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娘家

秋子红

    秋葵是杨家屯最漂亮的媳妇，娘家远在大山深处。由于缺水，娘家一带漫山遍野光秃秃的，农作物只长山芋和荞麦。这一年遇上天旱，山芋秧子一棵棵萎了，荞麦下不了种，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爹便托人带领秋葵走出数百里的大山，来到杨家屯，于是，秋葵便成了比自己大十岁的杨木根的媳妇。

    木根知道秋葵心里最怕人碰的痛处，暗想，一定要善待秋葵，不能让她伤心难过。但木根也与其他男人一样，火气一上来，轻了咆哮如雷，甚或抬手就是一把掌，“啪”的一声掴在秋葵脸上。秋葵转过身，躲着人，用手捂了脸，只让泪水从指缝间悄悄流出。

    这事儿若摊在村里别的媳妇身上，肯定要嚎、要闹，等嚎够了闹够了，肯定会卷起包袱回娘家。然后，娘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九个伯母六婶子肯定要找上门来理论，最终，等男人上门赔够了礼道够了歉，媳妇才在娘家兄弟们的护送下，大摇大摆走进家门。

    秋葵娘家远，受了委屈，泪只流在自己心里。流完了，照样像往常一样喂猪、烧饭、拉土、锄麦，悉心伺候木根、孩子和公婆。

    转眼问，儿子小根已经4岁。春节过后，小根在街上玩，看到邻居家的叔叔用自行车驮了媳妇和娃儿去外公家。小根看得心热，急忙跑回家，扯着秋葵衣角，说要去外公家。秋葵刚才还笑着的那张脸顿时不自然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乖儿子，外公家远，明年咱们有钱了，就去外公家。”小根哪里肯听这一套，跺着脚又哭又闹，木根大喝一声，小根“哇”的一声哭了，秋葵急忙将小根搂在怀里，也哭了。这时，木根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横竖不是个味儿。

    后来，小根渐渐懂事了，便再也不提要去外公家的事了。

    再后来，家里的光景一天天好了起来，秋葵便常常念叨要回娘家。

    这一年，秋葵攒够了车票钱，正要商议着回趟娘家，不料公爹殁了。等埋葬了公爹，木根欠下一屁股债，秋葵便将车票钱给了木根。

    又一年春天，木根刚从县城火车站买了车票。夜里，小根肚子疼。秋葵与木根连夜将小根送到县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第二天，秋葵便让木根将车票拿到火车站退了。

    又一年春天，木根刚要去县城买火车票，就接到村长的通知，说村里引来了农田水利建设扶贫项目，供水管道途经木根的承包田，需要木根亲自规划承包田灌溉工程的实施方案。木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蹦一跳地去了承包田。

    玉米吐缨时，秋葵对木根说：“今年粮食丰收在望，我们很快就有钱了，等收完秋，我们带上小根回趟娘家吧。爹有气管炎，娘有腰疼病，这几年也不知好了没；弟弟现在该娶媳妇了，也不知娶下媳妇没；妹子最小，不知现在还上不上学……”

    木根抢白道：“小根不上学了?像你一样当文盲啊?”

    秋葵脸一红，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

    秋葵终于要回娘家了。

    这一天，秋葵和木根去了趟县城，除了买了新衣新鞋外，还给娘家的父母弟妹买回了大包小包的礼品。

    天刚蒙蒙亮，秋葵便烙好干粮，做熟饭菜，叫醒木根。吃罢早饭，便出了村子。秋葵背着行李，走在前头。高挑的身子一摆一摆，走得很急。走得木根出了一身热汗。

    上了火车，木根在行李架上放好行李，便拣靠窗的座位和秋葵面对面坐了下来。

    车窗外，阳光照着明媚的田野，好看极了，那些树呀房子呀电线杆呀飞似的向后退着……

    出了火车站，换了一程大巴车，秋葵和木根走在一条在山间绕来绕去的土路上，秋葵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一会儿掐一朵路边的野花，一会儿放下行李，跳上土坡摘一把野枣送给木根。木根第一次感觉，平日里温温顺顺沉默不语的秋葵，其实挺爱说话的。

    翻过了数座山梁，远处，有几户人家稀稀落落卧在山野里。秋葵顿时觉得这里的天比以前蓝了，山也开始绿了起来，空气也似乎更加温馨了。

    秋葵兴奋地指着前方，对木根说：“前面那个村子里，大梧桐树下，就是俺家。”

    说话时，一汪眼泪蓦然间从秋葵黑亮的眼睛中涌了出来，她不停地用袖角擦着。擦着擦着，双腿一软，跪在山梁上，放声哭了起来。

    木根背着行李，在秋葵身后，呆呆地站着。

    远方，夕阳里，一棵硕大的梧桐树隐约可见，树旁一户人家屋顶的烟囱里，一缕炊烟那么白那么亮那么纯朴那么亲切地向着满天的彩霞袅袅腾腾地飘着。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连队就像开水般沸腾起来，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还写了血书。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

    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他把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丑兵却杳无音讯。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一碗一碗的山风

布衣粗食

    八月的阳光炙热难当，直射在他裸露的肌肤上。他裸露的肌肤黝黑黝黑，消瘦的脸颊和这大山的峭壁一样陡峭又刚毅。他沿着一条鸡肠般蜿蜒的山路翻过了好几道山梁，再翻过两道山梁就可以看到去县城的中巴了。一阵琅琅的读书声吸引了他，声音是从山腰的土砖屋里传来的。他擦了一把汗，循着读书声，向土砖屋走去。

