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考生、成绩、招生时，生活在“魔都”的同胞们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垃圾上。他们除了吃饭、睡觉、搜索XX是什么垃圾，每天还要接受楼下阿姨发自灵魂的拷问：“你是什么垃圾？”因为，自7月1日起，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对垃圾分类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都将受到处罚。

    一时间，整个上海的民众都开始积极参与到了人类这项伟大的事业中。点个外卖，吃不完了想扔掉？你需要先把汤倒进水槽，把面倒进湿垃圾箱，再把塑料盖放进可回收垃圾箱，塑料盒扔进干垃圾箱。喝杯奶茶，喝到一半怕增胖？你需要先把剩余的奶茶倒进下水口，把珍珠、果肉等残渣放进湿垃圾箱，把杯子、吸管放进干垃圾箱，如果你的杯子是带盖的，再塑料盖放到可回收垃圾箱。喝酒、撸串、小龙虾？忙碌了一天，想丰富一下夜生活？对不起，整只小龙虾是湿垃圾，去黄的龙虾头和龙虾壳是干垃圾，龙虾肉和龙虾黄是湿垃圾……

    纸巾，干垃圾，不管多湿它都是干垃圾；瓜子皮，湿垃圾，不管多干它都是湿垃圾；可即便根据各种攻略能勉强应付垃圾分类，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分类垃圾桶！因为订购量较大，家用分类垃圾桶已经开始限量供应，并且还“限购”了！！！你与垃圾分类，不仅差一些相关知识，还差一个垃圾桶。当然，作为利国利民的好事，垃圾分类还有很多不是立竿见影的利处，它不仅能够美化环境，变废为宝，还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婚恋观。年薪100万，内环有大平层，房产写你名……全都比不上一句：以后垃圾分类我来！

    材料二：

    材料三：

    日本

初到日本的外国人，都会对他们的垃圾分类叹为观止。最大分类有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粗大类、有害类，这几类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每个子项目又可分为孙项目，以此类推。前几年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由原来的五类更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手册，其条款有518项之多。试看几例：口红属可燃物，但用完的口红管属小金属物；水壶属金属物，但12英寸以下属小金属物，12英寸以上则属大废弃物；袜子，若为一只属可燃物，若为两只并且"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旧衣料；领带也属旧衣料，但前提是"洗过、晾干"。不过，这与德岛县上胜町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该町已把垃圾细分到44类，并计划到2020年实现"零垃圾"的目标。

    美国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走在大街上，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居民对政府的垃圾分类工作也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每个人对垃圾分类的知识耳熟能详；而且，在这里为垃圾分类处理出钱，就像为能饮用到洁净的自来水付费一样天经地义。

    澳大利亚

一般人家的院子里，都会有三个深绿色大塑料垃圾桶，盖子的颜色分别为红、黄、绿。绿盖子的桶里，放清理花园时剪下来的草、树叶、花等；黄盖子的桶里，则放可回收资源，包括塑料瓶、玻璃瓶等。由于规定复杂，因此市政部门每年都会向各家邮寄相关宣传资料，孩子们更是早早地学会了如何给垃圾分类。几年前，记者的房东讲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时，忘记说要把瓶盖取下来。这时，她刚上小学的儿子杰森在旁纠正道，一定要将盖子取下来，否则处理时很危险。

    其他国家

    垃圾分类不仅是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时尚，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在巴西，许多社区都实行垃圾分类，这位市长把市政大厅正门口的分类垃圾箱作为该市的荣耀。而附近的二十多个海滩，分类垃圾箱更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清洁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努力，垃圾分类是这个运动中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①由于曹雪芹的天才创造，赋予了小人物与主角同样的生命力和别样的形象意义。这些小人物好似人的毛细血管和大树的枝叶，虽不是主动脉和主干，但边缘的处境却使其能较早感知时代的风雨。他们也许只出场一两次，有的来去匆匆，有的烟云模糊，但其在曹公有限的笔墨中所体现的边缘意识，却已悄然融入全书的意蕴中，构成了对主角的补充，对全书意脉的延展，这便是红楼小人物的独特价值。可以说，这些红楼小人物并非“微尘众”（蒋勋语），而是“结晶体”，只不过，他们往往淹没在红楼“几乎无事”的生活流之中，被冲到了边缘，这便需要我们于边缘处将其打捞和细品。

