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装，中国华彩

    我们的传统服装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使没有见过出土的实物，在历代的画典以及文学作品中，这种特征也不难总结。中华民族作为最源远流长的民族之一，1.8万年前山顶洞人就开始使用骨针，7000年前河姆渡出现纺轮，“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爱琴文明都是发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

    从商朝出土的玉人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外形特征，如上衣下裳，交领右衽。西周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上下一体的长衣)。作为汉装原型的深衣，在《礼记》中有记载：“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袖子)圆以应规，曲袷(领)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

    中国服装在这时就已经与西洋服装彻底分道扬镳，在形制的细节处、颜色上等都蕴涵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一般认为汉装自身显著的特点成熟于汉，至宋明仍保留有其鲜明的特征，即宽衣博带、大襟右衽、交领大袖，整体风格含蓄柔静、随和典雅。风格最清晰的莫过于三个时期：魏晋、盛唐和宋明。其中魏晋和宋明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有自觉意识的朝代。

    魏晋时地主阶级世袭门阀贵族崛起，反儒倡道，老庄玄学盛行。此时作为“人”的意识觉醒，不拘小节，不做作，任其自然。如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记载，“鸟有羽，兽有毛，黄瓜茄子赤条条。”认为衣服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穿着也不拘礼教，甚至袒胸露脯。最极至的是放浪形骸，以天地为裈(裤子)的竹林七贤。这个时期是中国服饰史上男子士儒最为风雅潇洒的一个时期。士人流行飘逸的长衫，“得意而忘形”，如晋武帝间“冬天尽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层”。男子还崇尚扎巾，羽扇纶巾，颇有一种厌弃冠冕公服的风气。于是此时出现风度，风采，风姿，风韵，云中白鹤等自喻。女子形象也可以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中看出，袖子宽大，衣带飘飘。

    盛唐开放繁荣，也是服饰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华丽的服饰，体现出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男子相对俭敛，不再穿裙。而多是圆领袍衫加襥头(一种搭拉两个脚的软帽子)，一直沿用至明，并有严明的官服制度，“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武则天时还以不同的图案纹样来区别文武官衔。而女子服装则表现出空前绝后的开放、华贵和宽大。孟浩然《春情》中描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可见衣带和裙摆之长。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写道“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都是当时华丽的时世装。

    至宋明，随着汉文化的沉淀，服饰也表现的更沉稳严谨，形成了更严格的官服制度。同时，民间服饰的细节装饰也趋繁复。裙子式样修长，穿着时在腰间扎以绸带，带上垂绶环。尤其宋朝程朱理学强调封建伦理思想，禁锢人们思想，服饰美学上更趋向纤弱、拘谨，与当时的建筑绘画等其他艺术风格一致(建筑上白墙黑瓦，绘画上清秀简洁的水墨画和淡彩画)。并且此时缠足风盛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服制仍多沿用宋制，同时随着棉丝的大量生产，民间服饰也异彩纷呈，多了些市井之趣。如将不同色彩拼接起来的“水田衣”。至此，中国服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体系。从形制上来说，官服已经明确到可以用颜色和补子(胸前的绣花图案)指代官衔，如上海俚语中的“无啥花头”原意就是指没有什么官衔。一般男服都是“直缀”，即一种类似道袍的简单长衫，简单的服饰外形将男性的社会意义定义在“理性”。从寓意上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形象比喻，而发展到非常繁复的抽象寓意。如谐音，画鱼以代“余”，磬代“庆”等。

    中国服饰虽是平面的一块面料，但知情的人都知道，里面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一本书，可以慢慢品，细细读，而远非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神秘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选自2019年10月号《森林与人类》，有删节

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或“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譬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得一塌糊涂。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清代学者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在'字上加一'宛'字，虽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这样读法，算是入了文学之港。清末才子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这是一首“招隐”诗：“盖秦处周地，不能同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一为贤惜，一为世望。”陈子展《诗经直解》称《蒹葭》是“诗人自道思见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之诗”，又说“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的意味”。朱东润则肯定此诗“抒写怀人之情，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前贤的这些说法虽也有理，但仍有“戴着镣铐舞蹈”之意，不若笔者拈出“距离”与“过程”二语解释得有味。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回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于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钟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_____，抒了情，还言了_____。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材料一：

    《咬文嚼字》编辑部12月2日发布“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融梗”“XX千万条，XX第一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等流行语入选。

榜首的“文明互鉴”出自习近平主席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全球共鸣，彰显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中央确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不仅让“区块链”成为信息技术领城的热词，也让其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硬核”的彪悍、“融梗”的边界和“霸凌主义”的思维和行径，都令人沉吟再三。

（摘编自《年度十大流行语标注社会脉动》）

    材料二：

    材料三：

《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表示，流行语评选应当秉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群众性原则。年度“十大流行语”应具有原创性，能展现大众的语言创造力，年度使用的热度较高，是不同语境、不同群体的人都在用的，比如“盘它(他)”。二是持续性原则。没有真正流行开来的事件性热词热语不收，比如“你是什么垃圾”，只在2019年6月底上海即将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时候热过，其后湮没无闻，就不应该收录。三是趣味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必须具有一定的语文智慧，包含一定的辞趣，还应该带有一定的情感、情绪，在风格上应该轻松活泼、幽默诙谐、自嘲解嘲，读来让人会心一笑，辞趣寡淡的一般不收录。四是规范性原则。流行语评选不能只考虑流行度，入选的条目要有利于健康的语文生态建设，源于谐音的热词不收，这样的“谐音”不利于汉语的规范、健康发展。比如，“你怎么这个亚子”“让我康康”等；缩写拼音的字母词一般不收，比如，“OMG”“瑞思拜(respect)”等。五是正面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在内涵上应该能反映当年民众或某一群体的某种心态，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

