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丽家园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花园宫的一切是如此的完美无瑕，每座房子的表情都骄傲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新盖的大房子中间，经常还能看见另一种屋子，那就是老城区像富勒顿太太家那样的老房子。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阴沉沉的，被围困着，显示出岁月长短不同的沉积。它们的无序和突兀、不协调的屋顶角度和斜坡，透露出某种近似原始的气息，与这些街道格格不入。

    一群邻居家的女人坐在起居室里，还有一些男人也在。玛丽知道她们在说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她绝望地看着窗户外头，或者盯着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漂亮的解释中止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

    “要是我住她隔壁，”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显然在期待随后的笑声，“我把孩子带过去，让他们带上火柴。”

    伊迪斯道，“亲爱的，你在开玩笑，我却努力做了点什么，我给市政厅打过电话了。我说，他们至少可以让她刷刷墙，或者把那些棚屋推掉一些。”

    “还有那些鸡。”贾妮·英奇说，“我的天哪，那个味道。我知道我们住在边远地区，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隔壁就是家畜棚。”

    “住街对面可比住隔壁更糟糕。我都纳闷，我们干吗费半天劲要景观窗。”另一个女人说。

    史蒂夫竟然说，“按规定市政厅得给我们修条路，她的房子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我们现在让市政厅通路，这样，她就得走。这是法律。”愉快的笑声响起来。

    玛丽开口之前，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哆哆嗦嗦。“不过，你们想没想过，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我们大部分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她拼命地想找一些别的话，比现在这些话更有力、更理智的话，但她就是找不到一句。他们的话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棚屋。扎眼。肮脏。私有产权。价格。

    “她的时代已经走了。”卡尔说，“不管你明白不明白，这栋房子压低了这条街每一座房子的价格。我做这行，我知道。”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进来。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蔓延，在他们的声音中散发，如同一股狂热的洪流席卷了他们。

    “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每一个人了。”史蒂夫说，“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道路申请书开始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

    玛丽跪在地板上，和丹尼的拉链斗争了半天，然后站了起来，穿上外套，理了理头发，戴上手套，随即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到什么能做的了，于是走向餐厅的桌子，那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了她。

    “我不能签字。”她回答。她的脸刷地红了，声音战栗。“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呀。”

    “哦，我，我不在乎。”想象之中，每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声音洪亮，而周围的人被你惊醒，感到羞愧不安。但，在真实生活里却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自己变成大家下次一起喝咖啡时的笑料。

    “大家不是为了好玩才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得为社区着想。”

    “没错。”玛丽回答道。但是，她把双手塞进了外衣口袋，她突然想到了，他们是对的，为了他们自己，这都是他们必须做的。玛丽带上丹尼，走出了门。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进口袋里，保留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以外。

幸会，妈妈

张春

    ①我妈年轻的时候是一名会计，在食品站工作。那个年代的屠夫看不起坐办公室的，男人看不起女人，双重歧视。我妈妈不服，就学会了杀猪。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穿着黑色的皮围裙，按倒一头猪，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后来我妈走到哪儿，那帮屠夫叔叔们就跟到哪儿。她的本职业务顶呱呱，现在已经60多岁，对数字依然非常敏感，心算精确到个位数。

    ②我们小时候爱吃手指，把手指甲都啃坏了。她就给我和哥哥在胸前吊了一粒甘草片。因为甘草片比手指头好吃，我们就不吃手指头了。我4岁的时候，看到其他小孩子在高楼外的屋檐上追跑嬉闹，也想跟上去。妈妈没有打我骂我，而是去买了一个大西瓜，带我们站到那个楼顶上，瞅着下面没人，把西瓜扔了下去，然后说：“你们看，摔下去就是这个样子！”

    ③还有一次，在家里看电视剧《哪吒闹海》，看到哪吒自杀的时候，我一边伤心地大哭，一边去上学。走出好远，后边远远传来妈妈的声音，她边喊边跑：“哪吒没有死——被他师父救活了——不要哭了!”她起码追了200米。

