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

铁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节选自《铁凝作品集》）

苏小童的夏天

姚讲

    半个月前，苏小童经历了残酷的中考。按照父亲的规划：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很不幸，苏小童连分数最低的三中也没考上。第二天，他就去城里找父亲。

    门没锁，父亲也不在家。苏小童放下行李，喝了口冷茶，就向着麻将馆走去。麻将馆里烟雾弥漫，苏小童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他了，连忙向他招手：儿子，过来给老子抓两把，改改手气。他很不喜欢打麻将的父亲，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多次吵架，最终母亲负气离家出走了。

    以前的暑假，他也来城里找过父亲，随父亲一起去市场，甚至在远途跋涉的清晨，接过父亲的担子挑着走一段。但这次不一样，父亲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一些的担子，还分配给他一个单独的市场。

    四点起床，四点二十准时出发，这样就算在路上稍微歇息，也能赶在六点半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这是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市场从天亮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延续到八点左右，这里人买好了菜，收拾好就上班去了。

    小菜市就苏小童一个人卖鸡蛋，在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中，苏小童很熟练地数鸡蛋、数钱、找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钱装进母亲缝的贴身小布袋里，再牢牢地系在腰带上。市场上的人渐渐稀少，不忙了，苏小童就点三两小面加个酱肉包子。把肚子填饱了，再买上中午晚上要吃的菜，挑着担子往回走。夏天的鸡蛋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坏掉。刚开始变坏的鸡蛋，表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却难逃父亲的眼睛。周末，父亲会让苏小童和自己去同一个市场，将这些刚坏掉的鸡蛋用单独的小篮子装上，让苏小童提去卖，而且告诉大家，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卖鸡蛋是为了凑学费。

    独自卖了好几天的鸡蛋，苏小童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但他没打算忤逆父亲，还是照着父亲的吩咐，去了几百米远的小巷道，摆上装有鸡蛋的篮子，守着卖。偶尔有个人过来问，苏小童就告诉他，鸡蛋是坏的，让对方不要买。问的人就一脸复杂的表情，走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下雨了。苏小童孤零零地站在雨中，父亲喊他收拾好篮子去躲雨，别把自己淋坏了，看病要花钱。他假装听不到父亲的话，直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这件事在苏小童的内心深处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以前对父亲只是不喜欢，此刻却变成了怨恨。母亲不高兴父亲打麻将，所以离家出走了。想到这里，苏小童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他开始筹划如何逃离，他用了足足一夜的时间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周全地逃离父亲的魔掌。最后决定，用暑假的时间挣钱凑够念高中的建设费，回到校园，绝不要子承父业!

    第二天，苏小童照例挑着担子去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卖鸡蛋，然后在市场安静下来的时候，找到便宜的农家菜，装进自己卖空的鸡蛋担子里，准备着下午用背篓背到大市场去卖晚市。这些菜卖相不好，但是价格便宜，加上是农家菜，所以还算抢手。

    上午从市场回来，苏小童就着买回的菜随便挑出一点儿做午饭。吃完饭，父亲午休了。苏小童问邻居大叔要了个陈旧但功能尚全的冰糕箱，背着冰糕箱就出去卖冰糕了。第一声叫卖是很难喊出口的，但是只要第一声喊出来了，后面再喊就不害羞了。

    日子一晃就是八月底了。苏小童向父亲摊牌，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想回学校继续念书。父亲一脸的不屑，就你那点儿分数，还想念书?三中的分数线都没到。

    苏小童默默不语，在那里数钱。很久，他才将那一堆散钱的总金额算出来：四千六百二十八块三毛。

    这是我这个暑假自己挣到的钱，我打听过了，没到分数线念三中要交两千的“建设费”，学费是六百八。

    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他打算歇业两天，专门护送儿子回老家。

（选自2016年111期《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梨花白

刘建超

    梨花白在老街唱红时，年方十六岁。

    梨花白六岁开始跟着师傅学艺，拜在梅派名师门下。在老街首次登台时，正值梨花满天，一院春色，师傅便给她起了个艺名梨花白。

    梨花白登台唱的是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梨花白扮相俊秀，嗓音甜润，念白、唱腔、舞蹈、水袖，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深谙梅派风韵，把老街人听得如醉如痴。

    梨花白走出戏楼已是午夜，一轮弯月苍白地挂在丽京门的檐角，青石板路泛着幽幽的冷光。一辆车轻轻地来到她的面前，拉车的是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

