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享单车需要消费者利用手机安装企业提供的APP，有偿使用企业提供的自行车分时租赁业务，有的企业是需要消费者预付押金才能租赁共享自行车的。我国共享单车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爆发，随后有近70家“玩家”跑步入局。而且，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附属品：共享经济，在共享单车的启发下，“共享+X”成了打开创业的新思路，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床位等等接踵而至。

    然而，在今年西伯利亚寒流袭来之前，共享单车的冬天就已经悄然而至。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倒闭的共享单车名单就能列出长长的一串：卡拉单车、悟空单车、町町单车、小鸣单车等。下面是来自易观智库的调查数据：

    从2015年年初，摩拜和ofo就保持着相似的融资步调。到今年六七月，摩拜和ofo先后完成E轮融资，摩拜的背后有腾讯、高瓴、红杉资本、启明创投等，ofo的背后有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滴滴等。

    （摘编自《百团大战到两强争霸，共享单车带来哪些思考》，2017年11月《新浪财经》）

    材料二：

    共享经济产业竞争越是激烈，越能促进优胜劣汰，从长期看，市场和消费者也就越能获利。共享单车发展到“下半场”，包括小蓝单车、酷奇单车等“力竭而退”的失败者多达六十余家。

    尽管共享单车市场尚未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摩拜和ofo双雄并立却是大局已定，胜利者有权也有义务收拾失败者的残局。从市场层面说，六十余家市场退出者留下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双雄”没有理由拒绝接受。群雄逐鹿的结果是兼并统一，全面接收失败者的资源、客户、份额是精明策略的首选。“双雄”之所以还有所犹豫，根源在于高额的押金债务和债务分配。其实，按照网络推广成本与预期份额计算的话，代偿失败者留下的押金债务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客户和份额，而且还能留下口碑和信用，这些实打实的积累，将成为“双雄”未来合并或对决的最大砝码。

    从法律层面讲，交通部等十部委出台的共享单车指导意见中明确，单车企业在“收购、兼并、重组”中要首先保障用户权益和资金安全。从政府监管层面看，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不能为经济社会竞争成本买单，更不能为资本盲动的损失买单。监管部门对押金等资金安全缺乏监管的教训，需要牢记于心，要夯实法律规定，做好消费者的守护人。

    本轮共享单车退还押金难的危机也提醒立法者：押金和预付款问题若不能正式写入立法，就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电子商务立法必须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摘编自朱巍《该如何收拾共享单车的残局？》，2017年12月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今年早些时候，支付宝已在全国五个城市开通快递借书和共享书架的服务，而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也试水了“共享书店”。所谓“共享书店”，就是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在线支付99元的押金，即可享受单次扫码借阅总价低于150元的两本图书，不过需要在10天之内归还。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1元“阅读奖学金”直接打入其“智慧书房”账户，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作为奖励。“共享书店”实际上是“有偿租书”，具有图书馆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共图书馆、银行，也进入共享图书市场。

    与网络书店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与读者深度交流。书店有其商业上的属性，书只是经营者与顾客众多交集中的一个，只有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营者的思维方式。这样，就有了“共享书店”的兴起。一方面，出借的图书归还后，基本还用来销售或再次借阅。如果有破损，可能会进行打折出售或捐赠，和出版社协商退回也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为读者降低了阅读成本和门槛，提高了阅读频次。

    “共享书店”是实体店服务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影、音乐、创意、生活”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公共性文化平台。

（摘编自汪昌莲《“共享书店”是服务转型的有益尝试》，2017年11月28日《联谊报》）

    材料一：

    为何失实信息屡屡出现在网络中？在《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这是因为信息供给严重过载和用户注意力严重缺失。报告认为，尽管当前互联网新闻生产及传播的便捷性、时效性等优势已经充分获得网络新闻信息用户的认可，但新闻资讯的质量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在新闻的诸多属性中，真实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核心属性，脱离了真实性，新闻便失去了其所有价值。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媒体的被信任程度是相互作用的，新闻媒体信用程度越好，其生产的新闻可信性就越高，而新闻可信度越高，为受众带来的价值回报就越高。

    中国（商业）网络媒体的满意度图谱

    （摘编自《让新闻回归本真——记<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二：

    近年来兴趣推荐类资讯产品成为市场上一大趋势，并在2017年迎来井喷式发展，个性化推荐产品，符合用户对兴趣、娱乐化、个性化内容的需求，其用户活跃量增长迅猛也就不足为奇。但从工信部的报告中不难发现，在信息过载的媒体环境下，用户对网络媒体的可信度、真实度、责任感，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和期待依然强烈。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高品质的内容相较于个性化资讯，更能获得用户的好感度。兴趣推荐类资讯产品好感度排名靠后这一现象，也将会督促整个网络媒体平台行业提升其自身的媒体的公信力。