    ④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情书，非常忧心，试探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仔细地看完，然后笑眯眯地叠起来还给我，说：“青春真好，还有人给你写这样的信。”我后来听说很多女孩子不再对妈妈说心事，就是从第一封类似的书信开始的，而我却松了一口气，好像今后没有什么事不能和妈妈说的了。

    ⑤但我们之间也不都是美好时光。青春叛逆期，我也跟她吵过，说：“等我长大了，还了你们的钱，我就再也不欠你们的了!”妈妈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我们大人有时也心情不好，你看看《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总是逗阿玛高兴，你就不能也哄哄我吗？”

    ⑥小时候上学，爸妈很少接送我，下雨也一样。家里的伞都是长柄的大黑伞，我个子矮，不喜欢带大黑伞，所以经常淋雨。过了十几年，我随便抱怨了一下这件事，妈妈后来几次说：“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蠢，不知道给你买一把小伞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你要原谅我们啊。”又一次回家，她给我买了一把最轻便的小花伞。那时我已经30岁了。

    ⑦后来爸爸病倒了，她去陪护，不眠不休的40天，她竟然还胖了些。她说虽然没有怎么睡觉，但爸爸吃剩的东西，她都搅一搅全部吃掉了。情绪上受不了的时候，自己跑到厕所里哭一场。爸爸还是走了。她规定自己每天只准痛哭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要振作起来。她说：“要疯掉还不容易？可我疯了，我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⑧命运是猜不透的。爸爸去世仅一年，我刚上大学，却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等她走进我的宿舍，我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是她背着我，一家一家的医院去看。当时在北京看病太难了，每次排队要排四五个小时。我想，妈妈的心该被烧焦了吧？稍有闲暇，她就摸着我因为打了好多针而布满淤青的手，说：“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神仙，能把你的病摘下来放在我的身上？”在北京治疗了三个月，医生都说住院没有意义了。但妈妈心不死，她照样背着我，到处寻访偏方和疗法。稍有希望，就专程撵了去。最后，她竟然自己研究医书，自己开药试针。她甚至琢磨出一套按摩手法，能准确地摸索出我任何地方的疼痛，最后对症下药。半年后，我站起来了，居然回到北京继续上学。

    ⑨又是几年过去了，我们家一切都好起来了。今年3月，妈妈到厦门来看我，我们去海边散步。妈妈笑着说，她以前不是很会走路，现在腿脚不如以前了，反而领悟到一些道理，变得很会走路了。她说：“走路先要知道目的地，迈开步就要专心致志。途中不要突然变快，也不要突然变慢，要一脚一脚地走。这样，走多远，也不会累着。”

    ⑩我看到她平静地望着远方，脚步均匀地走着，全身显出协调而动人的姿态。我突然涌出一股热泪，一句一直想对她说却老是不知怎么说的话喷薄而出：“幸会，妈妈!”

（原载《青年文摘》，有删节）

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

    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

    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

窗台上的烛光

（美）杰里·考林

    从工厂下班后，布福德朝家里走去。他耸着肩膀，步履艰难地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他住在一个大城市，尽管有时候他自己都忘了是哪座城市，也有些时候，他觉得没必要记住自己住的是哪座城市，反正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

    他告诉自己应该满足于目前的生活，因为他有工作。那是1934年，大多数人处于失业状态。但是工作让他身心疲意，他没心思在圣诞节好好地玩一玩。况且，他孤家寡人一个，没人和他说说心里话。离圣诞节还有7天，可这和平常有什么不同吗？

    在偌大的城市街道上，暮色昏暗，他突然发现街角那里有东西在发光。当他转身去看一栋廉价公寓一层的一间屋子时，布福德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窗台上。如果她走在街上，没人会注意到她，但是一闪一闪的烛光映亮了她的脸庞，让他不禁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也对她产生了几分好感。

