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于清华执教，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摘编自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相关链接］

①1992年5月，叶企孙的老学生和老同事185人捐赠了几万元，成立“叶企孙奖”基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校园，一代名师叶企孙的铜像立了起来。

②晚年，叶企孙还作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样板。

十年笔墨与生活

老舍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

    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产生好的作用。

    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族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鲁地割断历史。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它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若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源泉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选自《老舍自传》第六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注】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老舍自传》第一章）

【注】布尔乔亚：英文“资产阶级”的音译。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泊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抵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分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的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地道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格桑花

鸿鸣

    军嫂去唐古拉山兵部站看望当连长的丈夫，从格尔木站一下车，就看见一名20岁出头的小战士向她招手，原来是接她的司机兵。

    军嫂来到军车前，看见车的前面，绑了一束鲜花，有点像江南的扫帚梅，还有点像菊花。她乐了，这个小伙子，还挺热爱生活的。

    军车离开格尔木，奔驰在去唐古拉山的山路上。

    司机兵一边开车，一边和军嫂聊天。

    “嫂子，听连长说，你是大学生，还是城市人，却一直生活在山村。”司机兵好奇地问。

    “是啊，我和你大哥是大学同学，他毕业参军去了边疆，父母年龄大，就他一个儿子，为让他安心卫国，结婚后我辞去公司会计工作，从苏州到他老家，陕西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有10多年了。”军嫂轻描淡写地说。

    “嫂子，你是城市人，在山村适应吗？”

    “开始不适应，现在学会了柴火灶做饭，喂猪砍柴，山地播种，彻底是个农村媳妇了。”军嫂说着笑了起来。

    司机兵又问：“嫂子，山村的生活不容易吧？”

    “还行，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无助的感觉，比如上个月，我脸上一个痦子越来越大，还有点疼，医生说是黑色素痣病变，怀疑是恶性肿瘤前兆，必须切除。我瞒家人做了手术，还好，病理检验报告显示，肿瘤是良性，我就是那次才哭了。”军嫂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却让司机兵心里为之一振，他由衷地说：“嫂子，你真了不起！”

    军嫂笑着说：“这有什么啊，你大哥为国家，我为他呀。”军嫂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神情，接着说，“实际我最自豪的是我儿子，他7岁了，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爸爸，我爸爸是解放军，他在唐古拉山保卫国家……”司机兵听得眼睛有些湿润。

    对面不断有军车开过来，军嫂发现，这些军车开过来的时候，都鸣笛三声，车上的人都向他们的军车敬礼，有时候司机兵也举手回礼。

    军嫂很奇怪，问：“你们军车在路上相遇，都互相敬礼呀？”

    司机兵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军嫂：“嫂子，你认识车前挂着的那束花吗？”

    军嫂说：“好像我们那里的扫帚梅花。”

    司机兵说：“是的，它和扫帚梅是一个品种，在西藏，叫格桑花。人们经常借着格桑花表达和抒发美好的情感，把它当作追求幸福吉祥和美好情感的象征。它美丽而不娇艳，又是形容女强人的代名词，还是西藏首府拉萨市的市花。”

    “我们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有军车接送探亲的军嫂，车前必须绑一束格桑花。来往的军车遇见后，都要避让，同时车上的军人，不管是谁，都要向军嫂敬礼。”

    这时军车正行在盘山路上，一段路很窄，前面一辆军车停在悬崖边，等待他们的车缓缓通过，两车快要相遇时，听见了对面车上的大声口令：“立正！敬礼！”

    军嫂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从车窗伸出头，走出很远，还向敬礼的战士们挥手。

    军车来到了雪峰山下的补给站，司机兵说：“我们在这里吃午饭，还有半个小时就到达兵部站了。”

    军嫂有些着急：“既然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先不吃饭，直接上山好吗？”

    司机兵乐了，说：“理解嫂子心情，我去办理上山手续。”

