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果。导弹、卫星、嫦娥、北平。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在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舞台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勛科学家孙家栋收获如此评价。

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相连。求学时，他被选派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1958年，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1967年又被钱学森点将，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从此与中国卫星结下不解之鰾。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系列原总设计师戚发对这位老朋友敬佩不已：“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

成发轫的总结令人信服。在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时，为了确保核心任务顺利完成，孙家栋紧紫抓住“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这四个要求，凡与此无关的技术试验，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国得以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的这一“特点”感受颇深。“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去完成“绕’的目标。孙先生常说，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建设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有两条路摆在了大家面前：一是一步建成全球乃至世界主流，但不符合中国实：二是分步优先建成区域系统，但世界尚未有先例。

中国的导航系统如何建设?孙家栋独具慧眼，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该验、后区域、再全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呢?”谈及当时的决策，孙家栋解释说，“首先，卫星的数量可以少，我们集中精力为我们国家本土加上周边来服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最需要的事情。步子相对迈得小一点，可以摸索更好的经验来推动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北斗系统优先建设区域组网成功提供优质服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目前，日本、印度也纷纷采取此种建设方式，中国北斗系统的建设为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样脚路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地“务实”，在同事和下属的眼中，是搞科学该有的精神。“科研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能求全求大，不能好高骛远。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总能运筹惟，统领全局，是个睿智的老头。”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北斗“女种”徐颖如是说。

2009年，孙家栋寿辰时，钱学森给他寄来了贺信，80岁的孙家栋成了钱老口里的年轻人：“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表心的祝贺!”

（摘编自宋雅娟《孙家栋：航天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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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4年底，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孙家栋表示，这次发射失败对自己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火的原因。但是最后把这原因查出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的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

（摘编自《新京报》2010年1月12日）

②“两弹一星”功勤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国家勋章”……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70年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9月23日）

叶  生

蒲松龄

    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 ， 困于名场。会关东丁乘鹤，来令是邑。见其文，奇之。召与语，大悦。值科试，公游扬于学使，遂领冠军。公期望綦切。闱后，索文读之，击节称叹。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铩羽。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公怜之，相期考满入都，携与俱北。生甚感佩，辞而归，杜门不出。无何，寝疾。公遗问不绝；而服药百裹，殊罔所效。

    公适以忤上官免，将解任去。函致生，其略云：“仆东归有日；所以迟迟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则仆夕发矣。”生持书啜泣，寄语来使：“疾革难遽瘥 ， 请先发。”公不忍去，徐待之。

逾数日 ，门者忽通叶生至。公喜，逆而问之。生曰：“以犬马病，劳夫子久待，万虑不宁。今幸可从杖履。”公乃束装戒旦。抵里，命子师事生，夙夜与俱。公子名再昌，时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绝慧，居之期岁，便能落笔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旋中亚魁。公以其久客，恐误岁试，劝令归省。惨然不乐。公不忍强，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公子又捷南宫，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监，与共晨夕。逾岁，生入北闱，竟领乡荐。会公子差南河典务，因谓生曰：“此去离贵乡不远。先生奋迹云霄，锦还为快。” 生亦喜。

    归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所以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勿作怪异吓生人。”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妻惊视之，大恸，抱衣悲哭。公子闻之，涕堕垂膺。即命驾哭诸其室出橐营丧葬以孝廉礼又厚遗其子为延师教读言于学使逾年游泮。

    异史氏曰：“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天下之昂藏^①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

（节选自《聊斋志异·叶生》，有改动）

【注释】①昂藏：仪表堂堂，气度不凡。

夜渡两关记

（明）程敏政

    予谒告南归，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过大枪岭，抵大柳树驿。时日过午矣，不欲行。但问驿吏，吏给言：“虽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马行三十里，稍稍闻从者言，前有清流关，颇险恶多虎，心识之。

