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胡家尧

    1897年4月26日，吴有训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市。在私塾求学期间，由于先生是一位比较新派的人物，他受到了西学启蒙教育。1916年7月，他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在这期间，他有幸在物理学家胡刚复的引导下接触到与X射线有关的基础知识。1921年，他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之一。物理学家康普顿在这里任教，吴有训来到芝加哥大学后拜康普顿为师，在他的指导下从事X射线问题的研究。

    康普顿提出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由于实验证据还不充分，没有立即获得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当时着手进行这一实验的科学家很多，吴有训此时恰好在实验室跟随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他用非凡的实验才能，设计出最佳实验配置后，陆续使用多达l5种不同的样品材料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结果无一不与康普顿的理论相符合，从而形成了对此理论广泛适用性的强有力证明。他的工作得到了康普顿本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把吴有训所获得的15种物质X射线散射光谱与他自己的那张石墨散射谱，一并收入了他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中，作为其量子散射理论的主要实验证据。

    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另一项重要证明工作，就是用实验消除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尼及其助手克拉克对康普顿效应的两项质疑。此外，吴有训在发展康普顿散射理论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比率问题，第一个对这一比值进行严密的定量测量。

    1926年，吴有训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谢绝康普顿教授的挽留回国。1928年8月，他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邀请到清华任教。当时，我国的物理学科研究，还处于草创时期。1929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物理研究的先河。但即便是具备当时国内最好研究条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仍然不能满足吴有训开展实验的要求，他只好改变研究方向．以物理理论研究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1930年10月，吴有训在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理论文章《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强度》，这是中国物理学家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吴有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自1926年起，吴有训辗转任教于上海大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前后长达20余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物理学家，而且他的教育实践也为后辈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吴有训虽然倡导学术独立，但他绝不自我封闭，而是极力促进科学的交流。正是由于吴有训等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高水准研究工作，引起国际科学界同行的注目，促成了当时许多国际大师级物理学家来华访问讲学。1935年7月，现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狄拉克应邀来华；1937年初，国际物理学界哥本哈根学派领袖、丹麦物理大师玻尔应邀赴清华作了有关原子结构方面的报告。这些大师的演讲，使清华师生增长了科学最前沿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此外，吴有训亦重视国内校际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外校兼课，也组织学生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进行参观学习。这些活动和措施，对清华物理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积极推动恢复研究院和留学考试，亲自参加研究院的教学指导，并主持留美入学考试，大批优秀青年学子因此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其中汪德熙、胡宁、吴仲华、黄家驷、杨振宁、洪朝生、何炳棣、李政道等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

（摘编自龚明俊《感动中国的100位爱国科学家》）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不轻易和人打招呼，也永远没得到过一封信。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他从局里低头独步回来，关上门，便坐在书桌旁边。偶然疲倦了，拉开帘幕望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何彬偶然答应几句：“人和人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腿摔坏了，每夜呻吟。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走到门边，却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禄儿罢，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时，忽然想起绳子忘了买了。他打开门，只见人影儿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的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进屋去了。

    累了两天了，何彬闭上双眼，又想起了深夜的病人——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微微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屡屡清香，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

    ……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下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1963年过年

刘国芳

    男人挑了一担灯芯，要出门。一个女孩儿，蹦蹦跳跳跑了过来，女孩儿说：“爸爸要去哪儿呀？”

    男人说：“卖灯芯。”

    女孩儿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男人说：“过年回来。”

    男人说着，出门了。女孩儿跟了几步，女孩儿说：“爸爸，给我买新衣裳过年。”

    男人应一声，走了。

    男人很快出了村，往荣山方向去。男人要经过荣山，去一个叫抚州的地方。从荣山到抚州，有六七十里。男人肩上挑着满满的一担灯芯，但灯芯没重量，一担灯芯只十几斤，男人不把这担灯芯当回事，他一天就能走到抚州。

    果然，这天傍晚，男人到抚州了。一到街上，男人喊起来：“卖灯芯，点灯的灯芯。”

