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朝名臣松筠（1752-1835年），史载他一生“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松筠调任伊犁将军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木叛乱已经四五十年了，但南疆的旧势力及其管理方式依然存在。他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大法的指导下，制定一些地方性、民族性法规。针对当地现状，拟定了《回疆事宜规条十则》，旨在管控各族官员的行为和权限，确保“丝路”回疆段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材料二：在“丝路”新疆段的管理上，松筠除了摸清周边各族、各国的情况．还重点加强军事防卫，派驻军队，设置军台、营塘（卡伦）和驿站，派兵把守、管理或接待。松筠在新疆期间，采取措施，确保“丝路”中外“贸易时通”。域外各族、各国来华商人，都能按规定通关入境，台站、卡伦“其禁在于私越”，“几（通稽）查森严”，但对正常的商贸活动并不阻拦。松筠在任期间，积极组织货源，促进官方贸易，疏导和保护民间合法交易，使当地的”丝绸之路”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杨发鹏、李清凌《松筠在“丝路”新疆段管理的创造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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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一些论述：

《商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荒、七敏、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

材料二：清朝前期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东北、北部与西北）的“边患”变成和平的边疆；把一个横行大草原的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把一个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民族拉近了距离，密切了与汉满民族的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      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       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一：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所体现的“羁縻”原则或精神，则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实行间接统治，即以夷治夷，利用被统治民族的领袖对其所在民族进行间接统治；其二、以因俗而治保留被统治民族的行政统治方式，具体要求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三、以怀柔之法笼络被统治民族上层，进行封官加爵，给以俸禄冠戴。中国古代的民族羁縻政策就是通过特殊的民族行政建置予以保证。

——郭苏星、孙振玉《论中国古代的民族羁縻政策》

材料二：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

材料三：地方政府的任务在于明确要求和设定优先项目、制定服务标准和运用最佳方式来达到这些标准，并将提供服务和战略责任加以区分。地方政府不再采用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

——英国《竞争求质量》白皮书（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