刺激的、欲望的，又是便捷的。消费过了就扔掉。一切都是暂时的快意与满足。消费方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一定没有立足之地。

    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诗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我们的生活能给诗提供这样的生存环境吗？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这种精神的需求吗？如果没有，还奢谈什么诗？如果有，如果需要，诗可不是奢侈品，它会不请自来。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精神的纯粹、心境的宁静、生活的韵致，还有对美与才情的崇尚等等。那么，我们的生活不就会变得平庸、乏味、浅薄和枯索了吗？

    有诗与没有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如果诗离我们远了，怎样才能把它召唤回来？

（选自2016年8月1日《今晚报》，有删节）

    西汉和东汉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中断15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4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中国的人口，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到西汉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5000万到6000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 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

    在当时人看来，两汉实际上只是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 因为对光武讲，其后各帝均为同辈和晚辈。光武更将篡权吕后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

    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 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各种统治办法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东汉则在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由于立法不能展开，因而也没有创制机会。君权 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 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与章帝刘坦的重申儒家宗旨。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 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

（节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

材料一：王阳明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强调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圣贤，成就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他将读书之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记得”，二是“晓得”，三是“明得”。他主张读书不是为了“记得”，也不仅仅是“晓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读书来“明得自家本体”。

“记得”是指以记诵辞章为目的的读书。时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总是熟读经史并反复背诵，在考试中熟练地引经据典，以此显示自己在读书上所花的工夫。有人天赋异禀，读书能够过目不忘，成为“行走的书柜”，但更多的人需通过寒窗苦读、反复记诵，才能亲近经典。王阳明弟子中就有人苦于读书“不记得”，向他请教记诵之法。向王阳明请教记诵之法，大概是问错了对象，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记诵式读书。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的圣学之所以逐渐式微，正是因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行于世，引得天下读书人尽入“百戏之场”，以读书作文来粉饰自我、取悦当世，导致儒门正学被人淡忘，更导致世风日下。人们以为记诵经典、训诂经典乃至引经据典就是“尊经”“通经”，实际上这是对经典的割裂毁弃。经典中所记载的万事万理，是人之良知的文字化，如果不能够与自家良知相印证，纵记得千言万语，也不能于自己德性证成增添分毫。

“晓得”是指以理解经典文义为目的的读书。与“记得”相比较，“晓得”是更高的读书之境。“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读书明义意味着理解经典文字背后的蕴涵，由此来理解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所在。换言之，通晓文义是探求本意的前提。王阳明对学生讲“四书”“五经”常常作出新解，即是希望学生晓得文辞背后的意涵所指，即真正领会经典的意义。在讨论“经史关系”时，王阳明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明白了“五经”的“明善恶、示训诫”之意，也就是“晓得”“五经”的苦心孤诣处。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人之本心。“晓得”不是拘泥于文句，更不是记诵文句，而是要读懂著述者所阐发的根本道理。

“明得”是指与自己本心互相发明、明确心之本体并能落实于事的读书体验。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记诵，领会和理解也只是读书的“第二义”。那么读书的“第一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读书实际上是内在良知与经典文献相互印证的过程，读书是为了帮助人明白自家的良知本体，因此证明良知本体之所在并着实按照良知行事才是读书的第一义。王阳明认为，读书是以外在的文字来激发良知的觉醒，“读书以开其知觉”。良知一觉，才是真正“明得”。就读书一事而言，“明得”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到良知，在良知上用功能够彻底“晓得”经典之义，融会经典之义，讲求与自我意识的相互验证；另一方面则是致良知，真正超越经典文本的文义而将道德工夫用到实处，其目的是解决人生的困惑与问题。读书的“明得”之境，在于通过“读书”来激发良知的自觉，进而以经典文献验证良知之觉，并在处理伦常事务中落实良知之觉，这就是真正的“明得”，也才是“知行合一”。进而言之，在读书的过程中，“记得”“晓得”都服从于“明得”；一旦“明得”，则“记得”“晓得”无须刻意计较。

王阳明将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置于文字记诵、文义理解之先，这对人们在读书活动中超越文本局限，从而挺立自我意识并以解决实在问题为指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朱承《记得、晓得与明得：王阳明论读书三境》)

材料二：朱熹认为，读书做学问即“致知力行”。他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这一解释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更接近于“学习”的本义。在朱熹看来，学习既包括“求知求能”，也包括“力行”。他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在读书做学问的具体方法上，朱熹提出读书须立志自主。朱熹认为，“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事”。朱熹所说的“立志”，就是要树立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认为立志对于读书来说意义重大，“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朱熹重视读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认为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包办代替：“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种对自主学习、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倡导，符合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朱熹倡导读书要虚心。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朱熹所说的“虚心”，有“不先立论”和“专心致志”两层意思。“不先立论”指不预设立场，认真体会书中原意。“专心致志”指不被杂念干扰，一心一意读书。他说：“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摘编自马有《朱熹论读书》)

竹 园

范小青

孙良每天坐在竹园边，他是个残疾人，整个下半身是不能动的。

孙良是工伤，所以开始常常有人来看看他，后来时间长了，大家都忙，也不再有什么人来了。孙良很寂寞，他每天由母亲背出来，坐在竹园旁边。

孙良家只有母子两人，孙良的母亲已经老了，但她还能背儿子，还能工作。她每天上班，回来做家务，给儿子擦洗，第二天再上班。日子过得平静。

孙良的母亲知道儿子很寂寞，她说：“①你下下棋吧。”