    有人应声说：“几多钱一指？”

    男人说：“三分。”

    应声的人讨价还价：“两分卖不卖？”

    男人说：“拿去。”

    就有人走到男人跟前来，犹犹豫豫掏两分钱给男人。男人拿一指灯芯给人家，很少的一指，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又有人过来，要买一角钱，男人也拿了一指给人家，这一指大些，大拇指那么粗。再没人过来了，男人又挑起灯芯喊道：“卖灯芯，点灯的灯芯。”

    此后，抚州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男人的声音。

    在抚州卖了几天，男人就离开抚州了。男人一路前去，去流坊，去浒湾，再去金溪……最后返回荣山回家。这样来来回回，要在外面呆一个多月。但不管走多远，男人都会在过年前赶回来。

    这天，男人到浒湾了。

    天晚了，街两边的房屋透出灯光，很暗的光，星星点点。这样星星点点的光，无法照亮巷子。一条巷子，黑漆漆的。男人挑着灯芯，高一脚低一脚走在巷子里，仍喊道：“卖灯芯，点灯的灯芯。”

    一户人家，没点灯，屋里黑漆漆的。黑漆漆的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说：“你来得及时，我屋里的灯芯刚好用完了。”

    说着，拿出两分钱，买一指灯芯回去。

    俄顷，那屋里有光了。

    一个人站在一家小店铺前，男人见了，就说：“你店里有棒棒糖么，我用灯芯换你棒棒糖。”

    那人点点头，同意了。

    在男人换糖时，男人家里的女孩儿在想爸爸了，女孩儿问着大人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大人说：“还早哩，过年才回来。”

    确实还早，男人那时候还在金溪。随后，男人去了南城南丰，再去了建宁和泰宁，还去了福建邵武、光泽。这一路花费其实很大，男人白天要吃，晚上还得住旅社。这一切开销，全在一担灯芯里。为此，男人一路很节约。有时，他一天只吃两个包子。但该买的，男人还得买。男人有一天就在邵武买了好几块布，好看的花布，是给家里女人买的。男人还买了一件红灯芯绒衣服，买给女孩儿的。男人还买了一根扎头的红绸子，也是给女孩儿买的。这东西可买可不买，男人犹豫了很久，拿出二分钱，买下了，然后放在贴身口袋里。

    男人回来时，灯芯全部卖掉了。但男人肩上的担子，没轻下来，反而重了。男人担子里放着布，放着衣裳，还放着麻糖、花生糖和拜年的灯芯糕。女孩儿早就等在家门口，老远看见男人回来了，女孩儿蹦蹦跳跳跑过去，女孩儿说：“爸爸，给我买了新衣裳吗？”

    男人说：“买了。”

    女孩儿就跳起来。

    不一会儿，女孩儿就让妈妈帮她穿好了红灯芯绒的衣裳。男人买的红绸子，也扎在女孩儿头上。随后，女孩儿含着棒棒糖出去了。在外面，女孩儿看见几个孩子了，女孩儿于是把口里的棒棒糖拿出来，然后跟几个孩子说：“我爸爸回来了，给我买了新衣裳，还买了扎头的红绸子和棒棒糖。”

    女孩儿说着时，有爆竹噼噼啪啪响起来。

    过年了。

【注释】196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经济、民生待兴。

死去活来

［中国台湾］黄春明

“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她说了之后，尴尬地在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的笑容就不再说话了。

不是病。医院说，老树败根，没办法。没时间了，还是快回家。就这样，送她来的救护车，又替老人家带半口氧气送回山上。

八十九岁的粉娘，在阳世的谢家，年岁算她最长，辈分也最高。她在家弥留了一天一夜，好像在等着亲人回来，并没有医院断得那么快。家人虽然没有全数到齐，大大小小四十八个人从各地赶回来了。这对他们来说，算难得。好多人已经好几年连大年大节，也都有理由不回来山上拜祖先了。这次，有的是顺便回来看看自己将要拥有的那一片山地。另外，海外的一时回不来，越洋电话也都联络了。

