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十数倍，而且毒派夷人，肆顽梗故。欲靖地方，须先安苗猓（对少数民族的泛称）；欲安苗猓，须先制土司；欲制土司，须先令贫弱。臣方思设法鼓舞，济以威严，俾各土司自报田亩按则升增”。

材料二：“土司改土归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者；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者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

——以上两则材料来自（清）鄂尔泰《改土归流疏》

材料三：为更好地进行改土归流，清政府在西南区调整疆界，归并事权；清查土地，清理财粮；选拔官吏，推进改土归流；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材料一：明清时期封建巡视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是巡视监察法规的系统化。明清进一步加强巡视立法，至清朝颁布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以独立形式存在的监察法规——《钦定台规》，中国古代的巡视法规达到系统化程度。其二是建立严密的地方巡视系统。明清延续了唐宋以来中央对地方巡视系统多元化的趋势，建立起三个互不统属的独立系统：一是监察御史系统，包括专差、巡按御史两种；二是按察司系统，职责就是按察所属的府州县，下设主要官员有按察使；三是督抚系统，督抚即总督和巡抚。其三是加强巡视官之间的互相监督。明清统治者规定同一系统或不同系统的巡视官员可以互相监察、互相纠举，以保证巡视体系正常运转。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梳略》

材料二：西方国家的问责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是责任政府的基本元素，其效力范围是整个国家。其约束的对象是整个国家的所有公职人员。西方国家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监督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达到全社会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由于这种监督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国民性，因而这种监督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有力量。

——《西方官员问责制》

材料一：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地方自治开始向近代转变，治安法官取代郡长，逐渐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88年），经历两次内战和共和国的实验，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世纪，治安法官按照地方习俗进行管理，完全不受议会法令的影响，地方自治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国家立法机关主动控制地方自治主体的现象。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1894年制定颁布了《区、教区、乡议会法》，规定民选议会作为地方权力机关。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地方逐步仰仗中央财政支持，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

材料二：西方地方自治观念传入中国，始于道光年间，在内忧外患之下，：1907年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序幕在江苏的“上江”（上元和江宁）两县拉开，自治局、调查局、调查官署局等自治机构先后成立）同年，清廷令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开始，清政府先后颁布《洛议局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等，从而形成了由城镇乡自治到府厅州县自治的等级地方自治架构。但地方自治未脱离“官治”，自治章程严格规定业务范围、活动规则；在相关政策的宣讲过程中，出现了民众误会、反对等现象。1909年，各省议员赴京请愿速开国会，遭到清廷坚决拒绝，矛盾很快激化，地方自治运动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

--编自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

材料一：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秦始皇廿六年诏铭

材料二：“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