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时期，匈奴一度占有整个漠北、河西及西域地区，严重威胁汉王朝的生存，同时阻断了汉王朝通过丝绸之路沟通域外。张霉出使西域后汉王朝于公元前121年，将匈奴势力赶出了河西地区。公元前101年，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胜利后，又在西域设置西域使者校尉，由其率领军队在今新疆轮台和库尔勒西南屯田，以供给和保护往来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后又设置“护部善以西校尉”，用以维护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

—摘编自孙玉琴《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材料二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殴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審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審喇嘹教，尊喇嘹教萨斯迎派僧侣为帝师，吐審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需《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根据教材及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二 “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联盟会员国为维护和平起见，必须减缩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联盟会员国约定，无论何时联盟会员国间发生争议认为适于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能在外交上圆满解决者，将 该问题完全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

——《国际联盟盟约》

材料三 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作出的反应。二战后影响中国

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 是美苏两极对立。另一个是“后冷战”阶段，“一超多强”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

中国政府以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21 世纪以来中国在维护亚洲安全、全球问题治理等方面更积极地树立这一形象。今天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捍卫全人类利益负有重要责任，中华民族的复 兴为世界所瞩目。

——摘编自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吴兵《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延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材料  王国维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成就大大超过前辈。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等，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

陈寅恪自幼接受中、西学教育，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言，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等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陈寅恪的蒙元著述不多，但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运用等特征的新时期标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概括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