    第二天晚上，布福德在回家的路上没有像以前那样耸着肩膀。他不知不觉将目光投向了那所房子的窗户。那个年轻女人在窗台上放了两支点燃的蜡烛。他仔细观察她的脸，他从她嘴唇的曲线里感觉到一种无声的绝望。那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心绪难平，怎么也睡不着觉。

    第三天晚上，当布福德看到她把第三支蜡烛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看见有泪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他的心也仿佛跟着碎了。回到家后，他几乎吃不下晚饭。这天夜里，他又失眠了。那个年轻女人的样子和不断增多的烛火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

    第四天晚上，布福加快了脚步。他的背挺得直直的，他的脸因为冻雨不时感到阵阵疼痛。他希望那个女人再拿出一支蜡烛来，但他又害怕看到她脸上的那种痛苦表情。她依然站在窗户跟前，放下第四支蜡烛。这一次，一个甜美的微笑让她的脸显得格外好看。见此情景，布福德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布福德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年轻女人。她会在窗台上再放一支蜡烛吗？闪烁的烛光照射出的是绝望、希望、痛苦还是喜悦？平安夜那天，布福德迈着轻快的步子朝那栋公寓楼走去，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快。窗台上会不会放着七支蜡烛？他眼中的天使会不会面带微笑？突然，他被自己脑海中突然出现的这个词惊呆了。没错，她又变成了他的天使。

    当他停下脚步后，他看到年轻女人小心翼翼地将第七支点燃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好奇和爱慕之情了。布福德朝她的房间走过去，然后轻轻敲了敲窗户。她注意到了他，然后推开窗户。

    “不好意思，我无意中注意到你在过去的七天里一直往窗台上放蜡烛。”

    “哦，”她睁大眼睛，“不好意思，那只是我做的一个可笑的梦。”

    “梦永远也不可笑。”在此之前，布福德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有关梦的问题，然而此刻他很想相信梦，“你梦到了什么？”

    “你能答应我听了以后不笑吗？”

    “我答应。”

    “我梦见圣诞老人对我说，连续七天点上蜡烛，然后我的圣诞愿望就能实现了。”

    “你的圣诞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找到心上人。”她朝布福德温柔地微微一笑。

（摘自《美文》2011年第9期）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大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文本一：

算细账

乔叶

叔叔仍是隔三岔五地打来电话，主题永远是盖老房，核心永远是算细账。前些时候的重点是结构设计。因只有三间宽的地皮，老宅就成了细长的一块。叔叔说他找了好几拨人商量方案，共同的结论是：房子必须换个朝向，就是面对着路，坐东朝西。这样的话长就变成了宽，咱房的格式就大不一样啦。盖三层没必要，上头早就放出了话，两层以上的都不包赔。那就只需盖两层。整块地皮差不多三十米长九米来宽，留出楼梯，每层能盖出八间来，也就是二百七十个平方。上下共十六间，是五百多个平方。

听得我一个头两个大，我说，叔叔你做主，你都做主。

方案敲定后便是施工。叔叔说如今盖房有两种方式：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我说包工包料省事，被他否决，说，青萍，这是房子呢，哪能光图省事，不得虑虑成本？等到盖妥当了，上头要是几年不拆迁，那不得虑虑出租？就不能盖得太差。包工包料就是全托给人家，你知道他从哪给你进的水泥钢筋？用多少标号？啥价？还是咱们自己进料，光包工给他们就中。分分钱花光家当，蒙蒙雨打湿衣裳。这些都不能不细算。

无论他怎么谋划，我自然都是完全同意。下一阶段又商量定什么档次的建材。有高中低三档。他说高档的话最好是自住，咱这情况肯定不是自住，那就犯不上用高档。一来包赔时也是按面积的，不按用料的贵贱，高档也是白高档，折不出钱来。二来若是不拆迁就得出租，租户也不会因这多给价，里算外算都不合算。用低档建材虽然看着省钱，那盖出来却不好租的，只能单等拆迁，若是几年里拆不了——这情况还真不少见，咱村的情况确也难说——也还是得去出租，可这种房子即便有人租，咱也得担着风险，一旦有啥差池不是耍的。来回忖度，唯有中档最合适，花钱虽比低档多了些，却能落个踏实。尤其咱这地块紧临街，如今很多快递公司和物流都往咱村这边投靠，租的话咱这房可是一点儿不愁，一年进项个三五万不在话下。