    不一会儿，司机兵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嫂子，我们上不了山了。”

    “怎么了？”

    “昨天夜里发生了雪崩，上山的路全被堵住，现在正清理积雪，车根本上不去。”

    “多长时间才能上山？”军嫂也有点急了，没想到，近在咫尺，却发生雪崩，成了远在天涯。

    司机兵说：“听补给站同志说，最快也要半个月。”

    想到有三年没见到丈夫了，现在已经到了雪峰山下，军嫂计算了一下时间，一咬牙：“我在这里等半个月。”

    半个月后，上山的路还没通，军嫂想到年迈的公公和婆婆，还有儿子马上要上学，不能再等了，只好遗憾地决定回去。

    临走前，在补给站领导安排下，军嫂和丈夫各拿着望远镜，在山下和山上互相观望。军嫂发现，望远镜里的爱人，站在国旗下，手不断地擦着眼睛，而自己，却早已泪流满面。

    这时，军嫂突然发现，在丈夫身边，齐刷刷地站着一排军人，他们一起举起右手，向山下敬礼。

（有删改）

文游台

汪曾祺

文游台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

台在泰山庙后。

泰山庙前有河，曰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桥，桥很高，桥洞很大。走到桥上，上面是天，下面是水，觉得体重变得轻了，有凌空之感。这正是杂花生树、良苗怀新的时候，放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畅。

澄河产瓜鱼，长四五寸，通体雪白，莹润如羊脂玉，无鳞无刺，背部有细骨一条，烹制后骨亦酥软可吃，极鲜美。这种鱼别处其实也有，但我的家乡人认定这种鱼只有我的家乡有，而且只有文游台前面澄河里有。不过别处的这种鱼不似澄河所产的味美，倒是真的。因为都经过冷藏转运，不新鲜了。

泰山庙亦名东岳庙，差不多每个县里都有的，其普遍的程度不下于城隍庙。所祀之神称为东岳大帝。泰山庙的香火是很盛的，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东岳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每逢香期，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进庙门就闻到一股触鼻的香气。

正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很高，下面可以走人。这倒也好，看戏的不会往前头挤，因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的戏。大都是站着的，也有自己从家里扛了长凳来坐着看的。

唱戏的是“草台班子”，没有什么名角，也没有什么好戏，唱的是京戏，但有些戏是徽调，没有准调准词。只有一年，来了一个叫周素娟的女演员，在南方的科班里学过戏，唱戏很规矩，能唱《武家坡》这类的戏，甚至能唱《祭江》……现在却混得到里下河来搭班。还有一个大花脸，嗓子很冲，姓颜。有一回，我听他在戏台旁边的廊子上对着烧开水的“水锅”大声嚷嚷：“打洗脸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腔悲愤。江湖艺人，吃这碗开口饭，是充满辛酸的。

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更北，地势渐高，即文游台。台基是一个大土墩。墩之一侧为四贤祠。四贤，说法不一。明代张诞《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隆高风。长绳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我小时到文游台，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面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经），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也挺不错。我们小时候对“快来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小时候以为帖上的字是这些书法家在高邮写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书法杂凑起来的（帖都是杂凑起来的）。帖是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叫师亮采的地方官属钱梅溪刻的，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曾有人考证，帖中书颇多“赝鼎”，是假的，我们不管这些，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

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莱、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文游台的出名，是因为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孙莘老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楼上饮酒，赋诗，倾谈，笑傲。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苏东坡只是在高邮停留一个很短的时期。王定国不是高邮人。孙莘老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个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欢。文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著过《蚕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人民的生活……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迁臣多内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迁谪生活，难以为怀，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但他还是很旷达，很看得开的，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二：秦观南迁，行次郴州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盘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

我以为这是秦少游传记资料中写得最生动的一则，而且是可靠的。这样如闻其声的口语化的对白是伪造不来的。这也是白话文学史中很珍贵的资料，老仆、少游，都跃然纸上。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