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说，“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老舍“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也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凡社会上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

    幽默的佐料多来自生活。他打趣、讽刺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折射。他把它们拆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材料二：

    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杰作，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他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为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比较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北平百态图。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

    老舍作品还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老舍的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语言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本色自然的智慧。他的小说“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

材料三：

老舍及其代表的京味文学，既是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前者包括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方位描写，对市民群像的生动刻画，对北京风俗民情的多层面展示，以及地道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的鲜活表达等等；后者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过程中渗透着锐利的反省和痛切的沉思。

    但北京特色和民族特性并不是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全部蕴涵。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现代作家当中，老舍的作品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地描写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它们成功地塑造了市民的群像，而且老舍的这种书写，不是出自一个作家外来的观察。对老舍来说，写底层市民，写北京风情，就是写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境中，平民意识成了老舍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北京人身上的那种随意自然、纯朴大方、实实在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而骨予里又有一种刚毅、自尊甚至是高傲和高贵，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在老舍本人身上也有着真切的体现。

    但如果仅看到这一面，对老舍平民意识的理解则是片面的。老舍在表现平民意识的同时，还始终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他不仅深切同情底层市民，也尖锐地批判缺乏崇高人生目标的生活态度。老舍笔下有许多满人形象，老舍同情他们的无助无奈，对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自卑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自信、坚韧和不屈，尤其是像《茶馆》里常四爷身上的那种“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的品性。可见，老舍那些表现底层市民普普通通生活的作品中，饱含着一种对崇高悲壮人生态度的渴求与赞美。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文，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支付市场和超级计算机群，加之创业公司和百度、阿里腾讯三大巨头的投入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可能会在人工智能领城逐步赶超美国，人工智能正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新标签。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中国科研领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热情高涨，研究成果丰硕。2018年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年会的提交论文超过3800篇，来自中国的论文比上年增加了57%；同时，在允许展示海报的研究项目中，约60%有中国研究者参与。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制造业、农林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将成为从人工智能应用中获益最多的三个行业，人工智能将推动这三大行业的年增长率分别提升2%，1.8%和1.7%。美国未来学家艾米·韦伯撰文表示，10年之内，从日常业务到基因组编码的所有技术都将以某种方式和AI深度融合；中国有望成为其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并为未来的科技生态系统注入活力。

（摘编自费平凡、吴虚怀《人工智能，中国创新新标签》）

材料二：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的多重推力。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十人工智能”被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际上，英、美、韩、日等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2013年，百度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研究院；Facebook、谷歌等巨头也不约而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优先”的战略转变。互联网数据和咨询公司IT桔子近日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分析与创业投资盘点》收录了467家AI企业和636起投资事件，其中，人工智能总获投率为67.65%，高于其他行业2—3倍。

    但是，商汤科技CEO徐立直言，国内人工智能创业大多扎堆在应用层面，创业者使用开源算法，找到某个垂直领域便套上“人工智能”概念扎进去，但真正从算法层出发做“原创技术”的人并不多。“而这块才是核心，是最需要厚积薄发的。”

    就国内而言，人才储备方面还相对薄弱。来自领英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有195万，中国只占2%，排名第七。

（摘编自张意轩、王威《人工智能需要翻越三道坎》）

材料三：

    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

    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摘编自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材料一：

    美媒称，中国于2017年7月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到2030年时创造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约合9500 亿元人民币）的产业。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3日报道，对于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来说，这份英文版长达28 页的文件，是对美国未来数十年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技术研究领域内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它概述了中国政府一项积极进取、不遗余力的计划，把发展人工智能当作中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这项计划同样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并引发决定大局的技术突破。报道认为，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强国之一，甚至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大国。

（摘编自《谁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军者？中国锐意进取 美国沉默》，201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网）

材料二：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政策、规划接连出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进入深度融合时期。经过60多年发展，人工智能如今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相对来说，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改变人们生活方面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正实现产业化应用，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统计显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以及融资规模均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有27家。其中，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佼佼者。

    在2017年年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无人超市、智能互联汽车、虚拟现实康复设备等“黑科技”纷纷亮相，越来越多实体行业纷纷变得更加智能化，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益。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表示，人工智能将从两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是直接改变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如手机、玩具、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工智能改变各种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公检法、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等。

（摘编自《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2018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全面领先，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尤其是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产业核心领域，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各层级企业数量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主要为处理器/芯片），中国拥有14家，美国33家，中国仅为美国的42%。技术层（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技术平台），中国拥有273家，美国拥有586家，中国为美国的46%。应用层（机器学习应用/智能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语音识 别），中国拥有304家，美国拥有488家，中国是美国的62.3%。

（摘编自《中美人工智能实力如何 这组数据告诉你答案》，2017年8月7日亿邦动力网）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

“后乡土中国”是对“乡土中国”理论的发展，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用后乡土性来概括和解释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要说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乡村社会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而非被现代化所取代。

变迁之后的乡土性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村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如今的村落已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和“空巢社会”。由此看来，如今的乡村社会，虽然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和延续，但共同体内的主体构成以及主体的社会行动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后乡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迁就是农户生计模式的转型，尽管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农业经济与粮食生产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但是对于多数农户而言，农业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模式。多数农户的生计模式属于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而且越来越多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与生活来源是依靠外出打工或工商经营，从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来看，较多农户的主业其实已从农业转型为非农业。

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知识、规范和价值系统，随着现代性文化不断向乡土社会的渗透，村民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乡——城两栖生活，社会经济的转型驱动着乡土文化的变迁。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