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山拾得

黄孝阳

    韩山拾得，我的高中同学。

    他爹叫韩山，一个老鳏夫，瘸了半条腿，还能跑得飞快，挤进汽车站前看热闹的人堆里，抓起竹篮没肯再撒手——竹篮里躺着一个不足百日的弃婴。

    韩山拾得讨厌他爹。他爹在取名时也忒不负责任。班上几个横蛮惯了的男生，不高兴了，把他打一顿；高兴了，也把他打一顿——说这叫打日本鬼子。瘦小的他偷了户口本，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警察瞪起眼珠子：“叫你爹来！”

    韩山拾得绝食三天。在县搬运站当厨师的韩山拗不过儿子，买了包阿诗玛烟，到派出所见人就低头哈腰。

    韩山拾得回到学校。老师上课点名，喊了几声“韩山拾得”，他不起身。老师大怒，喝令他出去。隔不多时，他回来了，身子发抖，脸白得吓人。

    众目睽睽下，他攥着根粉笔，抖抖嗦嗦，在黑板上写下“韩小山”三个字。接着，他把揣在裤兜里的左手慢慢拿出来，把左手紧握着的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脑袋上。血咕噜一下冒出来了。他晕了。

    他忘掉说一句话：“以后谁再叫我韩山拾得，我就这样砸死他。”不过就算他说了也没用。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是坏掉了，连最胆小的女生也敢在他经过时往地上吐唾沫。

    终于，他用锄头敲破同学的脑袋，他退学了。等到我参加高考那年，他已经成了县城赫赫有名的小山哥。这倒不是因为他心狠手辣，马仔众多。

    城北的金刚在影剧院看戏，把脚跷到前排，把甘蔗渣吐到韩小山衣领里。韩小山回头扔过句脏话。金刚把甘蔗在韩小山脑袋上敲成两段。两伙人打起来。韩小山这边寡不敌众，被金刚一伙拖到影剧院门口吊成沙包轮流踢打。

    韩山路过瞅见。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厨师急眼了，挥舞着刚在游麻子那儿磨快的菜刀，要与人拼命。金刚脱掉外衣，往手臂上一缠，大吼一声迎上去。韩山的菜刀被打掉。父子俩被面对面吊起。

    但金刚只得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搬运站七十二条大汉拿着铁链、撬棍出动了。让县公安局头疼不已的金刚团伙从此匿迹。韩小山一战成名。

    从韩山拾得到山哥，是三年。

    从山哥到韩山拾得，是二十年。

    我是在街头偶遇韩山拾得的。他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父亲，站在洒满金秋阳光的梧桐树下。我喊出他的名字，一眼认出那个断了左手巴掌的老人。1990年搬运站解散，韩小山的日子一落千丈。在一次赌牌时，他押上了左手。底牌揭开，韩小山操起刀，对自己下不了手。对方问他是否要帮忙。这时韩山又出现了，一刀下去，血泪横飞。

    “就在那一天，我才真正长大成人了。”

    他没有细说他这二十年。我早有耳闻。他先是靠贩卖辣椒、香菇等农产品攒了一笔钱，再承包县罐头厂做起出口外贸，生意做得很大，日本是主要销售市场。这可能是他把名字改回去的缘由，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禅宗的影响，寒山与拾得两位唐代高僧广为人知。

    “世间谤我，贱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我想起寒山这句话，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叫回韩山拾得？”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顺手接过老人从兜里摸出的烟斗，点燃，深吸一口，再弯腰塞入父亲嘴里。老人的面容平静而又惬意。梧桐叶间漏下的阳光如同鸟羽，轻轻地覆盖在他的肩膀上。梧桐树下是一家老人用品专卖店。一位眉目温婉的女子走出来，向我点头致意。我认得她，黄梅英，韩山拾得的妻子，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花。

    她接过轮椅，挥手与我告别。我进店打算给父母买一些冬天里的衣裤，看店的小妹喜气洋洋，打电话的声音跟唱山歌一样：“姨，黄姐今年又在我们这儿订了一大批货，你赶紧发货。羽绒棉被，还是波司登的，38床；鸭鸭的雪地棉鞋，男款76双，女款……”我纳闷了：“这些都是黄梅英订的？”

    “是呀，你认得她？黄姐的老公，哎，就是韩老板，去年在他开发的池头新寓旁边搞了家疗养院，跟星级宾馆一样。县搬运站的职工，哪怕只在那儿待过一个月，男的满五十五周岁，女的满五十周岁，又或者身有残疾的，都可以去，吃的住的用的，全部免费呀。这些人上辈子真是积德修福了！”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

阳光路十七号

王虹莲

    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山村的男人几乎全出去谋活路，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寄来的信和钱。

    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来钱，或多或少。她似孩子一样，跑到储蓄所存起来，舍不得花掉一分钱。他们文化都不高，写封家书还是够用的。他的字丑陋，可是她喜欢，那字里行间，满是对她的牵挂和惦念。她也回信，羞涩地表达着惦记。正是新婚，她的每一瓣心花里，全是那个黑黑瘦瘦的男子。