    这是两间用黄土和杉树皮盖的平房。伴着两声狗吠，一个6岁大的女孩跑了出来，羊角辫在她的肩膀上活蹦乱跳。

    “要歇脚吗？”女孩好奇地看着他，两眼水汪汪的。

    “我就是走累了，坐一会就走。”他有些气喘吁吁，“刚刚是你在读书吗？真好听。”

    “哦，是的。那你坐这吧。”女孩搬来一张用毛竹编成的板凳。

    他坐了下去，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实在太累了。他问：“你爹娘呢？”

    “哦。我爹去山里伐木了。很晚才回来，也有可能在山里住一晚，明天才回来。我娘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哦，不，我娘是跟别人跑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山里太穷、太苦……是我的老太爷告诉我的……爹说了，现在山里请了个好老师，爹要多赚些钱，等开学时送我去读书。爹还说了，以后要对老师好，毕竟请个好老师来山里不容易。爹还说，将来读很多很多的书，就可以到北京去，还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更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娘呢。”女孩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充满了读书的渴望。

    “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他有些为她担忧。

    “我，不怕啊。家里有大黄陪我啊。还有我的书陪着我啊。”女孩拍了拍大黄狗的头，进屋拿来了她的书，递给他看，“这是我爹上次去县城的时候，从书摊里买来的。”

    他把书翻了翻。这是一本漫画《阿童木》，有些旧了，书皮泛黄，但书页很整洁。“这本书你都会读了吗？谁教你的啊？”

    “是爹教的，爹上过小学五年级，认识很多字，还会讲很多很多故事。”

    “为什么你爹读了五年级就不读书了呢？”

    “爹读完五年级，山里的老师调到县城去了，后来山里再也没有请到老师。或者请到了，但从未待一年就又走了。”女孩说话时，脸上掠过一丝茫然，但很快又高兴了起来，“这本书，我要把它背熟。等到开学那天，我要背给老师听，老师一定会很高兴的。”

    “你怎么知道老师一定会很高兴呢？”他诧异，好奇。

    “是山对面的小胖说的，他说，要是背书给老师听，老师不但高兴，还会奖励一颗糖呢！”女孩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看到了一颗甜蜜的糖，甜到心里去了。

    “你认识老师吗？”

    “不认识，我从来没有去过学校。爹每天出去做事，我要留下来看家。”女孩顿了顿，说，“你认识老师吗？”

    “认识啊。”

    “你和我说说老师的模样吧，他爱笑吗？真的喜欢人背书给他听吗？”

    “是的。他爱笑。他喜欢人背书给他听。可他不是个好老师，他经常想着离开山里。他不够称职，不把山里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想了想，“不过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我不许你说老师的坏话。老师就是好老师。”女孩有些生气。

    “如果，下学期，你没有见到老师，你会恨老师吗？”

    女孩笑了：“不会啊，我爹说，不能因为山里穷，让老师跟着我们也穷一辈子。你怎么这样问我呢？”女孩觉得奇怪，心里不安起来。

    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能给我一碗水喝吗？”

    “当然可以。山里再穷，山泉水还是有的。”女孩回屋端水那会，起山风了，山岚的树木哗啦啦地抖动着。

    女孩把水端到他的手里：“听到了吗，山岚里有一碗一碗的山风。”

    “一碗一碗的山风，谁告诉你的？”

    “我爹说的啊。每读懂一本书，就是一碗山风，一碗一碗的山风连在一起，就连成了一条通往山外的路，有力量的路，路上会有金凤凰飞过。如果一碗一碗的山风散开了，那就不再有力量了，永远也飞不出大山。”女孩眼里亮着光，“爹还说，要是山里人都富裕了，大家都会像一碗一碗的山风一样，飞出大山去，不再回来了。”

    他端起女孩端给他的那碗水，就着山风，一饮而尽。他起身告辞，转过身，从怀里掏出一张盖有县教育局大印的调令，使劲一扯，调令就像雪花片一样，散了一地。

    调令里写着：兹有盘国珍，因为长期在山区从事教育工作，患上风湿、腰肌损伤等多种疾病，且教学成绩突出，经县教育局研究决定，特批准为国家正式教师，同时调入县二完小继续从教。

    他朝山岚里的学校走去，走进了山风里。一碗一碗的山风连在了一起，让他充满了力量！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留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减）

父亲

梁晓声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是严房的一家之主，这个三颜抹灰工，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从不抱怨，也不叹气，板着脸任我们“吃”他。我常常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照我天真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

    母亲属羊，像羊那么刷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她是一位私垫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孩子长大后有出息，是她本能的惶憬。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时，我喝光了一碗苞谷粥，又想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中的开销。父亲第一次探家，攒的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只剩下一百多元。

    为了节省，父亲始终三年才探一次家。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年，哥号正要考大学。父亲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反对。“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他让哥哥去市场卖菜挣钱。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哥哥每天回家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是母亲给给哥的，哥哥实则是到江边温习功课了，父亲发现后大发雷定，用水杯碎了镜于。他气得当天就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去送父亲。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探出身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裹和哀哀的恳求。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

    哥哥还是参加了高考，母亲和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知情不举”，也欺骗了父亲，内疚极了。哥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我去送哥哥，他没让我进站。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又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着网兜鬼，一步三回头。我缓慢地往回走，攥着省下的那五分钢币，心中暗想，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的信：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我再也不会认你！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号哥的憎怒。

    这封信，使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却并不因此自卑自贱，相反，还官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藏之曰：“吃轻巧饭的！”心里隐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去了北大荒，一直再没见过父亲。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答我上大学。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25岁了。

    几经物夜失眼，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无钱。

    信一授进邮筒，我使追悔莫及。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附言条上，歪亚扭扭地写着几个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