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茶”在我国出现很早，而“茶”这个字出现却较迟。在茶字出现之前，荼就是作茶字用的。《说文》：“荼，苦荼也。”茶在我国出现很早，《茶经》：“茶之为饮，发之神农氏。”《本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汉代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的记载。说明“茶”这个字，在汉代就有了。

    茶是我国特产，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荣誉，它和我国瓷器一样，简直可以代表中国。我国茶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高。在林林总总的茶叶中，不少是名气很大的，如中国十大名茶：①杭州龙井。龙井属炒青绿茶，向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而享誉中外。②苏州碧螺春。碧螺春茶叶用春季从茶树采摘下的细嫩芽头炒制而成，炒成后的干茶条索紧结，白毫显露，色泽银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故名碧螺春。③黄山毛峰。产于安徽黄山，主要分布在桃花峰周围。这里山高林密，日照短云雾多，茶树得云雾之滋润，无寒暑之侵袭，蕴成良好的品质。④庐山云雾。庐山云雾芽肥毫显，条索秀丽，香浓味甘，汤色清澈，是绿茶中的精品。⑤六安瓜片。产于皖西大别山茶区，成茶呈瓜子形，因而得名，色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⑥恩施玉露。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对采制的要求很严格，芽叶须细嫩、匀齐，成茶条索紧细，色泽鲜绿，匀齐挺直，状如松针。⑦白毫银针。这是一种白茶，产于福建北部。满坡白毫色白如银，细长如针，因而得名。汤色黄亮清澈，滋味清香甜爽。⑧武夷岩茶。产于武夷山。其主要品种有大红袍、乌龙等，品质独特，茶汤有浓郁的鲜花香，饮时甘馨可口，回味无穷。⑨安溪铁观音。制作工艺复杂，好的铁观音，冲泡后，有天然的兰花香，滋味纯浓。用小巧的功夫茶具品饮，先闻香，后尝味，顿觉满口生香，回味无穷。⑩普洱茶。普洱属于黑茶，因自古以来即在普洱集散，因而得名。普洱茶的品质优良不仅表现它的香气、滋味等饮用价值上，还在于它有可贵的药理作用，因此，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常将普洱茶当作养生妙品。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的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十六汤品》等。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茶经》诞生后茶大行其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明代文人学士认为，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由于茶能益思，所以诗人饮茶成习，对此体会更深。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很有味道：“……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中国的茶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饮誉全球。有文人学士的参与，更显底蕴丰厚、音韵悠长。

（选自《咬文嚼字·汉字趣编之十六》）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苏联学者写《世界通史》中国部分要委托中国学者来写，这都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状况很不相称。

    其实，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有“中央”有“四裔“四裔”并无自大、歧视“外化”，而是局限于交通条件，凡与中国通，都包罗在内。中国正史都不乏对四夷单独列传的记栽，《史记》就是写世界史，实质上中国史从来是既有中外之分，又有“天下一家”的理想。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引向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

    我们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过程中，就把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中国传统史学有四裔和华夏之别，如从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观点看，四裔正是中国的两大块和世界的两大块，即旧大陆和环太平洋这两大块的衔接点和桥梁，四裔地区古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及相互关系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20世纪后半段（二战以后）世界考古学的大发展已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6000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一一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

    世界文明发展阶段的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的一面，以及彼此的相互交流都表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一元性”。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旧石器时代起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闭关锁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来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不绝于史书的沟通中外的名人、功臣们的业绩，只不过是综合构成、开拓疏通了世界文化交流网络中的一些环节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辉煌的瞬间。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

（摘编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鹏《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不仅提出了“取予有度”的责任律令，还提出了“用之有节”的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节用的道德责任。儒家并没有系统创建过节用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从两方面阐发了相关理念。