    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阳光路，多好听的名字。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这条路一定是铺满了金灿灿的阳光。何况，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绿阴蔽日，碎石铺就，这里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露台的那种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觉得不苦。

    于是她的想像就更加完美，问，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有水仙花吗？那围墙上青藤爬满了吗？这种幻想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感。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她喜欢听他描述外面的世界，那些红白相间的房子，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孩子，那悠扬的钢琴声；他还说起过麦当劳，说，什么时候你来，我带你去吃。

    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去吧。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公司组织的。好像公司是个很气派的词，好像海南是国外一样。

    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多了，她跟他说，明年你回来，我们一起盖个新房子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几只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

    他离开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了疯了。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她一下子就晕了，如果不是警察帮助，她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她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警察。警察说，很远的地方，在郊区呢，离城市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她呆住，以为听错了，他明明说是在市中心啊。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的简易棚子就是！

    她终于看到一块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一块简陋的木牌子，上面有水泥和白灰。她也看到了那些简陋的房子，真是红白相间，红的砖，上面画着白线。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露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儿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时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留。

    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她哭了。她没有去找他，而是又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

    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了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总吃。她含着眼泪吃完那个叫汉堡的东西，然后说，不好吃，不如红薯粥好喝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一直说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眼泪。最后，她握住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才叫阳光路。

    她一直没有说，她去过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她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

垃    圾

刘国芳

    六楼又下楼了，倒垃圾。垃圾桶边有一个女人，这女人是小区的清洁工，她看见六楼走过来，跟六楼笑了笑，但六楼压根没用眼睛瞧她。六楼其实也是个女人，但两个女人的层次完全不同，六楼的丈夫当官，而这个女人，是清洁工。六楼从不跟女人打招呼，女人也不计较这些。六楼不睬她，她也不介意，下次见了六楼，仍然笑。

    六楼提一包米下来，女人盯着六楼看，六楼走到垃圾桶前，一伸手，把米扔了。女人很吃惊，说：“米也扔了呀？”

    六楼没睬女人，扔了米，转身往楼道里去。

    女人把那袋米提起来看，一袋十斤装的米，真空包装，完好无损，连空气都没进去，女人冲着六楼的背影喊道：“这米也扔了吗？”

    六楼没回头，也没睬女人。

    女人说：“好好的呀。”

    六楼说：“你觉得好，拿去吃呀，但话说在前头，这米过期了，吃坏了身体，别怪我没告诉你。”说着，消失在楼道里。

    女人仔细看那袋米，果然，她看见了标注的保质期，女人算了算时间，超过保质期一天，女人笑了笑，提了米走了。一个瘦瘦的保安在值班室看见了，就说：“又捡到好东西呀？”

    女人说：“一袋米，说过期了，哪过期了呀，好好的。”

    瘦保安说：“六楼扔的？”

    女人说：“是。”

    两人说话的时候，六楼又下来了，这次搬了一箱苹果往垃圾桶方向走来，女人多嘴，又问：“这苹果也要扔了吗？”

    六楼仍不睬她，走到垃圾桶边，把苹果扔了进去。

    女人随后把苹果箱打开，发现里面除了两个烂苹果外，其它全是好好的，女人就摇头，跟自己说：“这样好的苹果也不吃，真是浪费呀。”说完，把苹果搬走了，搬到了门口值班室，跟瘦保安分苹果。女人捡什么好东西，都会分给瘦保安。六楼扔了两条烟，女人让保安去捡。瘦保安捡了后，发现那烟虽然过了保质期，但没发霉，瘦保安乐了，跟女人说：“当官的就是有钱，这么好的烟都扔了。”六楼扔了几件衣服，女人让瘦保安把这些衣服捡走了。

    这天，六楼又搬下来一箱橘子，女人也在垃圾桶边，六楼砰的一声把橘子扔进垃圾桶，女人问：“这橘子又坏了吗？”

    六楼还是不睬她，走了。

    女人在六楼走后，把那箱橘子打开，里面确实有烂橘子，女人把烂橘子捡出来扔了，扔着扔着，发现橘子下面是一沓一沓的钱，数了一下，共十沓是十万元。女人数钱的时候，瘦保安走了过来，看见了钱，说：“莫作声，我们把钱分了。”女人说：“六楼肯定不知道橘子下面有钱，知道了，肯定不会扔的，要还给人家。”瘦保安说：“六楼又不知道下面有钱，咱们分了吧。”女人说：“这钱不能要，做人要有底线。”

    女人搬箱子往六楼去，敲了敲门，门开了，六楼说：“怎么，你也要送礼？”

    女人说：“不是，这是你扔的橘子。”

    六楼说：“一箱烂橘子，你拿去就是，送回来做什么？”

