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中药铺

                                                                                                           甘典江

     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新华书店，就是母亲的中药铺，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爱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进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地聊天。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名字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曾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就是“甘甜之草”。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锁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依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昂贵的感冒药更能帮我发汗，助我痊愈，让我心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明了人生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为我抵御这世间的种种伤害。

                                                                 (本文有删改)

心理学与文学

       (瑞士) 荣格

    ①心理学作为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也可以被用来研究文学，因为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我们一方面可望用心理研究来解释艺术作品的形成，另一方面可望以此揭示使人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各种因素。因此，心理学家就面临着两种独特的、彼此有区别的任务，并且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它们。

   ②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的形式；而就艺术家来说，我们要研究的则是心理结构本身。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尝试从心理学角度对某一明确限定的、具体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的人类当作一种独特的个性来加以分析。尽管这两项任务紧密相关甚至相互依存，但谁也不能为对方提供所寻求的解释。

    ③要通过艺术作品对艺术家作出结论，或者反过来，要通过艺术家对艺术作品作出结论，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作出某些结论，但这些结论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们最多是可能的臆测或碰巧的猜想而已。知道歌德和他母亲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多或少有助于我们懂得浮士德的叫喊：“母亲们——母亲们——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哟!”虽然我们从歌德这个人身上可以准确无误地感觉到母子之间确有一种很深的联系，然而这并不足以使我们明白，从歌德对母亲的依恋中，如何能产生出浮士德戏剧本身。同样，从相反的方向来推论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成功。尽管尼伯龙根所生活的充满英雄气概的男性世界，与瓦格纳身上具有的某种病态的女性气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潜在的联系，但在《尼伯龙根的戒指》这部作品里，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辨认和推断出瓦格纳偶尔喜欢穿女性服装

这一事实。

    ④心理学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允许我们建立起我们所希望的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的严密的因果联系。只有在心理生理本能和心理生理反应这一领域内，我们才能自信地运用因果联系的观念。心理学家应满足于从精神生活的起点上，也就是说，在一种更具复杂性的层次上，对所发生的心理事件作不同程度的广泛描述，对错综复杂的心理脉络作生动的描绘。

⑤心理学家绝不会放弃要求在复杂的心理事件中研究和建立因果联系的主张，然而他又绝不可能在最完满的意义上实践这一主张，因为生命中创造性的一面 (它在艺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挫败了一切希望建立理性程式的企图。任何一种对刺激的反应，都可以从因果性上去作出解释；但是，创造性活动与单纯的反应是完全对立的，它将永远使人类难以理解。我们只能描述其表现形式：它可能被朦胧地感受到，但不可能被完全把握住。心理学和艺术研究将永远不得不相互求助，而不会是由一方去削弱另一方。

    ⑥心理事件是可以推导的，这是心理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心理产物是某种自在自为的东西而不管艺术家个人有什么问题，这是艺术研究的—条原理。这两条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都是正确的。                                         (选自《荣格文集》，冯川译)

麦地    袁有江

 老人披一件脏兮兮、蓝白相间的校服，站在雨棚下盯着他。老人脚边放着一个瘪下去的尿素袋子。稍远处有个小化粪池。

 临近家门时，他发现走错了路，在离前面村庄百米左右的地方。窄窄的水泥路，突然齐崭崭地断了。没腿肚子的麦苗，隔断了归途。

 他沿着麦地间的小径，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老人走去。

大叔你好，在忙着给麦子撒肥料呢?

 乖乖，我看你那车怕是过不来了。这边路没修通。

这块小麦是你家的吧?长得真好。大叔是好把式啊。

听口音，你就是我们这的人吧?刚从外地回来?

后天清明了。很久没回来，我不知道这路不通。

你是哪庄上的?

袁家湾的。

 哦，那就在我们庄后头。老人掖了掖披在身上的衣服问，清明回来上坟?