    一方面是为政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谈到治国方针时，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在《论语集注》把这段话理解为敬事、信任、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五者”，但他同时又引证《周易》经文“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以解释说：“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显然依照《周易》的论说，孔子的话讲的理应是三层意思，而不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孔子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正是因民信而敬事、因爱人而节用，前后构成因果关系。虽然孔子这里讲述的是治理诸侯国的行为原则，而不是直接针对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但是，犹如朱熹所言，侈用必伤财，而伤财必浪费自然资源；而且，奢侈消费必定害民，必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又必定驱使民众获取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孟子同样立足于民本与王道，一再倡导节制的责任要求。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管孟子旨在提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却暗含着生态伦理的指向。这是因为，做到恭俭和有制，不但自己可以节省财物，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不致奢侈贪婪，而且不会向百姓横征暴敛，从而缓解民众的生存欲求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紧张。在论述富国之道时，荀子围绕人与物的生态问题做了更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发。基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现实，荀子认为要保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节用裕民，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是为人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荀子的节俭观点更为鲜明，也更为直接，在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力命关系问题上，他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是想告诉我们，人类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如果夯实农业这一根本，注意精耕细作，同时又力行节约、适度消费，就是有时无情的自然之天也不能使人陷入贫困境地。由此可见，强化生态责任观念，克制个人的不当欲望，追求一种俭朴生活方式，是实现天人和谐的伦理根基。

    古代，思想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强调节俭、节用、节约主观动机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还包含着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应当肯定，他们所持守的节用责任伦理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当今为人们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消费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摘自涂可国《用之有节》，有删改）

作文与运思

朱光潜

    元遗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作家看重“苦心” ， 于此可见。就我个人所能看得到的来说，苦心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拨茧抽丝，鞭辟入里，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此其一。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是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豁然贯通”，普通所谓“灵感”大半都先经苦思的准备，到了适当时机便突然涌现，此其二。难关可以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此其三。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肤浅，由困难中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

    作文运思有如抽丝，在一团乱丝中拣取一个丝头，要把它从错杂纠纷的关系中抽出，有时一抽即出，有时须绕弯穿孔解结，没有耐心就会使紊乱的更加紊乱。运思又如射箭，目前悬有靶子，箭朝着靶子发，有时一发即中，也有因为瞄准不正确，用力不适中，箭落在离靶子很远的地方，习射者须不惜努力尝试，多发总有一中。

这譬喻不但说明思路有畅通和艰涩的分别，还可说明一个意思的涌现，固然大半凭人力，也有时须碰机会。普通所谓“灵感”，虽然源于潜意识的酝酿，多少也含有机会的成分。大约文艺创作的起念不外两种。一种是本来无意要为文，适逢心中偶然有所感触，一种情境或思致，觉得值得写一写，于是就援笔把它写下来。另一种是预定题目，立意要做一篇文章，于是抱着那题目想，想成熟了然后把它写下。从前人写旧诗标题常用“偶成”和“赋得”的字样，“偶成”者触兴而发，随时口占，“赋得”者定题分韵，拈得一字，就用它为韵做诗。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术语，把文学作品分为“偶成”和“赋得”两类。“偶成”的作品全凭作者自己高兴，逼他写作的只有情思需要表现的一个内心冲动，不假外力。“赋得”的作品大半起于外力的催促，或是要满足一种实用的需要，如宣传、应酬、求名谋利、练习技巧之类。按理说，只有“偶成”作品才符合纯文学的理想；但是在事实上现存的文学作品大半属于“赋得”的一类，细看任何大家的诗文集就可以知道。“赋得”类也自有好文章，不但应酬唱和诗有好的，就是策论、奏疏、墓志铭之类也未可一概抹杀。一般作家在练习写作时期常是做“赋得”的工作。“赋得”是一种训练，“偶成”是一种收获。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过“赋得”的阶段，“偶成”的机会不一定有，纵有也不会多。

    “赋得”所训练的不仅是技巧，尤其是思想。一般人误信文学与科学不同，无须逻辑的思考。其实文学只有逻辑的思考固然不够，没有逻辑的思考却也决不行。诗人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里眷念一位无名的老师，因为从这老师的教诲，他才深深地了解极放纵的诗还是有它的逻辑。我常觉得，每一个大作家必同时是他自己的严厉的批评者。所谓“批评”就要根据逻辑的思想和文学的修养。一件作品如果有毛病——无论是在命意布局或是在造句用字——仔细穷究，病源都在思想。思想不清楚的人做出来的文章决不会清楚。思想的毛病除了精神失常以外，都起于懒惰，遇着应该分析时不仔细分析，应该斟酌时不仔细斟酌，只图模糊敷衍，囫囵吞枣混将过去。练习写作第一件要事就是克服这种心理的懒怠，随时彻底认真，一字不苟，肯朝深处想，肯向难处做。如果他养成了这种谨严的思想习惯，始终不懈，他决不会做不出好的文章。

（本文有删改）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