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文明内涵和价值底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成果得以在文明的层次得到总结和提升，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必将极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来源于2018/08/30《经济日报》）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匙”，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文化不自信。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四

    如果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的话，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是源头活水，也即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其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其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其目标，从中华文艺的层面来考虑，文化自信在笔者的臆测中是有着这种历史感的，但它的指向仍在于当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我们又会看到，举凡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具有创新性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层出不穷的文艺经典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给国人带来历久弥新的审美享受的文艺经典，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是文艺创新的果实。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是有超越前人的创新因素在其中的。

（来源于2018/08/22《光明日报》）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长岳立，屹有伟度，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敞，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太祖征江西，祎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召置馆中。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祎与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讳，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馀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林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逢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子绅讼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节选自《明史·王祎传》）

（注）大本堂：明初太子读书的地方。

    材料一：

    “无接触商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线上交易、线下定点配送、用户自提等方式，在商业活动中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事实上，“无接触商业”早有萌芽，过去也有了广泛的实践。而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这一模式的独特优势，一下子为所有人所认知。一方面，消费者藉此找到了“安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营商者则以此作为说服策略，留住并扩充了客流与订单。

    着眼长远，生活重启之后，“无接触商业”的广阔前景，依旧可以预见。尤其是在“恢复防疫常态化下的生产生活秩序”大背景下，“无接触商业”所能提供的安全垫和缓冲区，具备显而易见的价值。最近时兴的“无接触餐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应用样本。无接触商业，既是对交易方式的路径重构，对消费场景的重新设计，也内含着新的社交文化、经营理念。“保持适当距离”，不是人心疏离，而是在疫情逐步平复之后，对于“礼仪”“舒适区”“安全线”的二次定义。“无接触商业”，迎合和适应了大众在特殊时期的心理偏好，并在一段时间的高频使用之后，将之稳定为一种固定的用户习惯。从传统商业到无接触商业，并非取代而是迭代。

    （摘编自《“无接触商业”开启新可能》，《华西都市报》2020年3月31日）

材料二：

    当然，“无接触服务+”真正成为一种市场潮流，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高度数字化市场的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宅人增多推动宅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没有数字化服务平台，宅生活将无法想象。正是有了在线买菜、购药等购买形式，以及在线问诊、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供给，全民自主居家隔离的抗疫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而商家对服务业数字化的价值认同更为深刻。对于本身有数字化服务渠道的商家而言，此次疫情冲击更坚定了其发展数字化服务的方向；那些数字化布局准备不充足的商家，疫情期间就特别难熬，许多商业活动难以完成。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高度数字化市场，不仅让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得到丰富和拓展，也让众多商业领域找到了延展空间，可谓危机中蕴藏着发展机遇。有学者认为，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越过“冬天”，疫后经济将重新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无接触服务+”将扮演重要的引擎角色。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无接触服务+”市场将不断拓展和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机会，也是企业发展谋长远的重要策略。

    （摘编自胡立彪《“无接触服务+”时代到来了吗》，《中国质量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三：

    （摘编自《美团外卖发布“无接触配送”服务标准》，“新浪科技”2020年1月30日）

材料四：

    此次疫情所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公众真正意识到了“无接触商业”的卫生防疫优势。从过去的“被动无接触”“碰巧无接触”，到如今的“主动无接触”“优先考虑无接触”……“无接触餐厅”之类的新事物，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相较于其给予消费者的即时可见的“安全暗示”，其真正的意义和未来前景，无疑是有待观察的。

    “无接触商业”的兴起，是大势所趋的方向还是一哄而上的噱头，这需要全社会回归正常和平静，综合各方利弊之后再给出回答。少些炒作、少些押注，系统地、审慎地评估“无接触商业”可能性，这是避免市场泡沫的关键。有些产品或服务，天然适合“无接触”也可以“无接触”，比如说在线教育、网络诊疗等等；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刻意追求和标榜“无接触商业”，很多时候只会适得其反。“无接触商业”不能玩成文字游戏，也不应该成为跟风游戏。我们需要多少“无接触”？能做到哪些“无接触”？其成本和效用又如何？凡此种种，都需要理智、精准、量化地加以测度。

    （摘编自然玉《“无接触商业”兴起，是大势所趋还是跟风炒作》，“光明网”2020年3月12日）

罗丹之约

铁凝

早春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罗丹作品要来中国了，这些作品将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坐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1906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裸体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地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岩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势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正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脊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肉发达、强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融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脊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干。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的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须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座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迹，我还能够在这奇迹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的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3月10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谢着罗丹。是罗丹约会了我们，是共赴罗丹之约，使我们得以收获悠远而长久的思想的时光。

