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汉字前途之争

汪品先

       方块汉字的前途，是我国知识界争论的百年话题。

       对于汉字的批评，首先来自其复杂难学，历史上只为少数人所掌握。“五四”运动后推行白话文、拟定注音字母，进一步的主张就是废除方块字、实行拼音化。然而建国后的实践表明：通过汉字简化和义务教育，汉字完全可以为大众所掌握，本身并不是造成文盲的主要原因。

       时至今日，废除方块字的主张不再活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方块字不适合于科学表达，不如拼音文字那样逻辑分明，因此汉字可以用来传承文化而不适用于发展科学。其实这里混淆了科学发展的传统背景和语言载体本身的特色。国人撰写的学术论文，无论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往往有着论证不严、逻辑不清的毛病，这里既有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遗传病，也有在近代封闭条件下形成的恶习惯。文字无辜，这些毛病不该记在文字头上。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各种文字的前途提供了重新排队的机会。对于二进制的计算机编码而言，一个汉字只相当于两个拼音字母。同一个文本，汉字的篇幅最短，输入计算机的速度也最快。汉字直观，承载的信息量远大于拼音文字。更重要的是汉字信息熵最高，有限数量的方块字经过搭配，可以构成无限多的新词；而依靠拼音字母的英文，需要不断制造新的单词才能表达不断出现的新概念。因此，汉字常用的只有几千字，而英语的词汇量早已超过40万，在应对新概念大量涌现的科学发展中并无优势。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主角，以汉语作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科学创新中应当具有潜在的优势。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几千年而不衰，其中必有原因。值得参考的是犹太民族，三千年历史有两千年流离失散，却始终坚守着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在外界压力下，犹太人凭着对知识和智慧的重视，以一千多万的人口，赢得了世界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华夏文化同样具有尊重知识和智慧的传统，是不是也在深处蕴藏着科学创新的基因，从而也有问鼎世界科学顶峰的前景？

（选自2015年2月27日《文汇报》，有改动）

材料— 
      ①中国古代农业的一大特点是多元交汇。中国古代农业因自然条件的差异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并通过不同地区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逐渐汇合为中华古代农业文化的洪流。其中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两个中心，同为中华古代农业文化的摇篮。

②中国农业文化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它们大体以长城为界，在地区上相互分立，在经济上却相互依存。农耕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游牧民族虽曾多次入主中原，但最终都被农耕文化融合。在农耕文化内部，又有北方的旱地农业和南方的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其形成以秦岭、淮河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其发展有赖于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中唐以前，华北旱地农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唐以后，南方水田农业后来居上，超过北方旱地农业。

③中国农业文化的优良传统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本质上是人们针对不同自然条件，克服不利因素而创造的农艺。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农业体系的产物。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其次，精耕细作传统又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尤其与封建地主制有关。在这种制度下，自耕农和佃农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们只能采用多投劳力和改进农艺的方法，这也就是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古代农业》，有删改）

材料二 现代科学技术与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进程看，传统农业已落后于时代，它必然要被现代农业替代。1996年，中国农业部提出了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走形态改良和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成功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不断刷新亩产记录。目前该计划的五期目标已全部完成，分别是亩产700千克、800千克、900千克、1000千克、1100千克。2020年11月，由袁院士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千克大关。《自然》杂志发文，认为中国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在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摘编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材料三 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的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从长远来看，保障国家粮食供给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我们需要一批从事农业科技尤其是粮食种植方面的专家。这就需要我们从现在抓起，鼓励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投入到农业科技的学习与研究中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穿越时空的价值印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