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汉之政“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

材料一：

材料二：上（唐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

———摘编自《资治通鉴·唐纪》

材料一：在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中，移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匈奴时常侵扰西北边郡，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通过优厚条件吸引民众充实西北边疆。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前111），又在河西走廊设张掖郡、酒泉郡，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军屯戍边由此成为安置移民的一种主要方法。此外，政府还采取了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迁降卒于边郡等措施。这些政策既开发了边疆又保卫了边疆。

——摘编自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二：元朝的疆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朝的疆域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横向上大致是东部沿海到今天新疆地区，纵向上从南部的沿海地区到北部的鄂霍次海都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中。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为了巩固边防，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地方上，元朝则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管理事务。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元朝不仅实现了对吐蕃广阔地区的管理，而且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帝师和宣政院。在西南边疆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进行管理，并大量任用当地土官，因俗而治，史称“土司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请回答：

材料一

——根据教材及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二 “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联盟会员国为维护和平起见，必须减缩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联盟会员国约定，无论何时联盟会员国间发生争议认为适于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能在外交上圆满解决者，将 该问题完全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

——《国际联盟盟约》

材料三 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作出的反应。二战后影响中国

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 是美苏两极对立。另一个是“后冷战”阶段，“一超多强”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

中国政府以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21 世纪以来中国在维护亚洲安全、全球问题治理等方面更积极地树立这一形象。今天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捍卫全人类利益负有重要责任，中华民族的复 兴为世界所瞩目。

——摘编自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吴兵《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

材料一

图2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示意图（局部）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公路交通建设，修筑了川滇东路、川滇西路、川中公路、川康公路和从重庆到汉中的汉渝公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规划建设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至1941年底，新修筑公路累计达5000余公里。国际交通方面，在西南修建桂越、滇越、滇缅、中印等交通线路。

——摘编自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发展民族地区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譬如，在公路建设方面，经过几年艰苦的修筑，世界闻名的康（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于1954年12月同时通车，“所有这些，都是西藏破天荒的大好事”。

——摘编自瞿晓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民生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