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华盛顿12月31日电）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三宣布，2004年1月1日，美国总人口将达到2.92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

美国人口普查局说：“在1月初，美国每8秒钟将有一人出生，每13秒钟有一人死亡。同时，国际移民活动将使美国每25秒钟增加一人。其综合结果是，大约每12秒钟内美国的总人口将增加一人。”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杰克•伦敦

    卡鲁塞尔斯小姐简直是美得惊人，她迷住了周围的每一个男人。她又是一个骄傲的女人。种族的骄傲，门第的骄傲，性别的骄傲，权利的骄傲﹣﹣她都占全了，这是一种又奇怪、又任性、又可怕的骄傲。

    在科伦坡的一天早上，在甲板的天蓬下面，卡鲁赛尔斯小姐召来船长本特利，叫那群给游客表演泅水的当地小孩都到上层甲板上来比赛。她把我们的零钱全收罗过去，亲自把它们一个一个或者一把一把地扔下海，并且规定捞不着的要挨骂，捞得巧妙的会得到额外赏赐。

    有个小家伙最出色，他对天鹅入水式非常在行，我从没见过比他跳得更美的人。这个孩子一次次地这样跳，我们都很喜欢看，特别是卡鲁赛尔斯小姐。他至多不过十二三岁，是一个美丽的孩子，好像一个身体柔软的少年神仙的青铜塑像，几乎全身都射出了生命的光辉。他的皮肤闪烁着生命，眼睛里充满了炽热的生命，我几乎听到了生命从他身体里爆裂的声音。一瞧见他，就像闻到一股臭氧的气味﹣﹣他就是这样新鲜，这样身体健康、精神焕发，这样粗野奔放。

    突然这些孩子拼命奔向舷门，用他们最快的姿势游水，乱糟糟地、手脚不停地打得水花四溅，脸上充满了恐怖，一蹿一跳地爬出水面。

    “怎么回事？”卡鲁赛尔斯小姐问道。

    “大概是鲨鱼。”船长本特利回答道。

    “他们怕鲨鱼吗？”她问道。

    “难道你不怕吗？”他反问道。

    她耸耸肩膀，噘了一下嘴。“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敢到可能有鲨鱼的地方去冒险，”她说完又耸了下肩，“它们太可怕了！”

    这时，那些小孩全走上了甲板，表演结束了，船长本特利就叫他们下船。可是，她拦住了他，“等一会儿，船长。我一向听说这儿的土人不怕鲨鱼。”

    她把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喊到身边，要他再跳水。他摇摇头，那群孩子笑了起来，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

    “有鲨鱼。”他指着水面说。

    “不，”她说，“没有鲨鱼。”

    可是，他肯定地点着头，站在他后面的那些小孩子也同样肯定地点着头。

    “没有，没有，没有。”她叫道。接着她就对我们说，“谁愿意借给我半个克朗和一个金镑？”

    我们立刻掏出了许多克朗和金镑，她从邓尼森手里接过了两个硬币。

    她举起那个半克朗给孩子们瞧。可是谁也没有准备跳下去。她把这个半克朗扔下了海。他们望着这个银币飞下去，脸上都带着惋惜渴望的神气，不过谁也没有跟着一块下去。

    “千万别用那个金镑来引诱他们。”邓尼森低声对她说。

    她一点也不理睬，反而用这个金币在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子眼前晃来晃去。

    “不能这样。”船长本特利说道。可是她却笑了起来，仍然引诱着那个孩子。

    “别引诱他。”邓尼森坚决地劝她。“这对于他是一笔大钱，他可能跳下去的。”

    她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孩子，又把那枚金镑举到他眼前。接着，她做了一个要扔出去的样子，这时，那个孩子好像不由自主似地向栏杆跑去，可是伙伴们的大声责备又把他拦住了，他们的声音还带着愤怒。

    “我知道你不过是在逗着玩，”邓尼森说道，“你愿意怎么逗他就怎么逗他好了，不过，看在老天面上，千万别扔出去。”