②《红楼梦》之所以被誉为“百科全书”，并不仅是指其已写尽人间天下事，更重要的是曹公总是力求在这一幕幕真切的生活细节流之中，蕴含对文化生态、文化心态的深刻思考，于有形的人、事、物中窥见和呈现其背后无形的文化基因和命运。主角无不是某种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升沉荣辱也无不透露出一种文化的命运。同样，于边缘小人物，曹公也没有将其符号化，而是也赋予他们文化内涵。这些边缘文化，往往被中心文化所忽略、压抑乃至拒斥，殊不知其看似边缘实则蕴含了引领、制衡乃至更新中心文化的意义，是中华文化富有生机的部分。

③《红楼梦》的这些小人物在承载着封建时代的文化使命中，体现出对现代的守望。这些小人物之所以是边缘人，不仅是指其戏份少，还指的是他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具有边缘性，即往往表现出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冷漠、不合作乃至反叛。他们游离于封建传统的边缘，跃跃欲试，向往着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和生命状态——现代，尽管这些小人物和曹公本人对此还是模糊的。正如评论家所说：“现代人的前提就是不再有主人、奴仆、尊卑这些等级森严的概念，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深入人心的观念。”《红楼梦》中的很多小人物，便是有这种现代意识的边缘人。不论是紫鹃对黛玉超越等级的忠诚和仗义，晴雯突破尊卑的勇敢和恣意，还是（1） ， 以及（2） ， 这些小人物身上的现代感直让我们今天的人惊叹、敬佩，乃至惭愧。

（节选自王岩《边缘处的诗性复归与现代守望》，有删改）

材料二：

①对刘姥姥来说，村庄上长大，农民都本本分分，“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红楼梦》里刘姥姥来自生活的乡土语言太漂亮了，她一出现，常常就对比出书里某些无能的贵族知识分子生活的贫乏、语言的空洞。

②刘姥姥把女婿教训了一顿，顺便提醒他，王成家族当年跟王子腾家族连过亲戚，现在王成家族没落了，但金陵王子腾家族可是飞黄腾达了，做了京营节度使，马上要升九省统制。刘姥姥觉得这一条线虽然久未来往，还可以攀上关系，无论如何，对景况穷困一筹莫展的王狗儿是一个机会。

③王狗儿一听，觉得这岳母头脑出了问题。狗儿说了一句现实的话：“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

④王狗儿是负面思考的个性，任何事到他口中都没有了希望。刘姥姥恰好相反，乐观积极，她总是从正向去想事情，绝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的机会。刘姥姥大概代表了千千万万在最底层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吧，穷到这样子，没有什么会失去，豁出去都可以赌一赌，有任何机会都可以去试一试。

⑤刘姥姥是《红楼梦》所有女性中最有生命力的一个，这种生命力不来自知识，像是根源于生活的历练，也根源于母性原始的求生本能，接近于“大地之母”的类型。只是刘姥姥滑稽戏谑，常常装疯卖傻，掩盖了她内在“地母”的本质。

⑥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这外表憨傻的穷老太太的精明仔细。她对八竿子打不到的王子腾家族系谱做了分析，知道当年见过一面的王家的二女儿如今嫁给了贾政，正是荣国府邸当家的夫人，贾宝玉的妈妈；刘姥姥甚至打探到王夫人“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这样的信息就给了又“贫”又“老”的刘姥姥莫大的希望，她准备好要进京到豪门前试一试机会了。

