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老调是河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保定老调作为一个特有的戏曲声腔剧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之说。保定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

    保定老调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它脱胎元、明年间流行于燕赵的汉族民歌俗曲河西调，以大戏的姿态出现，擅演以老生和黑红净行当为主的袍带戏。1884年左右，以生行演员韩大仓（艺名霸州红）为代表的前辈艺人，开创了老调的先声；1918年左右，名老生周福才，承前启后，立志改革，以《调寇》、《劝军》等剧目，把老调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老调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流行在当地的高腔和河北梆子的影响，并吸收当地说唱艺术的精华，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较正规的职业班社，并开始进入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1949年后，保定一带成立了高阳、定县、阜平等专业老调剧团。知名艺术家有崔澄田、刘守谦、王贯英等。老调成为河北省特别是冀中一带农村观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种之一。

    唱腔是保定老调音乐的主体，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老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老调唱腔质朴激越，叙述性较强，雄浑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中国北方典型的忠烈、慷慨的民族特质。

    保定老调唱腔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板式有十余种，曲牌多来自于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常用的曲牌有军乐类、喜乐类、哀乐类、宴乐类等。文场伴奏乐器以板胡为主，武场与河北梆子相同，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保定市老调剧团是在高阳县老调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1953年，高阳县老调剧团成立。1958年秋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在保定市河北礼堂（现河北影剧院）观看了演出。邓小平同志称赞“保定有宝，应加扶植”。为此，保定地委、专署于1959年5月，调配干部并充实艺术力量，成立了保定专区老调剧团。1960年，剧团带着经过重点改编的《潘杨颂》进京演出，获得了成功。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艺术界专家观看了演出。同年，《潘杨颂》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文革”期间，保定市老调剧团一度改唱京剧现代戏。1973年，老调恢复，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平原作战》《盘石湾》《小刀会》《朝阳沟》《红灯照》等剧目。1978年，又恢复了《潘杨颂》等一批保留传统剧目。1980年8月，排练了该团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忠烈千秋》，再次进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成功。同年12月，《忠烈千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保定市老调剧团全体演职员坚持文化下乡，走遍了保定的山山水水，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乡村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老调不断更新剧目，年年创出精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市场的强者。

    从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在市内演出，给市民送上了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填补了城市观众多年看不上大戏的空白。这一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赏。

    ①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②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③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④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⑤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在研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分析普遍认为，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短期内碳排放约束将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考虑在较长时期内碳排放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

    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会随之发生变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转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路径机制。

    机制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碳的“结构性减排”。也就是说，通过将有限资源优化配置到单位产值碳排放更低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机制二：通过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的“效率性减排”。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源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而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实现在既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和内涵式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碳排放约束条件加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即将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调整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而通过控制关键影响因素，模拟分析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最优理论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其中，机制一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资本、劳动项，体现碳约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生产水平提高；机制二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全要素生产率项，体现通过碳约東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效率提高。

    虽然碳排放约束的作用机制一和作用机制二均对稳态下产出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机制一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终点的，而机制二中的技术进步却是无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约束的第一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约束的第二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力将会越来越大，充分发挥机制二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系统稳态下产出水平达到更高的稳态值。

（摘编自靳祥锋、任栋《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増长机制研究》）

山里人

侯发山

    周末，我和老孟等几个朋友驱车前往靠山屯的一家农家乐，那儿有土鸡肉、野兔等野味，还有乌龟、鹿肉什么的。我去的次数多了，跟老板二狗熟悉，他透露说也有一部分是圈养的，其实他不说我也能猜测个八九不离十。

    老孟，是个盖房子的，尊称房地产商，这天是他请客。刚坐下，就对二狗豪气十足地说：“先来盘鳄鱼肉。”

    二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为难地说：“老板，小店没有这个。”

    老孟眼也不瞄二狗，“啪”地声甩出鼓囊囊的钱包：“不差钱，上。”

    二狗忙掏出烟来给我们散烟：“老板，这个真没有。不信您问候老板。”

    “行了老孟，有那个意思就行了……来，土鸡一只，野兔一份……”二狗拿我当救星，我不能不出面。我知道老孟这人，在有些人面前当孙子，来这里尝尝当大爷的滋味，找找平衡。

    二狗这儿有个规矩，怕客人喝多后算账掰扯不清，点菜后先交钱再上菜。

    点完菜，二狗一算账，四百八。老孟从钱夹里捻出四张老人头。二狗死活不愿意，说俺是实诚人，饭菜也是实价格，没法优惠。

    老孟又抽了一张五十的。二狗还是不愿意。

    我见识过二狗的较真，劝老孟：“人家也不容易，你也不差这一星半点的，给了吧。”

