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林镇。由于受到曾留学日本的父亲和喜欢新思想的母亲的深刻影响，费孝通在蒙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

    1928年，带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医学，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光靠医学是不能解决的，而是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于是在1930年，在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夏，在老师吴文藻的推荐下，费孝通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开始了广西特种民族考察。考察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身受重伤，在养伤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对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带着他养伤期间的调查结果远赴英伦深造。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出国前的社会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成名大作﹣﹣《江村经济》．在书中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中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江村经济》于

    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被欧洲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奉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7年费孝通因创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成了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文革”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一切学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复出。当事后有人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出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时，他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走，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的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正如他晚年所写的《江村偶读》一诗：“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用生命、劳动和乡土完美结合的爱国情怀是最不怕岁月冲刷的。

（摘自《大师中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王超华《一代宗师费孝通》）

②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如何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并为此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访英伦》等。

（蒋晔、武京予《费孝通》）

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汁融在大海里，大海依然是蔚蓝色的大海。

不熟的麦穗总是直撅撅地向上挺着，一副不甘居下的模样；成熟的麦穗总是低垂着头，一副甘居人下的模样。

钓鱼的医生

汪曾祺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位老兄姓王，字淡人。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门口倒没有特别的标志。大门总是开着的，往里一看，就看到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这是亲友或病家送给王淡人的祖父和父亲的。匾都有年头了，匾上的金字都已经发暗。到王淡人的时候，就不大兴送匾了。送给王淡人的只有一块，匾很新，漆地乌亮，匾字发光，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进了过道，是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鸡冠、秋葵、凤仙一类既不花钱，又不费事的草花。有一架扁豆。还有一畦瓢菜。这地方不吃瓢菜，也没有人种。这一畦瓢菜是王淡人从外地找了种子，特为和扁豆配对的。过了小院，是三间正房，当中是堂屋，一边是卧房，一边是他的医室。医室里挂着一副郑板桥写的（木板刻印的）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很喜欢这副对子。

    他这个医生是“男妇内外大小方脉”，就是说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什么病都看。王家三代都是如此。城里外科医生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外科医生都不大看得起，觉得都有点“江湖”，不如内科清高。因此，王淡人看外科的时间比较多。一年也看不了几起痈疽重症，多半是生疮长疖子。

    这些生疮长疖子的小病症，是不好意思多收钱的，——那时还没有挂号收费这一说。而且本地规矩，熟人看病，很少当下交款，都得要等“三节算账”，——端午、中秋、过年。忘倒不会忘的，多少可就“各凭良心”了。遇有实在困难，什么也拿不出来的，就由病人的儿女趴下来磕一个头。王淡人老是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王淡人家吃饭不致断顿，——吃扁豆、瓢菜、小鱼、糙米和炸鹌鹑！穿衣可就很紧了。淡人夫妇，十多年没添置过衣裳。

    有人说：王淡人很傻。王淡人是有点傻。去年、今年，就办了两件傻事。

    去年闹了一次大水。连天暴雨，一夜西风，运河决了口，浊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平地水深丈二，大街上成了大河。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一村子人都病倒了。但是泰山庙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水性极好的专在救生船上救人的水手商量，弄了一只船，在他的腰上系了四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里，这样，即使是船翻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船开了，看着的人的眼睛里都蒙了一层眼泪。眼看这只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出没，终于靠到了那个孤村，大家发出了雷鸣一样的欢呼。这真是玩儿命的事！

    水退之后，那个村里的人合送了他一块匾，就是那块“急公好义”。

    拿一条命换一块匾，这是一件傻事。

    另一件傻事是给汪炳治搭背，今年。这人原先很阔，后来吃喝嫖赌抽大烟，把家业败得精光，连一片瓦都没有，就这样，他还抽鸦片！他一天夜里觉得背上疼痛，浑身发烧，早上歪歪倒倒地来找王淡人。

    王淡人一看，这是个有名有姓的外症：搭背。说：“你不用走了！”

    王淡人把汪炳留在家里住，管吃管喝。王淡人祖上传下来的麝香、冰片为他用去了三分之一。一个多月以后，汪炳的搭背收口生肌，好了。

    有人问王淡人：“你干吗为他治病？”王淡人倒对这话有点不解，说：“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