    女人说：“这里面有十万块钱。”

    说着，女人把箱子放下转身走了。

    瘦保安在楼下对女人说：“你就是个傻瓜。”

    这天晚上，瘦保安趁六楼不在家，潜了进去，发现书房一堆书旁摆着一个箱子，装满一箱子钱。神色慌张的他让巡警注意上了，毫无疑问，瘦保安被抓了，当然牵出了六楼和她的丈夫。几天后，六楼丈夫出事了，被纪委立案调查。

碗匠和他的碗

周天红

    烂泥田，一个村子最响亮的事儿就是烧碗了。

    烂泥田村子口一大块田，那泥巴，扶墙抹墙不行，真的是烂得扶不上墙了。栽秧种谷也不行，栽了秧，不走根，反倒要烂根，没得收成。那泥巴，就适合做碗烧碗。泥质沙细，糗性好，水质也好，捏成碗坯子，放到窑上一烧，轻轻一敲就能听见当当当的清脆响声。那釉质那花纹那造型，一看就是好货色呀。

    八爷是村子里最好的碗匠。

    八爷拿捏碗坯子，那是村子里最快的。八爷烧出的碗，那更是一绝。造型，釉色，图案，那都是没得挑。能在碗边碗底上搞出花花草草，有鱼有鸟，有人物有动物，买主点着要什么他就能给你烧制出什么。做大寿的能给你烧出老寿星图，结婚办喜事儿的能在上面烧出鸳鸯，外出发财回家造新房的能在上面烧出财神爷，那些图案活灵活现，逼真得惊人。有的人端起碗吃饭时，都只顾着欣赏，翻来翻去地看，碗里的东西打倒了全然不知道。

    八爷烧碗的手艺，那是跟着他师傅学的，足足学了三年，他师傅才把最关键那点儿真本事传给了他。师傅传授真本事时，只给八爷提了一个要求：留在他身边!

    师傅对八爷说，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徒弟，学了手艺，都跑出去闯荡了，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其实，他们都只是一知半解，没有学到真本事。如果你一直留下来，我就把最关键最实在的那点儿本事传给你!

    八爷说话算话，一直留在师傅身边，烧碗。直到师傅去世，他都没有离开过烂泥田。

    八爷也讲究。无论是进门上货的还是收藏老玩意的，还是专门进屋看热闹的，八爷准抽出时间，把烧碗识货的道理和方法一五一十地给你介绍个明白，最后还问上一句，懂起没有？如果你摆脑壳说没听懂，他会继续给你说道说道，直到让你听真了为止。八爷这热情，生意当然好做了。

    八爷制碗烧碗的手艺是一绝，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的，每天上门进货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些年下来，八爷的房屋都翻新三回了，可他家里自己用的碗却还是老样子。

    八爷家的碗也是一大特色，没一个好碗，要么是歪的，要么是缺的，要么是花样图案烧残了的，全是歪瓜裂枣的残存货。

    碗匠家里用烂碗怪碗，是八爷用不起好碗吗？不是，成天满屋满仓库都是上等的好碗呢，随便用都没问题。是八爷缺心眼儿吗？不会哟，单凭他制碗烧碗的手艺，就知道他是个一等一的聪明人。是八爷脾气怪吗？肯定不是，你看有人进门，不管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八爷都是一脸的笑呢。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烧碗的同行不明白，村里人不明白，来进货买碗的人不明白，就是八爷家的二娃更不明白。二娃是什么人哟，走州下府，啥事情没见过。这些年，二娃靠着倒腾他老爹八爷烧的碗，那是发财了，在县城里有五间门市一个大仓库，小轿车都换了好几辆，不是八爷吼着，差点把老婆都换了。二娃是村子里第一个去过北京首都的。就单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前照的那张相片拿回村子，一整个村子的人围着看了半下午还舍不得离去，直到天发黑人才小步小步地散了。多大个事儿呀，进个京城，村里人念谈了大半年。

    八爷家吃饭喝酒用的那些怪头怪脑的碗，那也是村里人的大事儿，没有人不念谈的。

    八爷说，二娃呀，你不懂？你真不懂？

    二娃摇摇头。

    八爷端起那歪边子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说，二娃呀，你看看这个碗，要不是它是个歪边子的残缺货，它还能是我的酒碗？八年了，还是我的酒碗。

    二娃听了老爹的话，好像更糊涂了。

    八爷看了二娃一眼，继续说，碗匠手里的好碗，最终都不是自己的，留不住呀。就像你和你哥。你哥虽然老实甚至有点笨，可他就像一个我烧坏了的碗，能留在我身边呀。你从小聪明，是只好碗，可你成天在外漂来荡去的，有个大事儿小事儿的，我能靠得上你？

    二娃这下听明白了，一屁股坐在屋前的门槛上，半天站不起身来。

    这一下子，二娃清楚地记起，自己已经两年零三个月零五天没有回家了。

（选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