    老街人歇息的早，天黑收店，吃饭睡觉。半夜里是不会有啥生意的，尤其是个拉车的。

    “这么晚了，还没有收工？”

    小伙子憨憨地笑笑：“我是在等你，天黑，路上怕不安全。”

    梨花白好生感动。说了句：“去怡心胡同。”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轻快地颠簸起来。

    老街的戏园子在城外两里地。从丽京门到戏园子，一色的青石板路。青石板路在戏班子唱戏时才热闹一下，沿街两边卖各种小营生的摊贩忙碌着，多半是些卖小吃、水果的。在这里可以吃到纯正的不翻汤、浆面条、绿豆丸子汤。戏散人静，青石板路便又恢复了冷清。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微微颠簸，却很舒适。许是太累了，梨花白在轻微的颠簸中闭上眼睛睡了。拉车的小伙子放慢了脚步，双手攥紧车把，让车子走得更平稳些。怡心胡同到了，小伙子不忍心叫醒梨花白，车子拐过头又跑了回去。梨花白醒来，看见小伙子气喘吁吁，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

    梨花白连忙表示歉意，小伙子乐呵呵地说：“没事，我爱听你唱戏。只要你有戏，多晚我都等你。我姓程，你叫我程子就中。”

    程子真的每次都等着拉梨花白，并且说啥都不收钱。梨花白说急了，程子就呵呵笑，说：“那中，啥时候你给我唱出戏就中了，我爱听《贵妃醉酒》。”

    一个雨夜，程子送梨花白回家，发现胡同门口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程子也就没走，躲在一个屋檐下。

    梨花白住的二层木楼上果然传出了动静。程子飞一般蹿过去，跑上二楼，推开了门。几个汉子满嘴酒气，梨花白单薄的身子缩在床角发抖。

    几个痞子对程子来搅和他们的好事极其恼怒，三五下就把程子打翻在地。程子满脸是血，依然倔强地站起来。

    痞子头儿说：“看来你真是想逞能了。那我成全你，今天我要不了女的就要你。你是干啥的？”

    “拉车的。”

    “靠腿脚吃饭啊。那好吧，今天我废了你的腿，就放过这个小妞。”

    “咋都中，你们别欺负女娃。不然，就是打死我，我也拽个垫背的。”

    痞子掏出了刮刀，程子的一双脚筋被他们生生挑断。

    虽然那几个痞子后来被法办了，但是，程子只能坐轮椅了。

    程子学了剪裁手艺，在丽京门下开了“贵妃醉裁缝店”。每天接送梨花白的是她师兄洛半城。老街人都说梨花白和她师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就是等不到他们结合的消息。

    动乱的年月，剧团由造反派接管，梨花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黑苗子遭受批斗，发配到街道去扫大街。

    程子转着轮椅，找到“靠边站”的洛半城，说：“我听着剧团里演李铁梅的那主嗓子不中，不洪亮。英雄李铁梅声音不洪亮咋能鼓舞咱老街人们。你和剧团头头说说，可以让梨花白伴唱，这也是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嘛。”

    剧团头头觉得革命群众说得有理，就把梨花白抽回团里，在幕后为演李铁梅的演员伴唱。老街人知道后，都去听梨花白唱戏，听戏的人多了，剧团头头挺高兴。

    中秋时节，梨花白发烧，嗓子不佳，她和剧团头头请假。头头瞪着三角眼不允许——中秋节快到了，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死了都要唱。

    结果梨花白在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时，倒了嗓子。剧团头头说梨花白故意破坏，还是想着那些才子佳人。在戏园子的土台子上，不但批斗打骂梨花白，还要她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一百遍。

    梨花白直唱得气若游丝，昏死过去。从医院出来，梨花白彻底失音，别说唱戏，说话都如蚊子嗡嗡。洛半城气愤难平，把剧团头头狠狠揍了一通，从此不再唱戏。

    一个艺人，不能唱戏，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梨花白来到了洛河边。圆月朗朗，秋水依依。梨花白的脚刚刚踏进河水，却听到洛河桥上传来《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竟然是程子。梨花白哭倒在程子怀中。

    动乱过后，梨花白又回到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她退休后常常推着程子去广场听大家聚会唱戏，两人真的是发如梨花。

    又是一个中秋夜。老街戏园子那座土台子上，梨花白和洛半城着装重彩，冰冷的月光下，演着《贵妃醉酒》。

    台下没有观众，静静的场子里，只有一部空空的轮椅。

——（选自《市井人物•出门是江湖》）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