    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你好，王淡人先生！

（节选自《汪曾祺作品集》，有删节）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①地铁在叮咚声中关上门，车厢里的人挤作一团。手机不在手上，你开始默不作声地观察周围的人。这个符合审美的多看几眼；那个不敢恭维的就此作别。前方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大概是要迟到了。短短几站，你感觉自己已经观察过了车上各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却对你一无所知。

    ②别被这美好的感觉骗了——其实别人也一样在观察你，只是你没意识到而已。最近，耶鲁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对其他人的观察总是要多于其他人对他们的观察，仿佛他们在挤地铁或者在餐厅吃饭时，都是穿着隐形斗篷在看别人。

    我看你，我看他，你们却不看我？

    ③研究者艾莉卡·布斯比等人做了六个实验来证明这“隐形斗篷错觉”的存在。他们先从网上招募被试，让他们在完成一个无关测试后回答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你会多常观察自己周围的人”或“一个普通人会多常观察他周围的人？”这样的问题。结果表明，被试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常观察别人，而觉得随机某个人对自己的观察会较少。

    ④这种效应并不只存在于想象的场景当中。他们的另一个实验地点更加生活化——耶鲁大学一个大受欢迎的食堂门口。刚吃完饭的学生们被要求回忆自己刚结束的午餐，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观察别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有人在观察自己。提交答卷之后，研究人员会给学生们发糖作为酬劳。

    ⑤结果显示，尽管这些学生认为自己与他人在对诸如餐桌这样的物体上投入的关注度没什么差别，但96%的被试认为自己在餐厅里看别人的次数要比别人看自己来得多。后续实验发现，哪怕这个“别人”不是某个陌生人而是自己的朋友，结果也是一致的。甚至，就算只有两个人共处一室，这种错觉也还是存在。

    （上图）：隐形斗篷错觉示意图。箭头的颜色从浅到深表示观察量从少到多。研究显示，被试(自己)相信他或她观察他人最多(路径a)，他人观察自己最少(路径b)，而他人之间的相互观察介于两者之间(路径c)。但自己和他人对非社交物体的观察大致等同(路径d、e、f)。

    ⑥更显尴尬的是，就算出现了两人目光相接的情形——你都看到对方在看你了——也还是只有24%的人相信这是有人观察自己被自己发现了，而剩下的76%都认为那应该是自己在偷偷观察别人然后被对方发现了。不得不说，这真是无药可救的谜之偏见。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⑦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基洛维奇表示，隐形斗篷错觉体现了人类那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基洛维奇自己也发现过类似的偏见：当他让学生穿上图案令人尴尬的T恤时，他们会认为自己获得的关注变得高于平时(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偏见叫做“聚光灯效应”。

    ⑧乍看之下，聚光灯效应与隐形斗篷错觉描述的心理似乎恰恰相反呀？但实际上，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在最后的实验中，布斯比等人召集被试两两会面，一人负责看对方，另一人负责被看。当被看的人穿上一件正面印有巨大人脸的长袖T恤时，他们会显著高估对方对T恤的关注，尽管对方其实不在乎他或她穿的是什么。然而，当评价对方对自己(这个人)的关注程度时，他们又会低估了对方。换言之，他们显眼的T恤触发了聚光灯效应，却没能让他们感到自己也引人注目起来——隐形斗篷错觉得以同时存在。

    （上表）：在目标穿着自己的衣服或实验室提供的特殊衣服这两种状况下，研究者调查了观察者观察、注意及想到目标(图a)或目标的衣服(图b)的频繁程度，以及目标认为对方投入这些关注的程度。评价通过一个7分量表进行，1表示从未关注，7表示很多关注。

    ⑨为什么这个错觉看起来如此稳固？研究者推测，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人们总是能很容易意识到自己在观察别人，却很难捕捉到他人观察自己的目光，这加剧了偏见本身。

    ⑩在多数人的生活中，观察别人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察言观色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别人的行为及态度，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研究者指出，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获得了更多关于别人的信息，而非相反。这种“掌控世界”而不被世界掌控的感觉，可能给人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可能成为人们愿意躲在隐形斗篷错觉中生活的动机之一。

    ⑪现在，轮到你来选择了。我知道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停止观察别人的(因为这实在是有趣)，那么，你会愿意沉浸在隐形斗篷错觉中获取一些虚无的掌控感，还是面对现实，接受观察你的人比你想象中多？——摘自果壳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