（节选自蒋勋《微尘众：红楼梦小人物》，有删改）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

材料一：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回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奥林匹克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精彩绝伦的体育比赛与优异的运动成绩，也不仅仅是城市在物质层面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是对人自身全面发展、对社会和谐进步、对世界和平等更高层次理想的关注与实践。

早在古希腊奥运会时，人的和谐发展便成为奥运会发展的主题，形成了以“和平友谊”“公平竞争”“追求人体健美”和“奋进”为主要内容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吸收了这些古奥运思想，摒弃了古奥运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排外特征，使奥运会成为包容、开放的和平友谊盛会。他明确提出了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最基本的目标：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他还说，体育竞技的目标不是要造出健壮的“人形动物”，而是培养和造就像古希腊人那样身心协调发展的、完整而健康的现代人格。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奥林匹克运动个人层面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顾拜旦从古奥运会遗产中得出了体育竞技应是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结论，从而彻底否定了世俗所认为的体育竞技只是“身”的一元文化的观念，确定了新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正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奥林匹克圣火下，参加体育竞技不仅是身体的健康与娱乐，更重要的是通过竞技使人的精神、道德、思想及意志品质得到全面的提高，成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代新人。”因此，通过竞技运动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个人层面人文价值的核心内涵所在。

奥林匹克运动社会层面的人文价值集中体现为建设公平和谐的社会。奥林匹克竞技是以竞争为前提的，但竞争不是无序的和盲目的，所有竞争都有严格的制度，所有参加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项竞赛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评判标准，对场地、器材有统一的要求，使双方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技术、战术、体能、智慧及心理素质的综合较量，这些方面均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文价值。

促进不同国家、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是奥林匹克运功国际社会层面的人文价值，奥林匹克运动并不仅限于促进参与者个人的发展与完善，它还对人类总体社会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进行着更积极的思考。《奥林匹克宪章》说：“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体育是一种国际语言，不需要翻译、解释，人们便可以自由地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不分肤色、种族、贫富、宗教信仰，在统一的规则下，紧张激烈而又公正友好地竞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互相接触，互相了解的活动为人类创造了良好的理解与沟通环境。

(摘编自孙葆丽《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价值》)

材料二：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在全世界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侵扰的今天，办好冬奥盛会，需要从我国奥运史中不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充分发扬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与世界奥林匹克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接碰撞而结出的灿烂果实，不仅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北京奥运精神的最大底色是爱国主义精神。奥运是跨越时空的联结，奥运梦想的追逐和奥运精神传承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因为奥运与国运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紧密联系的。竞技体育，实现爱国的根本途径在于拼搏，奥运会是最能体现拼搏精神的舞台。在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的奥运健儿不断发掘自身的潜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世界纪录，把诸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奥运赛场上国歌响起、国旗升起，可以极大地振奋国人的爱国热情，凝聚更强烈的奋斗激情。

北京奥运精神内在生发的动力源泉是团结协作精神。北京奥运会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全民参与、共享奥运”，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七大城市牵手同心，赛事组织务实高效，后勤服务保障有力，人与人、部门与部门、城市与城市之间高度配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结果。这种全民参与也激发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空前热情。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体育为大众、把健康和友谊送给全世界的理念，在北京奥运会上得到充分彰显。

北京奥运精神的最大共识是服务奥运的科学精神为自主突破、革故鼎新、应对挑战提供不竭动力。北京奥运精神中创新超越所倡导的自主突破、革故鼎新、勇攀高峰等与中国革命精神是一致的，也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相契合。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创新的思考。习近平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不断创新同样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申奥、办奥过程中，“技力”与“气力”都很重要，也都得到较大的提升与发展。如在奥运场馆建设方面，北京奥运诸多比赛场馆的先进设计建造理念，及其呈现出的高超水准，都蕴含着“科技奥运”的创新超越精神。正是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术，“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服务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冰立方”，真可谓“内外兼具”的全能型体育场馆。

