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 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作为当下的流行语，“雷人”一词据称最早源自2008年8月26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被雷电击伤”，这个倒霉蛋也因此成为了打造流行语的先驱，自那以后，所有被“雷到”的人的血液中似乎也延续了他被雷时的情绪因子：无奈，无语。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的选秀舞台上站着外表雷人的歌手，不仅只有中国在播放雷人的影视剧，欧美娱乐圈时时有“雷阵雨”划过天空。

    2009年4月11日，英国独立电视公司著名的选秀节目《英国达人》正在进行。身材臃肿、相貌普通、打扮老土的苏珊博伊尔上了台，著名“毒舌”评委西蒙克威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48岁的苏珊回答：“当一个专业歌手，成为伊莱恩佩吉那样的歌星。”所有的人哄然大笑。

    之后，苏珊在音乐声中开始演唱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曲目《我曾有梦》。歌声响起的一刹那，评委和观众都震惊了，而这一幕也成为2009年4月中旬全球网络点量最高的视频。数据显示，苏珊大妈比赛视频的收看人次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1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视频的5倍，她还获得了好莱坞明星黛米摩等名人的支持，博彩公司也围绕她的比赛名次随时调整赔率。

    尽管在《英国达人》决赛中，苏珊惜败于歌舞组合Diversity的10个孩子，但是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位自强不息的大妈。

    苏珊自曝最初参赛的目的仅仅是想通过电视节目找到一个伴儿，但她雷人的外形与天簌般嗓音形成的巨大反差，却成就了今年娱乐圈的最大神话。英国媒体评论，“许多人被感动，是因为苏珊颠覆了以貌取人的大众娱乐文化”。美国《娱乐周刊》著名记者施瓦茨鲍姆在博客上写道：如今的大众流行文化充斥着外形包装，而苏珊·博伊尔毫无矫饰的艺术力量“重新定义了美丽的衡量标准”。

    苏珊本人表示，自己早就预料到人们看到她的外表会有些鄙视，但自己决定让他们刮目相看。“你必须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终究会成功。永远不要放弃梦想。”她热情的说。

    娱乐明星也并非时刻以“雷人”为己任，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制造“drama(戏剧性事件)”，但是每次这类事件发生都会吸引众人目光，而此时讨论这些事件的道德意义着实没有太多必要。“我这一路走来，就像在耍空手道。”几度做出疯癫事的小甜甜布兰妮在谈及自己如何驾驭“名气”这一双刃剑时如是说。但一路走来像在耍空手道的明星们，何止布兰妮一人？

    在国内娱乐圈，类似的话题人物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雷人”标杆与西方前辈相比，显然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西方娱乐圈的高手们已经把“雷人”玩成一种风格，一种行为艺术，我们的“雷人雷事雷片”却大多还停留在作坊式的山寨阶段。

    在求新求变的娱乐圈，“雷人”有时候并不是坏事，麦当娜出道时那些骇世惊俗的装束早已成为最经典的流行符号，谁能断定LadyGaga的白发皮衣不会在20年后被视为时代象征?就在我们身边，当年《庐山恋》里张瑜和郭凯敏的惊世之吻、费翔连蹦带跳的“一把火”，当时看来不也很有“雷人”之嫌，可很快就化为流行。要想化“雷人”为时尚，靠拾人牙慧式的山寨大法肯定是不行的，还要挖掘创意，真正抓住在流行风潮前到来的那缕闪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低级状态的“雷人”境界，成为引领潮流的那一声巨雷。

节选自《环球》2009年第九期《欧美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新年礼物

侯发山

    进入腊月，年的味道便越来越浓了。一街两行都挂上了火红的灯笼，大的，小的，圆的，长的，各种形状的都有。超市、商场门口的大海报，你方唱罢我登场，打折、降价的信息扑面而来。街口巷角的空地也全被小商小贩们占领了。过年了，城管也睁一眼闭一眼的，他们也知道弱势群体的不容易。卖衣服的，卖年货的，还有现杀活羊的……都来了。有商家门口的音响放着“新年好啊新年好”。不时炸响的鞭炮，更是把年味送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李娟走进商场，打算给母亲买件礼物。迎宾小姐穿着大红的旗袍，脸似乎比平时笑得还灿烂：“欢迎光临！”