    话音未落，那个金币一下就从天篷的影子下飞到了耀眼的太阳光里，在半空中划了一道亮晶晶的弧形。大家还没来得及把那个小孩抓住，他就翻过了栏杆，非常美妙地弯着身体随着那个钱下去了。两个同时都在半空里，很好看。金镑破水而入，那个小孩子也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几乎连声音都没有地钻到水里。

    水很清，从上面望下去，什么都清清楚楚。那条鲨鱼很大，一下子就把那孩子咬成了两半。

    第一个开口的是卡鲁塞尔斯小姐。她的脸白得跟死人一样。

    “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一面说，一面发出一种短促的、神经质的笑声。

    她的全部骄傲都在勉力使她能克制自己。她有气无力地瞧着邓尼森，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可怕的难过神色，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着。

    “邓尼森先生，”她说道，“你愿意扶我下去吗？”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凝神注视的方向，他连眼皮也没有动一动。船上一片沉默。

    她转过身子，打算镇静地走下甲板。走了不过二十尺，她就摇晃起来，用手扶着墙以免栽倒。后来，她就这样走下去，用手扶着舱板，慢腾腾地走开了。

（节选自《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杰克•伦敦》，人民文学出版社）

永远的普希金

余杰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是无法形容的，一如俄罗斯皑皑的白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又是活生生的，一如他们用以维持生命的黑面包和红菜汤。

    《皇村的早晨》中生动地描写了童年的普希金。一个坚强而敏感的孩子被选中去捍卫整个民族的尊严，去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与他同宿舍的孩子还处在迷迷瞪瞪之中的时候，他就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普希金在皇村的树林中做了一个梦，树们、草们、花们，都在跟他谈话，用一种比现有的俄语优美千百倍的语言。从此以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感。他再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无论是在客厅里、在游艺所、在朋友圈中，还是在酒宴上、在牌桌前，普希金都会表露出这样的特性：他会突然神离周围的人们，陷入仿佛人迹不至、无声无息、忧郁的思想深渊之中。这个现象是从皇村的那个早晨开始的。那时候他还是个满头鬈发的少年，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他为何来此人间。

    普希金是一个标志，是蛮荒的俄罗斯和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之前俄罗斯文学是粗鄙的、零散的、模仿的；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中有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天空中出现了满天星辰，交相辉映。普希金是一个象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象征。在面对冷酷而阴险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时候，普希金体现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光芒四射的高贵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亚历山大一世是世俗世界的帝王，他残暴的统治是暂时的；普希金是精神世界的帝王，他打着自由的火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走路。

    普希金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畅饮着他的琼浆长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回忆中不断地写到普希金。她的父亲是普希金博物馆的奠基人。小女孩三岁就为普希金的死而忧伤，母亲的卧室里挂着油画《决斗》，难怪她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是跟着普希金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茨维塔耶娃记得曾经在家里看见了普希金的儿子，跟画像上的普希金一模一样。她偷偷地读哥哥学校里的《文选》课本，上面有普希金的诗歌《致奶娘》。哥哥不爱读书，妹妹却很爱读书。她不能完全读懂诗里所表达的哀伤、预感、压迫等概念，但是她读到“布满皱纹的双手”和“被遗忘的大门”时，她记住了，并且终身不忘。她躲在巨大的书柜里阅读“禁果”——淡紫透蓝斜烫着金字的大厚书《普希金全集》。她差不多是在黑暗中读的，鼻子几乎触到书本和柜子的隔板上，书的重量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我是用胸和脑来阅读普希金的。”

    最有趣的是，茨维塔耶娃一家人经常到普希金纪念像附近散步。普希金纪念像既是散步的起点也是终点：从普希金纪念像到普希金纪念像。小女孩仰望着黑色的普希金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也将是“黑思想、黑命运、黑生活”。普希金纪念像还是她与妹妹赛跑的终点：看谁最早跑到普希金纪念像跟前。妹妹的保姆有时简单化地把它说成：“咱们到普希金那里坐一会儿。”小茨维塔耶娃总要学着老学究似的纠正她：“不是到普希金那儿，是到普希金纪念像那儿。”茨维塔耶娃是那样地喜爱普希金笔下的女子达吉雅娜，她赞叹：“哪一个民族有如此这般谈情说爱的女主人公：勇敢而自重，钟情而百折不回，有先见之明而又一往情深。”她自己的悲剧性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茨维塔耶娃只是普希金的千千万万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普希金生前早就料到了自己会拥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在普希金生命最黯淡的时刻，他依然坚信这一点：自己比拥有全部俄罗斯人的生杀予夺权力的沙皇要高尚千百倍。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写道：