（有删改）

材料一 眼下中国诗歌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存困境，无疑是社会大众整体上对新诗所持的淡漠乃至排斥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以为这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创作主体的变化。诗歌要有发自于内心的真实声音，才能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面对中国当代诗歌不景气的现实，诗歌的创作不能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诗歌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长期以来，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弱化，很多诗人的创作与社会变化、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重提和倡导诗歌回归现实，并不是要给诗歌设定规矩和限制。任何诗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和道义在肩，他的写作应该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就是认识自己。不仅要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洞悉它的变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进。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诚然，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就诗歌而言，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诗人在个体精神承担的基础上，要研究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摘编自梁平《让诗歌回归现实》)

材料二 新世纪诗歌为什么需要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之源。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是记录时代、书写现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切近时代、观照自身的情感纽带，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更因其澄澈优美之特性，承担着发现、记录和引领的使命。古人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也是我们当代诗歌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优秀作品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特征，更是一部作品的实践场域和素材源泉。诗歌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在于体察时代、观照现实，发现和传播时代之精神、高尚之人格与生活之美好。为了保证自己身份和书写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扣当代现实，才能既保证其成立，又保证其有意义。

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立场，我认为写诗就是自我的修炼，诗人应当培养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诗人抒写时代、体察时代，才可能在当代时空中拓展语言空间的充盈性，其作品也才会具有更加深切的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我们应该主动地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真正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而不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勾勒想象。其次，关于新世纪诗歌对于时代关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我认为诗人要对此保持某种“随意而警醒”的“凝视”。这段话的前半句来自张枣：“作为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混迹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后半句来自朵渔：“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这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时，既要深入时代和现代内部，去摸索和体察其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外，有距离地审视这个时代。只有进行这样包含着接纳与对抗、切近与疏离的审视，我们才既能保持审慎而清醒的认知，又能达到诗歌写作必要的美学与思想的高度，写出切入这个时代的诗篇。

(摘编自童作焉《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材料三 新诗的精神重建不是口号，而是呼唤我们诗坛曾有的但已经缺失了的精神内涵。诗歌有了精神有了内涵，才有了新的面貌。在当下困顿的诗坛重提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就是为新诗重建找一条道路，使得新诗重建变为现实。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创作方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文学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强调的是冷静、客观地模仿现实世界，要“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而前者更强调一种姿态——批判、介入、关怀现实和责任的承担。因此，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后者指的是一种创作方法，前者指向的是创作的精神和态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叙事文学，而现实主义精神属于一切文学和艺术。无论何种表现方式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既不媚雅又不媚俗。现实主义精神不一定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可以用暗示、反讽、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现实主义精神是超越一切创作方式的，它的具体写作方式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方式的作品，都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精髓，诗歌也莫能例外。目前诗坛的困境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中国新诗要二次复兴，走出目前的低谷，必须进行精神重建，而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其精神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要做到社会的关怀性与诗歌独立性相结合。

(摘编自令狐兆鹏《中国新诗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

材料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代化属性和文化性质，既是相对世界文明、外国文明而言的，也是相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处理好一些关系。

物质文明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对不断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提出了新要求。精神文明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撑，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对不断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精神财富提出了新要求。要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必须并驾齐驱，比翼双飞，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是硬道理，要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打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求物质文明的丰富，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核心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应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文化是软实力，要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的是理想信念，弘扬的是思想道德，形成的是文明风尚，促进的是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为此，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高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自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凝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伟力。

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代文明因素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与发展动力，让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在真空中生成的，而是在世界文明的万花筒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过程中、在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生长的。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独立自主的基点塑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象，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进程中又焕发出新的光辉。中华文明既是人类文明史的“活化石”，又是现代文明史的“亲历者”，有着鲜明和普遍的世界意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要求我们在体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性的同时，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在精髓发扬光大，挖掘中华文明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智慧，阐释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同时，要加快构建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打破“有理说不清”的传播藩篱，将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中讲好、传播好，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

以开放包容的气度构建现代文明的中国形式，以“世界的”滋养“民族的”。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底蕴。我们要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浪潮之中，寻找发展道路的“契合点”、价值理念的“共同点”、文化建构的“接合点”，创造出融通中外、汇通古今的现代文明新成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展示了民族文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在确立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强化着各国人民对自身文明的信心。

（摘编自何虎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进路》）

材料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强大的文明韧性、不竭的文明活力和深厚的文明智慧，为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了文明间交流互鉴、平等相待与和谐共存。

近代以来，西方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习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传统习俗和语言被逐渐边缘化，文明的独立性和多元性受到冲击。中华文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容开放的文明张力和创新的现代文明发展路径，保持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维护和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绵延五千年而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是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性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优势，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弊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西方文明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西方文明强调发展经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和平发展，西方文明追求掠夺扩张。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论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选择。

近千年来，人类文明在战争冲突与矛盾对抗中跌宕走过，探索一种和平与平等的文明互动方式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所有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世界各文明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习惯，从不试图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也不会将自身文明理念强加给其他文明，这破解了“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

（摘编自吕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