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上（唐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

———摘编自《资治通鉴·唐纪》

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请回答：

材料一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制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 疆域辽阔，边疆民族众多，汉族和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其边疆管理机构开始形成为中央和地方双重体制，组织上日益严密，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摘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元朝把藏族地区统一在中央管辖下，忽必烈加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宣政院事，“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同时制定“吐蕃刑律”，对西藏行使有效管辖。所有这些，即所谓“郡县吐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明清继续在西藏行使主权，清在确认明治藏旧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全面发展，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摘编自李清和《中国古代民族》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取得重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取得重要进展，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执行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中央领导与决策机制加强、 自治机关能力提升、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等协调配合，彰显了制度优势； 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受到重视，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社会监督等相互补充，共同发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巩固。

——摘自雷振扬、王明龙《改革开放 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 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 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 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 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 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 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材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