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痛

查一路

       车行到小区门口，前面一个刚放学的小女孩，不知在张望什么。出于安全考虑，我轻摁了一下喇叭。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感到十分意外。

       小女孩有瞬间的惊悸，然后回过头，恶狠狠地瞪着这边。她的眼神吓着了一个手握方向盘的成年人，我摇下车窗，想在车子经过时安抚一下她。不料，在我开车经过的一刹那，我清晰地听到她骂了一句很脏的话，脏得让我当时无法逃避，此刻无法转述。我很震惊，一个不过上三四年级的小女孩，怎么能说出这么脏的话呢？

       我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如果用“震惊”来形容可能危言耸听了点儿，但这么脏的一句话，至少让我几个星期都不能释怀。具体原因不可知晓，可以肯定的是，这孩子的心里有些痛，由痛而引发了一种恨。

       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这个女孩，还是在小区的门口。这次她坐在她妈妈的电瓶车的后面，她的声音很大，反复问：“妈妈，我们家为什么不买汽车啊？别的同学家都有车。”烈日下，她的母亲只顾锁着眉头骑车，无暇回答她的提问。

       无意中，这个小女孩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前段时间，因一场暴雨，一个亲戚让我帮他接小孩。放学时节，某小学门前的广场上，车声鼎沸，喇叭声震耳欲聋。一眼望去，雨雾之中处处是小车，挤满了整个广场，都是来接孩子的。也有家长骑着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他们让孩子穿着雨披坐在身后，穿行于停在广场的汽车中间。

       坐在汽车里的孩子们，则透过车窗玻璃，安逸地望着窗外，望着被雨水打湿的同学们。

       国外的富翁，不会把私人游艇停靠在公共码头；而中国的富裕阶层，甚至仅仅是普通的有车一族，都希望自己的车轮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滚动。

       由此，我想起了那个小女孩的心灵之痛。

       这些年，我注意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心头有某种不便说出的痛。有些痛，源于社会的一种病；有些痛，源于社会成员彼此间的疏离与隔膜。就说关于车这样的小事，如果有车的家长们尽可能把车停到离校门口远一点的地方，如果开车的人尽可能不冒失地摁喇叭，“有车没车”的意念可能就不至于在孩子的心灵上划出一道伤痕。

       有些痛，从根源上讲，不是我们造成的，但与我们有关。因为无意间的冒犯与入侵，往往伤害了他人的情感。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卖油翁

欧阳修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 ，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林清玄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内心都很从容，他很轻松却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