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由于仪式的表演性，人们很容易把仪式当作戏剧，但仪式不是艺术，仪式与艺术本质的不同在于仪式的集体性情感与艺术的个体性情感，表达个体性情感是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根本因素。

    在西方学者看来、体育是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游戏，不是艺术，实际上，体育与戏剧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与仪式同源共生，古希腊戏剧节与运动会都和祭神仪式相关，中国古代屡屡诉诸文献记载的“迎神赛会”亦表明，“赛会”是为了“迎神”。“赛会”不仅有戏剧性的表演。亦有体育性的竞争。人类学家哈里森说，仪式体现的是死亡与再生之争，所有仪式都暗含比赛的因素，比赛的实质是人战胜神、他人乃至自身，当作为个体的人凸显，艺术就具有了从仪式中分离的条件。因此，体育也是艺术。

    将体育与戏剧进行比较，即可以看出体育作为艺术的特征，体育赛事与戏剧表演是如此相似：运动场就是剧场，运动员就是演员，运动场上的观众就是剧场上的观众，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能使观众从他（他）身上想到与他（她）竞争的其他运动员或演员，以及他（她）所属的团体、民族、国家。运动员和演员之所以具有“明星”的特征，是他们作为个体照亮了一个更为庞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甚至是全人类，当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越来越显出“明星”的特征，艺术就完成了从仪式中的分离。

    体育与戏剧不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相似，在内在精神上亦具有本质的相通。古希腊悲剧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表达宣传社会伦理教化的目的，宋元戏剧则将英雄的冤屈表观善恶有报的民族国家伦理内涵。与戏剧担负着建立民主、和平社会秩序的使命相比，结合“公开、公平、公正”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更快、更高、更强”奥运会的口号，不难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和谐与强大。

    体育艺术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一方面，体育的快节奏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相吻合；另一方面，体育的真实存在体验亦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同步。与戏剧通过虚构与想象未表观真实性不同，体育本质是：无须想象，这就是真实。此外，戏剧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程式性的，只要演员不变，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的同一场戏大抵雷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是不自由的，而体育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这次赛事中夺冠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下一赛事的冠军，体育总是制造未知的悬念，因而从不重复，历久弥新。

    戏剧与体育赛事都具有表演性。体育的表演是以真实代替幻觉、真身代替偶像，国此，体育中的表演者——运动员被赋于了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在体育赛事中，集体观念高于一切，获奖运动员与国旗、国歌以及本国观众一起，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发挥到极致，体育艺术不仅为运动员，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真正开放的、没有边界的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放大到全人类、全世界，人们不再迷恋虚幻的神，而更钟情真实的神，这反映出人类新的历史文化观。

（摘编自汪晓云《体育也是艺术》）

    ①君子文化是儒教文化的精华。

    ②儒家学说中关于君子的人格理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君子被描述为介于圣人与小人之间的一种人格。《论语》对此有种种具体描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而《宪问》中的一段描述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③按子贡的理解，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即在孔子自己看来，他在“仁”“智”“勇”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仁”，未达无忧；“智”，未达无惑；“勇”，未达无惧。这些自我评判表明，孔子是从“仁”“智”“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君子标准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认知”“情感”“意志”。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换言之，孔子所谓君子，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④自子贡提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以后，儒家的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不再有本质性区别，实际上都是指本于人性自觉采取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人。这种人性自觉包括两个方面：对自己来说，是自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说，是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是同类，因而同自己一样也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并且自己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的文明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人性自觉包含着对他人的爱，正是基于这种爱和由这种爱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责任感，才会有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于儒家来说，将自己对他人的爱转化为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这是君子的人生境界；而当这种道德实践从日常生活领域转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治国者“化成天下”的“人文”实践时，它就不只是君子的人生境界，也是圣人的治理境界了。

    ⑤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其差异只是由于具体实践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现象性差异或形式上的区别——圣人境界是特定实践条件下由君子的“为仁”转化而来的“为圣”——“以礼义之文，化成天下”的“为仁”。这种形式的“为仁”所达到的“成人”——“天下归仁”，既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内圣”的人生境界，也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外王”的治理境界。这也意味着君子和圣人都可以被理解为“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

    ⑥综上所述，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君子的人格特点体现于为人处事，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此乃儒家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

（摘编自周可真《君子之道“仁”“智”“勇”》

杜尚的质疑

    ①1917年，纽约正在酝酿一个大型独立艺术展。法国艺术家杜尚把一件从器皿店购得的陶瓷小便池送到展会。这件被命名为《泉》的作品，是作者刻意寻来的批量生产且“从任何审美角度来说都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它的到来掀起了一场艺术风暴。

    ②在传统观念中，艺术是独特的，应该看上去是美的。杜尚用自己的行动对习惯性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自此以后，艺术并不只是追求表现崇高的美、和谐的美，现代艺术打破了古典艺术的壁垒 ， 拓展到了诸如荒诞、颓废、反讽、神秘等范畴。