孙良说：“好的。”

慢慢地，孙良的棋越下越好，周围的人都被他一一杀败，但是总会有不甘心失败的和没有领教过孙良棋术的人来和孙良下棋，孙良再一一地杀败他们。

孙良没有了对手，孙良的母亲就到她的单位去找一些人来和孙良下棋，又通过这些人去约了更多的人来。这里面当然不乏高手，头几回孙良也许会输，但是再下下去，孙良又会赢。

凡是远道来的人，孙良的母亲必定要留下他们吃过饭再走，他们在竹园下棋，孙良的母亲就在家弄饭弄菜。

邻居都说：“这老太太真是前世欠了儿子的债。”

邻居跟她说：“你儿子虽然瘫了，他的手还好，你让他帮你做点事情，你也好歇歇了。”

孙良的母亲说：“这一点点事情我能做。”

孙良就好像在竹园边摆了一个擂台，许多时候都没有人能攻下竹园的擂台。

孙良对他的母亲说：“他们是不是手下留情？”

母亲说：“我不懂的，你自己下棋，你自己有数呀。”

孙良说：“我没有数。”

母亲说：“你不要急，慢慢地你就会懂的。”

孙良说：“②虽然我是个瘫子，我也未必想要他们让我。”

母亲说：“是的。”

母亲和孙良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她的工作，她跪在地上用抹布抹地，每天都要把地板抹得干干净净。

孙良说：“妈，你不要这样费劲，这地，随便怎么擦擦就行了。”

母亲说：“我不累。”

“累不累是另一回事，你这样做实在是犯不着的。”孙良说。

母亲笑笑，没有再和儿子说什么，她只是照做她要做的事情。

孙良到底还是败了，他是败在一个十岁的孩子手下。

第一局棋完全是在无意中开始的。那时孩子刚刚在学校的棋类组报了名，才跟老师学了两三回棋。他放学回来站在竹林边看孙良和别人下棋，看孙良又杀败了人家。

这时候有人说：“这个小孩会下棋的，叫他跟孙良下一下。”

孩子不肯。

孙良鼓励他说：“来吧，我可以让你一些的。”

孩子想了想，说：“③要来就不要让。”

果然这一盘棋孙良输了，接着又下了好几盘，孙良都输了。

吃晚饭时，孙良说：“今天我输给了一个小孩子，没有招架之势。”

母亲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竹林变成一块棋盘，真是奇怪。”

十年以后，孩子成了大学生。放暑假归来，他看见孙良还坐在竹园那里，竹园依然，孙良也依然。

大学生说：“来一盘棋。”

孙良说：“好的。”

大学生输了，他输得很服帖，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反而退步了。”

大学生和孙良聊了许多事情，天南海北，五花八门，什么都谈。大学生真是见多识广，比起来孙良的见识就不如大学生了。

不下棋也不说话的时候，大学生就画竹园，他说：“我小时候看别人画竹园，总是很羡慕。”

现在大学生觉得他也可以画画竹园了，可是他画的竹园没有一张能使他自己满意的。大学生很沮丧，他把那些画撕了，重新再画，画了又再撕。

孙良说：“你别画了，还是跟我下棋吧。”

大学生说：“好的。”

大学生又输了，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到傍晚的时候孙良的母亲回来了。她退休了，申请了一个执照，批些小玩具卖。生意不算很好，她每天都去。

孙良的母亲出摊回来，把那些玩具堆在一边。大学生看到那些东西，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他过去翻那些玩具，拿出几颗玻璃弹子，蹲在地上打起弹子来。

孙良和他的母亲看着他笑。

大学生后来站起来，说：“再下。”

孙良就和他再下一盘棋，大学生还是输。大学生输得很灰心了，这时候他抬起头来，看到夕阳的余晖正洒在竹园，看到孙良正默默地注视着竹园。大学生突然说：“你当然会赢。”

孙良问：“为什么？”

大学生说：“④你占尽了竹园的地气。”

孙良笑起来，说：“也许是的。我一直在看竹园，看竹子，看每一根竹子。竹园就是一块棋盘，每一根竹子就是一个棋子，既然每一根竹子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棋子也有它自己的位置，你说是不是?”

大学生还是看着孙良，他希望孙良再往下说。

孙良问他：“你懂不懂？”

大学生说：“我不懂。”

孙良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懂。”

孙良指指他母亲，对大学生说：“她也许知道。”

大学生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时候孙良的母亲出来，对他们说：“饭弄好了，进去吃饭吧。”

大学生在孙良家吃了饭，想再跟孙良下一盘棋。

孙良说：“⑤你再过五年来跟我下棋吧。”

大学生一直记着孙良这句话。

过了五年，工程师敲响了孙良家的门。

孙良摇着轮椅来开门。

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也还是原来的人，可是他们没有再在竹园下棋。

竹园已经没有了，这一带拆迁，旧房子没有了，竹园也没有了。原址上盖了新房子，孙良家也有一小套，因为孙良不能走，分的是一楼的房间。

孙良的母亲已经去世。工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下棋吧。”

“好的。”孙良说。

工程师在落子前说：“你还有把握吗？竹园已经没有了。”

孙良笑笑，他的手指指地下。

“竹园就在这底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