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创制并使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曲辕犁

②信贷契约的应用更加广泛

③海上丝绸之路已远达红海沿岸地区

④城市坊市分区制逐步瓦解

材料一 唐幽州城中，实行了坊制。……到辽南京（燕京）时，据记述有“城中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

其后到元代时，大都城的坊已不再存在封闭状态，都由若干条临近街巷组成一坊，完全是开放状态，街巷的名称也进而改称“胡同”，一直沿用到当代。

——摘编自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

材料二 法国经济重建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1946年成立了以让·莫尔梅特为首的委员会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规划》。这份规划与1948年美国人为法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法国经济的重建同样重要。……法国共产党战时成为法国反抗运动的骨干力量。战后，法国共产党立即提出要求政治重建的工作。该党也成为战后法国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随后，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冷战”的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建、印度和中国的反殖民斗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危机等，使法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分道扬镳。法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变意味着巴黎人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遭受了一系列罢工运动。法国共产党现在在巴黎市内和郊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巴黎城的这种动荡的战斗气息与其他城市相比更为强烈，运输和电力中心系统的罢工给巴黎及其郊区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摘编自（英）科林·琼斯《巴黎城市史》

材料三 进入千禧年后，纽约的磁力依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万计的移民，他们反过来为这座城市注入自己的能量和活力。城市文化产业及相关机构的强大实力，知识领域周期性更新所维持的高度都昭示着大都市的未来。纽约压缩了多元的文化和资本，又能时时将之爆发出来。21世纪的契机就在于此：一方面来自经济的实力、增长和弹性之间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或积极追求或无可容忍的文化多元性。

——据（法）弗朗索瓦·维耶《纽约史》整理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 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 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 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 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 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 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 入的 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 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但从明中 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虽然在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却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 并逐渐陷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仍以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为主。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 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 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 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 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