    （摘编自《2017年网络媒体现状：用户活跃量稳增公信力却没悉数跟上》）

    材料三：

    媒体公信力报告显示，体制内媒体的满意度整体高于商业类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以及人民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客户端表现较好；商业类媒体平台中只有少数媒体如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等跻身第一阵营。

    在用户信任度与社会责任感方面，位于第一梯队的新闻网站有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同样位于第一梯队的新闻客户端有人民日报、澎湃新闻、腾讯新闻。体制内媒体在用户信仕度和社会责任感方面表现非常好，商业类媒体较为欠缺，而腾讯网与腾讯新闻客户端位居商业新闻品牌第一位。

    在覆盖率与影响力的维度上，商业类媒体比体制内媒体表现更好。其中，位于第一梯队的腾讯网与腾讯新闻客户端，成为网民访问量最大、用户选择度最高的商业类网络媒体平台。然而，越是有影响力的媒体，就越需要提高用户信任度和加强社会责任感，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更要认真审核信息、深度挖掘新闻、杜绝有偿报道等，这样，商业类媒体才能在高覆盖率和强大的影响力下树立自身的权威性。

    （摘编自《工信部舆情中心报告：网络媒体公信力有待提升》）

    材料四：

    新闻素养应该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知识。这要求我们判断：新闻是什么内容；新闻的内容是否完整；信息源是谁，是否可靠；新闻提供了哪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有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

（摘编自江禾《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坚守新闻真实》）

    材料一：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伴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并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愈发凸显。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看，信息通信产业实力不断增强，为各行各业提供充足的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数字经济与各领域融合渗透加深，推动经济社会效率提升，质量提高。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数字经济中占比为20.5%。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位置，2018年产业数字化部分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在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比高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占比，表明我国数字技术、产品、服务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对其他产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材料二：

    （选自《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趋势解读》）

    材料三：

    当前，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创新持续迭代，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涌现，数字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脑、接入网络，一台缝纫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中枢神经”。“以前一个款式会停留几个礼拜，现在则每天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现小批量灵活生产，市场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了，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从单一制造商转型为时尚平台服务商。

    在数字经济下，改变的不只是一台缝纫机，越来越多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国制造业正用“数字”撕去“代工”标签，从而发生蝶变。

    扫码进店、自动买单，“数字化”销售在实体店展开；智慧医疗、智能教育，“数字化”服务空间不断拓宽……4月，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济同比增长25%。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而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使我国夯实了较为坚实的数字“地基”。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一次对网络提速降费做出部署，提出在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选自《抓住数字机遇打造经济新高地》）

    材料四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中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核心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并且中国数字经济的行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填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管理的空白，如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体系，加快行业与市场的融合等。目前来看，个人隐私和产业隐私缺乏合理完善的保护措施，信息安全保护机制还有待加强。虽然中国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边界在弱化，但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利润模式尚未建立，这将对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出挑战。同时，中国区城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须正视挑战》）

火箭回收有多难？（节选）

     ①目前，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航天工具，其第一级火箭在完成分离后会坠落到陆上无人区或空旷海域，不可重复使用。有人曾形容火箭使用的浪费程度，就和一架波音747客机仅作了单趟飞行就报废一般。造价高昂的火箭如果摆脱“一次性”用品的角色，未来航天发射的成本有望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历经失败仍然坚持尝试的原因，不过他们需要克服的难题不小。

    ②运载火箭回收实验有两大难点：一是让火箭第一级在分离后垂直下降，其难度就像在暴风雨中让一根扫帚平稳地直立在手掌上：二是精准降落在没有锚定且只有足球场大小的浮动平台上极其困难，且着陆的精度要求在10米以内。因此，回收火箭首先要解决火箭着陆的精度问题，要能够回收到预定地点。其次，火箭要以垂直的姿态降落，必须解决姿态控制问题，而越是竖长的物体，就越难以控制。此外，还要解决减速问题，必须是软着陆，又不用降落伞，所以只能用反向推力装置。而且，回收的过程是一个变速过程，在这个变速过程中如何始终解决好以上几大问题，难度非常高。就回收平台来说，在海上平台上回收火箭比陆地平台更难，因为陆地上气象条件更好，回收面积也更大，平台更稳定。不过，在陆上降落意味着火箭在空中飞行距离可能更长，消耗的燃料更多。