    抵关，已昏黑，退无所止，即遣人驱山下邮卒，挟铜钲束燎以行。山口两峰夹峙，高数百寻，仰视不极。石栈岖崟^① ， 悉下马，累肩而上。仍相约：有警，即前后呼噪。适有大星，光煜煜自东西流，寒风暴起束燎皆灭四山草木萧飒有声由是人人自危相呼噪不已铜钰哄发山谷响动。行六、七里，及山顶，忽见月出如烂银盘，照耀无际，始举手相庆。然下山犹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默计此关乃赵检点^②破南唐擒其二将处。兹游虽险而奇，当为平生绝冠。夜二鼓，抵滁阳。

    十七日午，过全椒，趋和州。自幸脱险即夷，无复置虑。行四十里，渡后河，见面山隐隐，问从者，云：“当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过峰后，马入山嘴，峦岫回合，桑田秩秩，凡数村，俨若武陵、仇池，方以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穷，始大骇汗。过野庙，遇老叟，问此为何山，曰：“古昭关也。去香林院尚三十余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驱虎也。”时铜钲、束燎皆不及备。傍山涉涧，怪石如林，马为之避易；众以为伏虎，却顾反走，颠仆枕藉，呼声甚微，虽强之大噪，不能也。良久乃起，复循岭以行，谛视崖堑，深不可测，涧水潺潺，与风疾徐。仰见星斗满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员^③昔尝厄于此关，岂恶地固应尔耶？尽二鼓，抵香林。灯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离亲之久，诸所弗计，冒险夜行，度二关，犯虎穴，虽濒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谓不审也已！谨志之，以为后戒。

（选自《篁敦程先生文粹》）

【注释】①岖崟（yín）：山石险峻的样子。②赵检点：指赵匡胤，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③伍员：指伍子胥，他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

    材料一：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熊出没·原始时代》等多部影片同场竞技，将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推升至58.4亿元的新高度，观影人次达1.3亿。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仅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就高达14.43亿元。

    被誉为大陆首部“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改编自“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在遥远的未来，太阳急速膨胀将要吞噬地球，人类为自救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带地球到太阳系外寻找新家园的故事。春节档期叫好又叫座，短短5天，票房逾14亿元。这部电影以其大胆想象和充满中国特色的叙事手法，为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独特视角，让世界感受到了“充满未来感”的中国带来的感染力。《流浪地球》一上映便在豆瓣网拿下8.4的高分，影院排片率从第四逆袭到第一。猫眼专业版对《流浪地球》的票房预测是人民币53.34亿元。

    （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

    材料二：

    国内票房突破40亿，电影《流浪地球》“黑马式”突围让市场预言：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

    中国科幻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培养出刘慈欣等科幻名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晋康更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的扛鼎者。往前追溯20年，中国科幻文学因缺乏好作品，一直不被外界熟知，最顶尖的作品在国外最多也只有几千本销量。因此当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并在海外热销时，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转折点。而《三体》同样令中国迅速进入科幻电影时代。王晋康、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版权被诸多投资方争抢。但王晋康却认为，这把火似乎烧得有点虚热：“《流浪地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作为一部硬核科幻的不完美。无论是祖孙三代矛盾逻辑的不流畅、剧本上的科学硬伤，还是演技上的不足，目前想打动外国人，还是有一定困难。”

    王晋康认同中国科幻电影已走入元年，但在他看来，这其实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即便《流浪地球》失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最迟也只再延迟五年。而《流浪地球》的成功更多的是让资本更早地涌入，科幻作家有了培育的土壤，即便后续跟风的科幻电影失败，也不会让中国科幻热再次断流。“中国与美国科幻电影之间，是工业化的差距。美国领先中国不止十年。科幻电影烧钱，同样需要烧时间。”而谈及何时中国科幻电影可以与美国并称“双雄”，王晋康坦言，是早晚的事，但保守估计仍需十年。