(摘编自《年度流行语评选必须传递正能量》)

    材料四：

年度流行语是一个以年为跨度的社会观察哨。换上历史的广角镜头，流行语的变迁展现出时代的变与不变。以科学技术领域为例，从几年前的“互联网+”“引力波”，到时下的“5G”“区块链”，日新月异的革新不断拓展着生产生活的疆域。从“两弹一星”“陈氏定理”，到“神舟飞船”“港珠澳大桥”，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辉煌历程的生动注脚。流行语持续更新，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铁人精神”还是“蛮拼的”态度，无论是“个体户”首吃螃蟹还是“创客”掀起创业热潮，拼搏奋斗的精神始终不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这些都将汇聚起推动中国向好发展的磅礴力量。

新与旧，小与大，变与不变，道出了流行语背后的辩证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临近年末，很多机构相继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年度热词，其选择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流行语只能投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全部。流行语选择愈多样、变化愈快速，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进步的多样性，越说明中国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摘编自《流行语中的时代活力》)

材料一：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只要它自成一体，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一般说来，江南文化在区域地理上的相对完整性是大家公认的，而江南在文化传统上的独立性，则是一直很成问题的。

表面看来，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地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大小官吏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特别是明清以来。另一方面还可以说，政治家毕竟只是政治家，所以只能看到对他们统治有用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但这个江南，与一般人心目中的“江南”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两方面显然不能看作是江南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更多的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大到是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小到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超功利的审美存在，与帝王那种实用的江南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有必要问一下，什么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它自身所独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发现。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赋”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多一点什么呢？这也可以在比较中去发现，比如，我们可以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但使江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涉足。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如果说，由于文化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它们与北方文化圈也是一脉相通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文化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是其他区域文化不能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是古代诗意生活的一种象征。它并非一个实在的地域概念，而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皇帝与士人脑中的想象。江南不是政治、经济、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而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它不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的养活了无数南国儿女的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从唐诗宋词乃至更早的南朝就开始的只有诗性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

另一方面，在这里也需要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文化都没有审美创造，而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它当然也有自己的审美性格，如孔子就说过，他最赞同的人生境界，就是带着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到春天的郊野中去春游。但在儒家文化中，由于沾染了太多的道德色彩，儒家的审美活动就不够纯粹，它经常发生的一个异化，就是“以道德代替审美”。

（摘编自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

材料二：

明清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从表现形态来看是起居、饮食、养生、娱乐、消遣等几个方面，他们以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作为审美对象，一枝一叶，一琴一鹤，一饮一啄都能以审美眼光看之，我们可以说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张潮说：“松下听琴，月下听箫，涧边听瀑布，山中听梵呗，觉耳中别有不同。月下听禅，旨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江南士人审美的日常生活形成的原因是他们具有审美的心胸，以审美的视野去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因此原本平凡的事物就具备了审美的意义，这既是士人的人生态度，也是生活策略。

从美学的本体来说，江南士人将“闲”看作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和意义，“闲”是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美学的根源和最后的归宿。“闲”能使士人以别样的视野审视人生和寻求人生的意义，其归属在于从生活中去寻求这种无关功利的闲适，是一种疏离了现实利害关系之后的超然心态，是感性生命活力的自然释放。

“闲”的内蕴是生命意识的审美化，是在一种情感维度中来感受生活，它常常依附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比如下棋、钓鱼、赏花、闲侃等等事情。由于懂得生之可贵，因此那些看似简单细微的事情在生命的语境中变得具有意蕴。士人将生命的价值寄予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意味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缰利锁的困扰，生活也就在毫无牵绊的顺畅中如行云流水一样悄然滑过。正如李渔所言：“把钓观棋，一朝即过，不信日长如小年。”又云：“枕上闻啼鸟，花间鸣素琴。闲来理残编，悠然自古今。”

明清时期士人将“闲”作为日常生活的广泛追求和臧否人物的尺度，“闲”与“忙”是有区别的，“忙”有着鲜明的功利色彩，这是一种苦的生活方式。“闲”带着生活的审美色彩，诸如游山玩水，四处闲荡。“闲”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关键是要换一种视角去看生活，人只要暂且放下心头的名利之思，也可以发现生活中的一时闲乐。另一方面，这种“闲”与儒家赋予道德审美意义的“闲“不同，儒家关于“闲”最为著名的就是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回这种闲且乐的生活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境界，因为它和人的道德相关，能够在物质简陋的情况下悠然自得，是人的道德境界的体现。很明显，江南士人并没有这个特点。他们更多注重的是自己的感受，追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而相应淡化了身上的道德责任感。

摘编自赵洪涛《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美学》）

在旷野里①

柳 青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①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 “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②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央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生兰②不管怎么，还可以进党校学习。我那老婆往哪达送去？快四十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了解地说，他知道副书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意诉苦也不愿意多解释的人，总是直截了当提出要求或直截了当承认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用“坚韧”   “耿直”和“顽强”一类字眼所形容的性格；他的缺点就是有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但都是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说转的。现在，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他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谈话沿着这股线继续下去，他知道书记的意思，就问：   “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在地委知道了吧？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副书记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实在嘛，”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③“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④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觉得赵振国整个谈话中表现出一种带着主观情绪看问题的味道。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注】①小说写于1953年，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②生兰，即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

（本文自节选《人民文学》2024年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