    ③火箭的回收只是火箭重复使用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验证火箭的发动机是否可以重复使用，还要进一步验证回收二级火箭的可行性。

    ④火箭的重复使用对于发动机核心部件的性能和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一次性使用的火箭来说，保证材料和相关设计在短时间顶得住是一个问题，确保长寿命使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的燃烧室压强高达207个大气压，工作温度约为3300摄氏度（目前最先进的涡扇发动机涡轮温度不到1700摄氏度），其中一个小小的涡轮泵的功率就是目前最先进的主战坦克发动机功率的10倍。让这样的发动机顺利工作一次就已经非常困难，而要重复使用多次，那么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必须要上一个巨大台阶。

    ⑤火箭首次成功回收只是一个开始，意味着这项技术具有可行性，但真正掌握这项技术，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验证其可靠性，由成功变成成熟。一旦这些技术可以完全实现，将大大降低发射成本。专家预计 ， 如果回收并重复使用第一级火箭，可以降低80%的成本，而如果能回收并利用第二级将可以降低98%的成本。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①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中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归隐田园的躬行实践，诗人的江海余生，侧重彰显漂泊中的自由洒脱，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②“江海”作为常见意象，除实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开阔、才情过人之意。当表退隐之志时，常与“魏阙”“蓬莱阁”相对，诗人自称“江海人”。如高适《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箕山别来久，魏阙谁不恋。独有江海心，悠悠未尝倦。”同时为显高洁不俗，常与“鸥盟”典故结合，如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鸥同。”

③当江海表隐逸时，最典型的表达是终老江海。如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终老烟波中更重洒脱之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扬长而去。而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的江海余生不仅意欲逃离尘劳，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脱。

④在这类想象中，“江海”常与“五湖”结合。越王复国后，因其“可与履危不可与安”，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越语下》）。李白在《赠韦秘书子春》中“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范蠡，实现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理想。王安石《世上》言：“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

⑤范蠡“乘轻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频意象。驾扁舟于江海间，不再附着权力体系，也不留恋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诗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不论人生失意还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彻底远离尘世纷扰。

⑥将江海余生与归隐田园相较，更能显其差异。固然二者都意在脱离仕宦尘劳，不再被世俗和权力束缚，从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从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诸实践。但江海余生中，不论是“江海”“五湖”还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实际规划。以苏轼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远景是和苏辙“归田”，其《送竹几与谢秀才》言“老去归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又说“归田计已决”，后来苏轼也确实在宜兴买地。所以归田操作性强，也不乏陶潜般的践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则更像是江边那个寂静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头，只是暂时忘却营营。

⑦即使“归田”也处于想象或设想阶段时，与想象江海也不尽相同。归田想象中常言及农事生产与乡居日常。陆游《叹老》言“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李白想象归田时，也言“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赠崔秋浦三首》其二）。归隐田园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循。

⑧而想象江海余生时，生活气息并不浓郁，多为用典或概括呈现。如环境书写多关注烟波、日月等广阔渺远景象，行端《海翁》：“余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卧月如昼，闲把渔蓑枕白头。”即使涉及细节，仍重在诗意化，如苏轼《南歌子·湖景》：“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苏轼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鸡头，感受明月相照。可见江海余生的日常只是诗意想象的载体。江海与田园相较，二者一虚一实。

⑨同时诗人对归隐田园与江海的归属感也有明显差异。通常前者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而想象江海余生时，苏轼等人言“寄”，更常见的动词则是“去”。“寄”与“去”都表明“江海”给人距离感，以及自身面对江海时的客体状态。“归”与“去”之间，既是诗人现实遭际和诗思的流转，也是对二者心理归属亲疏的差异。“归”田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和耕种的天然亲近，当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纯朴安心的山野乡居生活。而“去”江海，则是去他方开启新旅途，同时将现实困境及人世羁绊皆抛之脑后。田园作为可以回归的抚慰身心的温馨家园，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归宿，而江海余生则是舍弃一切决绝而去，从此栖居于随心遫游的诗意远方。如李谷《次延兴岛》云“书剑年来违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等，尽显洒脱不羁之意。

⑩总体来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迁的陆地生活者对充满流动性的水上生活的诗意化想象，而剥去想象的外壳，实则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心灵的开解和补偿。在想象的过程中，诗人得以暂时抽离“长恨此身非我有”，忘却“人生在世不称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摆脱尘劳缠缚，获得身心的解脱与自由。

（摘编自《光明日报》刘俞廷《古代诗词中“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