    （摘编自《新京报》：《王晋康：美国科幻片领先中国不止十年》）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流浪地球》表面上描绘末世的凄凉景象，骨子里却含着积极的正能量。影片传播了“命运共同体”、集体主义精神等中国特色价值观，这与美国科幻片标榜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大制作科幻电影中的一部，这类电影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投资上，都是中国大多数制作人目前还无法企及的。《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人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

    《人民日报》刊文称，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还有一些差距。我们要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捧杀也不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在航天科技硬实力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体现我国软实力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隆重上映，让戏内情景与戏外现实交相辉映。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国家不断培育电影新的人才、技术、市场等力量所产生的令人欣喜的成果。如此视觉奇观式的庞大制作凸显了这些年我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中国有尚古的文化传统，在影视创作中，历史剧、古装剧，都一直是很有影响的题材，即便不少幻想类、穿越类的作品，也往往向过去穿越，向古代穿越，总是缺少一些面向未来、基于科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而《流浪地球》突破了中国电影的时空观，展现了想象和创新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造像愿文是信众在造像发愿或者还愿时表达祈福禳灾及颂赞而撰写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长江流域这些为数众多的佛教造像愿文，是敦煌佛教造像愿文在时空上的一种拓展和延续。从时间上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从西魏延续到宋代初期；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则主要涵盖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初期。从空间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的书写者主要活动于敦煌及其周边地区，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的书写者则遍布于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为主的广大长江流域。

    从愿文载体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一般写或者刻在主像下方的龛壁上，不可移动，观者可以直接看到。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主要以纸质或者丝麻织品为文本载体，用毛笔书写好之后折叠藏于造像背龛之内，然后以漆髹封，与整个造像浑然一体，不易被外人所发现。

    从行文特征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除了记以外还有颂或铭。铭或者颂在记之前，或长或短，以骈体文写作，辞藻华美，讲究用典，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绝大部分都没有铭或者颂，文辞多浅显。

    从出资造像行愿者的社会地位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一般都是社会中层以上的信众所写，而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普遍都是社会底层百姓所为。

    从愿文所包含的信息量来看，长江流域造像愿文与敦煌造像愿文，在信息类别和信息层面上，既有高度的趋同性，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如在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不少元明清时期有关人口迁徙以及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从行文格式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尚不稳定。长江流域的佛教愿文则已经开始规范化，甚至出现了一些雕版印刷的填空式造像愿文。

    长江流域所发现的明清佛教造像愿文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造像活动都是家庭或家族的集体行为。而敦煌佛教造像愿文则显示其造像活动大多是个人行为，因而在题记中只记录单个的造像者姓名。如果该造像者曾有过从政经历，则把官衔全部写上。

    长江流域佛教造像的发愿往往都是希望作用于活着的人，以“男增百福，女纳千祥”“人口清吉，六畜兴旺”等最为多见。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则是因为在生活中遭遇到了特殊的困难而造像，希望得到神灵庇佑以便渡过难关。例如多年无子，妻子久病服药无效，或为保胎，或为营造新屋等，都是发愿的重要原因。在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中，往往显示为已经逝去的亲人如七世父母、亡父亡母、亡兄等造像，希望他们可以“速登常乐”“一时成佛”或“齐登觉”。它们反映出来的是信徒对于佛教的一种虔诚态度，因而发愿往往十分宏大，尚未见到因遇到具体困难而发愿造像的情况。

    通过上述初步比较和研究可以看出，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与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由简至繁、由粗渐精的发展脉络。其中，造像愿文撰写的程式化和规范化是二者最大不同之处，也是佛教造像愿文文本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内容上，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愿文抛弃了繁缛的修辞，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表达了造像者的造像愿望，折射出了宋元明清以来佛教在中国南方发展的某些情况。

（摘编自胡彬彬、吴灿《长江流域与敦煌佛教造像愿文比较初识》 ）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诫《唐诗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