    ③那么，从现代美学的视野来透视，究竟该如何看待艺术呢？美学上对艺术的讨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艺术是一个总体性的种概念，其中还包含一些具体的属概念，比如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等。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艺术四要素理论。他认为，艺术这个方程实际上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世界（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或情感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他用示意图来加以说明：

    ④在这四个要素中，杜尚并不看重“作品”本身。对于他来说，作品不必是某种精湛的手工技艺的结晶，“随便哪一个”都可以，重要的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家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信手拈来小便池这样一个“现成物”，把它作为服务于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工具，表现出对艺术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由此，当代很多艺术成为一种“观念艺术”，仅在观念的层面上存在着，甚至产生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的慨叹。

    ⑤然而，在四要素示意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艺术品被置于中心位置，其他三个要素都是通过艺术品关联起来的。工程师建造工程，商人制作商品，而艺术家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创作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其他什么产品。所以，对艺术的美学考察，还必须深入到艺术品中去。

    ⑥从常识角度说，艺术品是什么好像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就是那些我们称为绘画、雕塑、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或音乐的事物吗？然而杜尚的质疑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为什么我们把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称为艺术品，而很少把家里日用的锅碗瓢盆说成艺术品？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手头的某本小说说成艺术品，而不把报纸上的新闻叫作艺术品？

    ⑦在美学中，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一个重要分界在于，前者是专供人审美欣赏而存在的，即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性”。与此相对，实用的物品，无论是一把锤子，抑或一件衣服，它们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比如锤子可用于敲击物体，衣服可用于御寒或社交目的。因此，这些实用物品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们总是对艺术品作出“美”或“不美”的判断，而对实用物品则常常作出“有用”或“无用”的判断。

⑧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对象时，我们很难加以区分。比如，有许多物品既是实用对象，也是审美对象，建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紫禁城是供人居住的皇宫，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帕特农神庙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一个重要祭祀场所，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当作西方建筑风格典范和理想艺术品来加以欣赏。

    ⑨于是，有的美学家修正说，实用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品，当它作为艺术品被欣赏者观赏时，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实用功能，而是它的审美特性。比如希腊古瓷瓶，本来只是用以盛水或酒，然而，当它作为艺术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观赏的是其优美的造型、和谐的色彩等等。如此说来，一件物品是否成为艺术品，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当它经过人们慧眼的发现，被赋予某种审美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欣赏背景中，它便有可能作为艺术品，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

    ⑩从这个角度看，杜尚的《泉》或许是有意要打破日常实用物品和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之间人为的划分，拓宽我们审美欣赏对象的范围，让日常用品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审美静观的对象。

    ⑪当然，是艺术品和艺术品的高下是两种不同的判断。杜尚的《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我们观赏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诚如迪基所指出的：“杜尚的‘现成物’作为艺术品价值并不高，但是作为艺术的范例，它们对艺术的理论却极有价值。”杜尚通过质疑重新界定了艺术，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

    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一些新兴科技带来的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等的科技伦理问题，使既有科技管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社会风险，并影响科技本身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现代社会对新兴科技及其应用的伦理规范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许多国家已将科技伦理规范纳入制度和法律之中，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科技伦理治理作为审慎型、控制性治理，对科技创新在给予激励的同时，也从伦理道德出发加以必要的约束或管控，治理不轨行为，从而保障科技健康发展，实现科技更好造福人类的目标。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治理方式转型。对于科技伦理治理，传统治理方式基于先行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做了再说”。现代治理方式基于防范原则，强调紧盯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不断完善风险评估、加强监管，是一种“适应性治理”方式。从实践来看，实验室里的研究无法完全验证现代科技不可预知的风险，传统“做了再说”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某种颠覆性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因此，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应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的“做了再说”向现代的“适应性治理”转型。

完善监管制度。随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科技伦理监管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一些案例表明，体制内监管的不完备和体制外监管的缺失，很可能会导致科技伦理领域的“灰犀牛”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因此，有必要构建体系严整的科技伦理监管制度，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完善伦理规制和监管程序，使监管过程有理有据、有机衔接。应改进科技伦理监管制度，实现对新技术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监管，实现对科研工作者伦理问题的终身追责，有效防范违反科技伦理的事件发生。

建立自律机制。科研人员能否遵循科技伦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其自律。为防范新兴科技滥用和其他风险，在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时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自律机制。比如，大型科技企业内部建立伦理审查机制，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相关行业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规范培训，引导科研人员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增强各学术团体的监督意识，确保自律规范落到实处，营造重伦理、讲道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氛围。

    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必要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借助法律的刚性约束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把科技伦理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目的是用法律的特性和优势更好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我们要善于通过立法，借助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巩固科技伦理治理成果，增强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的伦理意识，使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在面对科技伦理问题时的行为选择有明确的依据，更加有效调节和控制科技发展及其后果。

(摘编自李泽泉《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