再接下来便是定哪个村的工程队，工价多少，怎么付款，从哪里进砖，哪里进水泥，什么渠道定预制板，种种繁杂事宜，使得我前听后忘，难以备述。我几乎从不敢主动不提头儿问他什么。你一条语音发过去，他能有一堆语音发过来。简直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不好招架。我能尽力做到的便是及时接听并反馈，同时贡献出一副好态度，嗯嗯嗯地应，是是是地答，且备有充足的表情包点赞，夸好，666，疯狂鼓掌，献花，你真棒。

今天的微信电话里，叔叔已经开始谈及出租，畅想着是租作旅馆还是餐馆，我诧异问，谁来住？谁来吃？叔叔笃定道，青萍，这你就别操心了，有的是家儿。东半拉不是成学校了嘛，咱这也是学区房。你可不知道学区房的生意有多好做。

这口口声声的“学区房”让我忍不住笑起来。他反应还挺敏感，问，你笑啥，我说得不对？学校进了学生，家长来看孩子不住店？还有……我都打听得清清儿的。

餐馆呢？谁来吃？

那更是大有人在。你可不知道城里人都多好吃农家乐。

咱这还能叫农家乐？

咋不能叫？那些比咱还靠市里的郊区村开了多少农家乐，咱这要开农家乐，不比他们货真价实？他不耐烦道，这些都是后话，先把房子盖出来再说。

挂断后看看时间，便给坤打了微信电话聊了一会儿。他问这房子一盖一拆能落多少钱，我说按照西半拉的行情，应该能挣个大几十万。他笑道，好吧，也算是一笔钱，不枉叔叔和你费这些心思。我说其实也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面子问题。

什么面子问题？

人家都翻盖了咱们不翻盖，就没面子。人家都知道能挣拆迁款咱们不去挣，就没面子。

咱们都不在老家，管他们咋看呢。

叔叔在老家啊，碍着他的面子了。你能说叔叔跟咱没关系？

有有有，哪能没有呢。坤在那边笑道，不过亲爱的姐姐我求求你，这事儿你不用每一步都跟我说，真的，全权做主就行。

叔叔说你是正经房主，必须得让你知道。

唉，你不也是吗？

我笑。我这傻弟弟。在叔叔眼里肯定不是我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哪有我做主的份儿。

将来这房子有了拆迁款，也没你的份儿？

嗯，按老家规矩肯定没我的份儿。没事儿，我不介意。

我介意。坤说。沉默片刻又道，姐，我做主，如果将来真有拆迁款，咱俩必须一人一半，你必须要。

好啊，天大的便宜干吗不要，谢谢老弟。我笑道。

谢啥啊谢，不许说谢。那是你该得的。

一边笑着，收线后，泪水还是很没出息地掉下来。虽然对未来的那笔拆迁款确实不介意，可听坤这么说，不知怎么的，我也确实抑制不住难过，莫名难过。

（摘编自2022年乔叶《宝水》）

文本二：

《宝水》的故事构思和叙事策略，体现的是现实主义家族里的新生代风采。在凸显人物与故事的非凡一面与描摹它们的素朴常态中，《宝水》偏向于描摹素朴常态。在编织故事情节和营造情境氛围中，《宝水》侧重于营造情境氛围。在勾勒历史变迁与刻画当下社会风貌中，《宝水》选择了更多更琐细的当下社会风貌刻画。这种收缩了视野、拉近了焦距、削弱了情节的波折跌宕和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及复杂性，同时，却加大了静态微观视角下故事情境的渲染力度、描写密度和内容占比的现实主义手法，或可称为“情境现实主义”。

（摘编自李林荣《乡土文学的新开掘和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