是啊。大叔，我记得以前这庄上有条跑客车的石子路，还在吗?他朝庄上望去。一条灰白的路梢，隐没在不远处一栋平房的后面。

 在倒是在，就是被拉沙车轧坏了，烂得不像样。

 应该也还能过车吧?他目测着路的宽度。大叔，我急着要赶回家吃饭。想从你家麦地借过行不?轧掉的麦子，我补你钱。

 车开不过来吧?麦子深，地又潮，会陷在里面。老人看看麦地，你只有倒回去了。

大叔，我的是越野车，底盘能升高的。要是陷在里面，我自己负责。

要是陷在里面，这块地就祸害了。   

弄坏的麦子我全赔。好不好?

 老人看看麦子，又看看他，一脸的为难。    

你不能倒回去从那边路走吗?

 路窄，也怕遇到车。估计倒回去就下午了。就算您老帮个忙，钱我先给你。反正你种麦子也是为了卖钱嘛。

 老人目测着车到他跟前的距离，走到麦地边，抓了一把泥土，在手心里碾磨着。你看，土都是湿的。车会陷在里面的。

 稀薄的雾纱渐渐散去，阳光普照下来。娘该在家等急了，本来说好回家赶午饭的。兄弟姐妹们今天都来家里，专等着和他一起吃午饭。他正想着，娘的电话就打来了。娘说一桌人都在等他开饭。他跟娘说，我马上就到。

 接完电话，他看着老人说，大叔，损坏你多少麦子我赔多少。他掏出钱包，数了一千元钱往老人手里塞。老人像对着一个烫手的山芋，迟迟不伸手。他将钱硬塞进老人的口袋。

大叔你穿校服啊?

 小孙女的。老人尴尬地笑笑，丢了可惜，挡挡寒。

大叔，你的孩子们清明没回来?

 呵呵，等我死了，他们就回来给我上坟喽。

 您小孩都在外干大事，忙着呢。他捏着车钥匙，开始心急火燎起来。

大叔。您就行个好吧。我娘打电话催我了。

 唉。你去开吧。老人摸摸口袋里的一沓钱，想着孙女一学期的生活费够了。他又看看那些水绿葱嫩的麦苗说，你尽量走直点，不要轧掉多了。

 他启动车子，升高底盘。眼前的麦地，让他突然有种莫名的兴奋。自打买了这辆越野车，他还从来没越过野地。他打到四驱模式，一档，将轰鸣着的路虎开进了麦地。厚重宽大的轮胎。摧枯拉朽地压倒麦苗。车后现出两条轨道般的辙。

 他穿越麦地时，老人赤着脚也下了麦地，跟在他车旁边，不停地冲他喊，慢一点，轻一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像在呵斥一头闯进麦地的野猪。

 总算过来了。他停下车，拿出一包烟，想送给老人。

 老人出神地看他刚刚压过的车辙，突然喊住他，你不能走!轧掉太多了。

 老人快步走进麦地，蹲在车辙前。他颤抖着青筋暴突的手，从泥土里扶起一根压扁的麦苗。接着又扶起另一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在扶起一个个刚被车撞到的娃娃。

大叔。我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他递过烟。

 老人没接他的烟，自顾自地咕隆着，不兴这样祸害庄稼的，你赔我麦子……老人干瘪的眼窝里，慢慢蓄满了泪水。他扶着几根压扁的麦苗，半晌不语。

 要不然，我再多给你点钱。反正你种麦子是要卖钱的。

 老人终于哆嗦着站起来说，我伺候了一冬一春的麦子，糟蹋了。真心疼啊。老人抹了一把鼻涕，干笑着说，是我答应的。不怪你。你回家吧。都怪我自己。我真混。

 清明节的下午。细雨迷蒙。一位披着雨衣的老人，循着车辙，找到了他家门口。他出门一看，正是前天轧过他麦地的老人。老人是来还他钱的。老人说，那些麦子，我一棵棵扶过。一大半都能在这场雨里活过来。小孙女的生活费儿子寄来了。这钱我不能收你的。老人说完。将一沓包在塑料纸里的钱，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手心，转身走了出去。

  （略有改动）

瓷瓶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他是王经理。

    “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

    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16期）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 ， 家家如此 ， ——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节选自《祝福》）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魅魅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狂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他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产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着：“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