    老孟没说话，又掏出一张十元的。

    “还差二十。”二狗伸着手，很执着，“都是有本钱的，俺不能干赔本买卖。”

    我看不过去，刚要掏钱，老孟见状，忙掏出一张五十的摔给二狗：“不用找了。”

    二狗也不说话，又找回老孟三十元。

    “太抠了，以后打死我也不来了。”老孟黑着脸。

    菜一道道上来了。味道嘛，也确实不错。气氛在酒精的滋润下活跃起来，老孟的脸色慢慢变得红润了。这就好，吃饭嘛，要的就是心情。

    这当口来了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高声叫道：“一碗鸽子面。”二狗笑眯眯地应答着，收下了男孩递过去的一张红色的钱币。

    面条还没做成，男孩到门外边耍去了。我忍不住提醒二狗：“狗老板，你看清楚了，那可是冥币！”

    “我知道。”二狗说罢，就把团在手里的冥币撕了。

    “难道男孩的父亲是个地头蛇？”我有点糊涂地看着二狗。

    二狗淡淡一笑：“孩子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大灵醒，常把冥币当钱使。”

    老孟附和道：“都是有本钱的，咋说也不能干赔本买卖啊。”听口气，完全是在嘲讽二狗。

    “他也只是买碗面，没啥。”二狗不以为然。

    我由衷地说：“你这么好心，孩子真幸运。”

    二狗说：“不只是我，村里凡是开店铺的都这样对他。”

    这时，服务员刚好过来端菜，她说：“这个孩子是村长的。”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老孟放下酒杯，冷冷一笑，说：“谁说山里人老实？也会拍马屁嘛。”

    二狗真是傻蛋，居然没有看出老孟的冷嘲热讽，说：“别说吃碗面条，吃俺身上的肉俺都舍得。”

    想想也是的，谁让人家的爸爸是村长呢？许多事要仰仗人家。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忙给老孟碰杯，不让他再嘲弄二狗。

    “明白了，村长挂着账……行。狗老板会做生意。”老孟一副豁然明白的样子。

    “肯定这样。”在座的一个朋友同意老孟的说法。

    难道他们说的是事实？我眨巴着眼盯着二狗。如果真是如他们所说，错也不在二狗。

    二狗没接话茬，叹口气，说：“去年秋天一个晚上，大暴雨，村长进山巡视，见屋子裂缝了，忙背出孤寡老人刘大爷，刘大爷说收音机还在屋里。村长刚返回屋子，轰隆一声，屋子塌了……刘大爷在屋子前跪了整整一天。”

    我们几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半个月后，接到老孟的电话，邀我一起去靠山屯。我说：“嘴又馋了？”老孟说：“那个农家乐还真有点味道。”

（有删改）

    供祀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书、讲学一起并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作为与官学并行的教育组织，其供祀活动及其社会意义主要存在于文化层面。

    在儒家传统教育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被认为同等重要，因而对书院教育而言，教学空间和供祀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组成部分。供祀作为一种具体规范的展礼、学礼活动，历来受到古代教育者的高度重视。由于儒家思想的精微体现在对孔子学说的传承上，在书院兴建孔庙并定期举行供祀仪式，彰显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境界。这种严谨而规范的供祀形式作为书院的文化“规则”，一直受到书院管理者甚至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书院的文化发展要依靠学术传播，即依靠对本学派学术旨趣的承传，除了对本学派的“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外，还要从精神上进行承传。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先贤进行供祀，表明了书院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拥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色。南宋以来的书院无不将供祀本学派先贤作为标榜自身“正道脉而定所宗”的学术追求，如白鹿洞书院的“宗儒祠”供祀周敦颐、朱熹等人，就体现了其学术旨趣。

    书院供祀并非单纯学术上的追求，在漫长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书院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教育组织发展为集教学、藏书、祭祀、出版、经营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官方的扶持、地方贤达的资助、民众的认同和参与，是书院巩固地位、扩大影响的重要条件，对社会上那些关心书院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宦和贤达，书院供祀空间也为他们留有位置。如岳麓书院在明嘉靖五年（1526年）设立了“六君子堂”。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显示了书院对他们功德的追怀和弘扬，也显示了书院在文化层面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追求。

    清代书院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选取供祀对象的标准。那些与书院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与本地社会发展相关且有过较大影响的有功人士，也会得到书院的崇敬和供祀。这种供祀对象多元化的模式，与宋代及以前书院供祀对象的单一化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康熙年间河南大梁书院供奉各类社会贤明人士达150人之多，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规范的展礼作用”。

（选自蒋建国《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有删改）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于“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实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