    每到年关，李娟必给老母亲买一件礼物。她自小没了父亲，是母亲屎一把尿一把，既当娘又当爹地把她和弟弟拉扯大的，不容易。记得进城的头一年，她给母亲买了一个洗脚盆。还是李娟在雇主家看到洗脚盆后，才决定给母亲买的。李娟是一个家政服务员，说白了，就是保姆。李娟在电话里给母亲说，睡前泡泡脚，胜似吃补药。这话也是雇主给李娟说的。李娟又问了雇主一次，才记住：先前在老家，晚上睡觉前谁洗过脚？即使偶尔洗一次，也是用的洗脸盆，谁用过那种木制的、带按摩的洗脚盆？第二年，给母亲买了一个袖珍音响，里面装了个卡，录满了家乡戏，豫剧、曲剧，还有大鼓戏。弟弟和弟媳在外打工，不常在家，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听听戏也不寂寞。这玩意也是李娟在公园里见到的，不少城里老人都有，腰里挎着，手里拿着，口袋里装着，想听谁的就听谁的，比收音机方便多了。第三年，她给母亲买了一个按摩椅，母亲经常腰疼，都是干农活给累的。这也是刘娟看到雇主家里有这个，才想起给母亲买的……

    李娟东瞅瞅，西看看，给母亲买什么合适呢？衣服？平时没少给她寄，弟媳也给她买，到老也穿不完。用的？电视机，家里有。冰箱，家里也有，除了过年派上用场外，其他时间都罢着工。洗衣机，在弟弟的屋里锁着。李娟想再给母亲买一个，母亲不要，说村里不少人家都有，使用的却很少，都当成柜子塞满衣服了，说洗衣机老费电。即便是给母亲买了，会不会用还得一说。吃的？母亲饭量不大，也不吃肉，说老了，吃啥都不香甜了。开心果、核桃之类的坚果，她的牙也退化了，咬不动。

    李娟在商场转悠了半天，也没想好给老母亲买什么礼物好。她打通家里的电话，问问母亲还缺少什么。

    听到是她的声音，母亲在电话那端显得挺激动：“娟，是你吗？你五天都没打电话了。家里啥都不缺……你啥时间回来？”家里装的是座机，母亲却不会拨号，不能主动打电话，只能接受电话。

    又是这句话。每次打电话，母亲都问李娟啥时间回去。李娟耐心解释道：“娘，我最近工作忙，回不去。”前不久，李娟刚换了雇主，这一家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儿子媳妇都在国外，忙，没时间回来陪老人家，老太太晚上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晚上陪她睡觉。老太太的儿子给的价钱也诱人，李娟就答应了。

    母亲在电话那端不说话。

    母亲似乎不高兴，李娟忙换了欢快的语气：“娘，我弟弟他们回去了吧？我们几天前通过电话。我有时间就回去。”弟弟他们回去了，这个年也就热闹一点，家里也不至于太冷清。

    “娟，给你寄的礼物你收到了吗？”母亲在电话那端怯怯地说道。

    给我寄礼物？李娟感到新奇：“娘，您老人家给我寄啥子礼物，真是的。”母亲又说：“我让你弟弟寄的，他说丢不了，你会收到的。你弟弟他们今个儿去镇上赶集了……”

    电话挂断后，李娟就给弟弟拨通了手机，闲聊了一会儿，就问到正题：“娘说给我寄的礼物，啥礼物？”

    “姐，你别生气啊。娘给我二百块钱，让我买张火车票给你寄去……我今天早上才在网上订购的，让他们直接送票去你那里，估计今天就会给你打电话，是腊月二十六的票。姐，你几年没回来了，你就回来一趟吧。你知道吗？你给娘买的洗脚盆，她一直没拆封，按摩椅一次也没用……姐，你真的很忙吗？娘想让你回来陪她睡一晚上……”

    弟弟的话音没落，李娟眼里的泪已悄然滑落下来。

    基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问题的治理，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逐步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生态治理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其环保认知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不可否认，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人们对于环保认知的深度、广度和准确度还有所不足。生态文明价值观整体呈积极良好态势，但多数人更关注一些负面环保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一般拥有较高的环保期望，但自我行为约束意识较差，对于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当前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保认知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民群众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环保事业。但调查中发现，人们在一些行为习惯性方面，仍然表现为生态行为能力较弱的状况，个体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与自我需求相关，虽认知面广，但参与程度较低，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主动参与环保行动和环境监督的意愿不强，环保自觉性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强化人民群众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需要注意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积极完善环保的奖惩机制，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鼓励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努力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作用。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发挥人们合力的必要保证。这就需要积极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不断健全举报、听证、舆论监督等制度，引导环保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供更多的组织依托，提高人们参与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还要在其组织性、行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运营和发展，使它们凝聚更多的民众力量，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持续有效地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每个个体从自身做起，提升生态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摘编自郭倩倩《生态治理亟须引导全民参与》）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简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诸侯国，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孔子，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节选自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