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材料一：

铁农具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决定性因素，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铁农具为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基础；第二，铁农具促进了粗放农业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转化；第三，铁农具为封建帝国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总之，铁农具伴随着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

——摘编自徐旺生《中国饮食文化与晚近农业结构关系探析》

材料二：

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是约合今亩5亿至6.5亿。政府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又因地制宜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唐朝粮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亩51.5千克），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直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 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 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 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 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 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 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 入的 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 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但从明中 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虽然在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却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 并逐渐陷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仍以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为主。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 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 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 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 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农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特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汇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