    我将永远被人民所喜爱，

    因为我用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感情，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并给那些倒下的人召唤过恩幸。

（选自《想飞的翅膀》，有删改）

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

邻居算账

杨 萍

①周华去医疗保险所领医保费，共七百多元，他自己只有十来元，其余都是老张的。医疗保险所不给现金，给支票。周华拿了支票就搭三轮车去银行取钱，取了钱却忘记自己的是多少了，好像是18元多，又好像是16元多，因为钱太少，他在保险所没有仔细看单子，更没有记到心里去。周华想，就要16元吧，几毛钱零头算了。于是他拿出16元，把剩下的都给了老张。

②老张和周华在同一个单位，又是门对门的邻居，他刚刚退休，闲得慌。第二天下午，周华去上班时，看见老张在门口和门卫说话，周华一到他们就住了声。周华逗趣说：“老张，什么好消息不告诉我？”老张涨红了脸说：“没什么，没什么。”周华也不介意。

③下班回来，周华看见老张的妻子正在门口和一个女人说话，样子很神秘。她们背对周华，所以周华走到身边她们也没发现，这样周华就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老张的妻子说：“真想不到，医疗费周华都敢贪……”另一个女人说：“不会吧？周华看上去挺不错的啊！”老张的妻子说：“他真的少给我们一块多钱呢！我们老张要去领的，他非拦着……本来我不想说的，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另一个女人一眼瞥见了周华，就碰碰老张的妻子。她俩都不说话了，扭头看着周华，满眼睛里是各种的复杂。周华微红着脸过去了。

④被人说三道四，周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特意到医疗保险所去查底单，结果发现自己该得的是14元5角，也就是说他少给了老张1元5角。

 ⑤从医疗保险所回来后，周华立刻到老张家，郑重地把一块五毛钱给他。老张却死活不要，还生气地说：“小周，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一块五毛钱也计较？再这样，别怪我赶你。走走走！”周华见老张满脸真诚的愤怒，一瞬间倒觉得是自己小见了，可是一想到白天的那些闲言碎语，缩回的手又坚定地伸了出去。老张一手托着周华的胳臂肘，一手推着周华的肩膀，高声叫道：“小周！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和你嫂子都挺感激你的，别来这一套！”老张妻子也从厨房赶了出来帮腔道：“小周，干啥呢？都是老同事老邻居的，你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再这样，别怪嫂子不认你这个弟了！”周华招架不住连连后退，觉着邻里邻居的，不能闹得太僵，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家了。

 ⑥这一块五毛钱成了周华的心病，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钱还给老张，或者让他夫妻闭上嘴。妻子说：“你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不是坐过三轮车吗？车费报销没有？”周华说：“两块钱，谁好意思去报销？”妻子说：“这就对了，按领钱的比例，这两块钱里，最少有一块九毛以上应该是老张出，他还欠我们的钱呢。”周华说：“账是这么算，可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说呀？”妻子说：“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妻子真的打电话给老张说：“周华去银行领钱时花了两块钱车费，请你自己去医疗保险所查一下，看那七百多元里你占多少，周华占多少，然后再算算两块钱车费该怎样分摊。”她不等老张回话就撂了话筒。

 ⑦当天晚上，周华就发现自己的信箱里有四毛七分钱。两家人从此以后像陌生人一样，见面都不打招呼了。

（有删改）

初三毕业前夕，初三1班要制定“时光”纪念册，设置了“时光剪影”板块，策划小组选了迟子建的文章放入纪念册，请你仔细阅读文章，完成表格填写。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①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②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③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从东窗，还能看见一座木刻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

④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太太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除了他，老太太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⑤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

⑥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眼帘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蚕豆，一个装着葵花籽，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时也会有一块糖。与她熟了以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

⑦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犹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这位老太太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于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⑧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太太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太太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太太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⑨老太太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太太的烟囱，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知道老太太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太太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