立春时节，第24届冬奥会在“双奥之城”北京盛大开幕，具有“中式美学”意味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全场的“迎客松”烟火，交相辉映的“冰雪五环”与“巨型雪花”，阜平山区的孩子们头戴虎头帽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让人叹为观止。不断汇聚的一朵朵雪花，冬奥历史上首支低碳氢燃料火炬，由工业建筑改造成的首钢大跳台，无不彰显着“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也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摘编自邹秀春等《北京奥运精神的形成、内涵与价值》)

材料一：

       利用水的浮力及河水的流动发展交通运输，是人类早期文明成果之一。中国河运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然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于是，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以沟通原来互不连通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之一。它是古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结果。几千里长的运河要通过海拔高程不同的许多地区，纵向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等洪流巨川。在两千多年的挖掘、修建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大胆冲破中国东西水系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解决了开辟水源、保持水量、改造地形和克服洪水泥沙之害等四大难题，而且创造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工程设施。其中以船闸、滚水坝和水柜等最为著名。大运河卓越运能的实现，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土地测量、河道建筑、水利水运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汉唐长安和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就是如此。然而，这就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上的距离。况且，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我们看到，早期运河就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帝国传统甚至使分立时期的中原王朝如五代赵宋也尽可能立国都于漕渠枢纽之地，所谓“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以河为依”。因此，国都移动，运河水道也随之移动，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

       运河还有利于发展交通，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早期邗沟、黄沟的开通首次将江、淮地区同中原、黄河流域联系起来，再由吴古故水道、百尺渎等把长江和钱塘江流域连接起来，这就大大便利了当时中国东部的南北交通。交通运输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发展和巩固全国的政治统一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早期运河网络在秦汉帝国的作用。隋统一后更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京师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余里。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隋唐时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于是在一些世族豪门的鼓动下，开皇十年（590）冬，“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叛乱平定之后，隋朝停止了在江南激进的经济、文化政策，并以晋王杨广为扬州大总管镇江都。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他驻守江都十年，推行文化怀柔政策并取得很大成就，这很可能就是他即位后积极开凿运河并乘龙舟三下江都的主要动因。隋仅二世，但大乱并不始于亡陈，这就很说明问题。而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俨然敌国的情况下还能再延续一百五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唐中后期所谓平藩镇的活动，例如宪宗平淮西、武宗平泽潞，主要也是为了打通和保证东南财路。

（摘编自袁行霑《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材料二：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粮仓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此时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但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又造龙舟凤䑽，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勝，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涌。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做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无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摘编自[英]崔瑞德《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杨品泉译）

材料一：

（李瑞，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赞，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9·11”事件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9·11”事件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近几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或可作为例证，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农村儿媳”的自叙视角，记录生活在“丰三村”“风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反思，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乡村问题及其未来图景的大讨论。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让那些在主流叙述中处于无言无声状态的群体得以显影，比如丁燕的“工厂三部曲”，就是对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及其爱情故事的在场书写，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与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么？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在当下语境中还涉及一些难以用传统文类界定的文本，或可称之为“跨文类写作”；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李瑞：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给传统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学界广泛讨论。ChatGPT横空出世，其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对既有写作模式乃至学术伦理造成了严峻挑战，您认为它会取代作家创作吗？它会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严峻挑战吗？

邹赞：诚然，ChatGPT相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言更加先进，但从根本上说依旧无法代替人类创作。ChatGPT写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料库的丰富程度与程序指令的精确程度。但人是情感的动物，作家创作不仅是对语料的加工组合，更是一种情感交流与传递。我坚信，就算是再先进的AI技术，在情感表达上也始终无法与作家创作相提并论。

应当说，ChatGPT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造成的冲击会更加严峻。但非虚构写作强调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与“在场”意识，往往依赖大量的采访、观察和调研，其文本构成常常根据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创作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现场照片、通过查询权威档案获取的注释文献等等。相比之下，这些元素较难通过人工智能发布程序指令来达到预期效果。

李瑞：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卸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能指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强调文艺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举后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同时，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指称，具体而论，是指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最后，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认识到个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材料二：

村庄（梁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节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