炎坤里里外外跑来跑去，拿东西招待远地回来的家人。他又回到屋里探探老母亲。这一次，他撩开帘布，吓了一跳，粉娘向他叫肚子饿。大家惊奇地回到屋子里围着过来看粉娘。

粉娘要人扶她坐起来。她看到子子孙孙这么多人聚在身旁，心里好高兴。她忙问大家：“呷饱未？”大家一听，感到意外地笑起来。大家当然高兴，不过还是有那么一点觉得莫名的好笑。

幺儿当场考她认人。“我，我是谁？”

“你呃，你愚昆谁不知道。”大家都哄堂大笑。他们继续考她。能叫出名字或是说出辈分关系时，马上就赢得掌声和笑声。但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尽管旁人提示她，说不上来就是说不上来。她怪自己生太多，怪自己老了，记性不好。

当天开车的开车，搭镇上最后一班列车的，还有带着小孩被山上蚊虫叮咬的抱怨，他们全走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光，才要光。粉娘身体虽然虚弱，需要扶篱扶壁帮她走动，可是神明公妈的香都烧好了。已开始默默地为儿孙们祈福。

粉娘两只手平放在藤椅的扶手上，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露出咪咪的笑脸，望着观音佛祖妈祖婆土地公群像的挂画。她望着此刻跟她生命一样的红点香火，在昏暗的厅堂，慢慢地引晕着小火光。释放檀香的香气充满屋内，接着随袅袅的烟缕飘向屋外，和蒙蒙亮的天光浑然一体。

不到两星期的时间，粉娘又不省人事，急急地被送到医院。医院对上一次的回光能拖这么久，表示意外神奇。不过这一次医院又说，还是快点回去，恐怕时间来不及在家里过世。

粉娘又弥留在厅头。随牧护车来的医师按她的脉搏，听听她的心跳，用手电筒看她的瞳孔。他说：“快了。”

炎坤请人到幺女的高中学校，用机车把她接回来，要她打电话联络亲戚。大部分的亲戚都要求跟炎坤直接通话。

“会不会和上一次一样？”

“我做儿子的当然希望和上一次一样，但是这一次医生也说了，我也看了，大概天不从人愿吧。”炎坤说，对方言语支吾，炎坤又说，“你是内孙，父亲又不在，你一定要回来。上次你们回来，老人家高兴得天天念着。”

几乎每一个要求跟炎坤通话的，都是类似这样的对答。而对方想表示即时回去有困难，又不好直说。结果，六个也算老女人的女儿辈都回来了，在世的三个儿子也回来了，孙子辈的内孙外孙，没回来的较多，曾孙都被拿来当年幼，又被他们的母亲拿来当着需要照顾他们的理由，全都没有回来了。

又隔了一天一夜，经过炎坤确认老母亲已经没有脉搏和心跳之后，请道士来做功德。但是锣鼓才响起，道士发现粉娘的白布有半截滑到地上，尸体竟然侧卧。他叫炎坤来看。粉娘看到炎坤又叫肚子饿。他们赶快把拜死人的脚尾水、碗公、盛沙的香炉，还有冥纸、背后的道士坛统统都撤掉。在樟树下聊天的亲戚，少了也有十九人，他们回到屋里围着看粉娘。被扶坐起来的粉娘，缓慢地扫视了一圈，她从大家的脸上读到一些疑问。她向大家歉意地说：“真歹势，又让你们白跑一趟。我真的去了，去到那里，碰到你们的查甫祖，他说这个月是鬼月，歹月，你来干什么？”粉娘为了要证实她去过阴府，她又说：“我也碰到阿蕊婆，她说她屋落得厉害，所以小孙子一生出来怎么不会不兔唇？……”围着她看的家人，都露出疑惑的眼神。这使粉娘焦急了起来。她以发誓似的口吻说：

“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最后的一句“下一次”几乎听不见。她说了之后，尴尬地在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的笑容就不再说话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