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有斜阳处有春愁

    一提到沈祖棻，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

    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愤然执笔，以一阕《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

    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能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诗词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相关链接：①沈祖棻，字子苾，笔名绛燕、苏珂。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②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

丰子恺故居—一钩新月天如水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他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缘缘堂则是他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

    在与他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我是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一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象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象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节选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雪窗帘

迟子建

    一进腊月，火车就拥挤得要爆棚了，盥洗室也被无座的乘客占满。天已黑了，列车的玻璃窗上蒙着霜花。有淘气的小孩子为了看窗外的风景，就不停地用手指甲刮着霜花，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给鱼剐鳞的声音。

    一个女列车员召唤旅客换卧铺票。她在车厢的过道里一遍一遍地吆喝：“还有没有没换票的？”见再没有旅客回答，就走了。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

    老女人说：“这是我的铺，你咋让我走呢？” 胖男人说：“这是我的铺，我刚刚补的铺！”

    一个吸着烟的男人提醒老女人：“你再看看你的票，是不是这个铺的？”

    还有的人说：“你是不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假票啊？” 

    老女人很委屈地说：“这票是我闺女早晨四点钟上火车站排队给我买的。”说着，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可是，她没有跟列车员换票，所以她的铺被当作空铺卖给了别人！大家把她犯的过失说给她听时，她几乎要急哭了。

    酒气熏天的胖男人用轻蔑的语气说：“连火车都不会坐，出什么门呢？”

    那个吸烟的男人对新来的铺位主人胖男人说：“哎，跟老太太说话客气点，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出趟门容易吗？”

    “你想当雷锋是不是？那行啊，你把自己的铺让给老太婆睡不就行了么！”胖男人咄咄逼人。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吸烟者掐灭了烟，跃跃欲试地朝胖男人挥舞了一下胳膊。

    “怎么着？是不是过年回家没什么带的，想挂点彩回去呀？！”胖男人挑衅地说：“过来呀，老子成全你！”

    “你们可别因为我打架啊，这大过年的，把谁打了都不好。”老女人起身拉住胖男人的毛衣袖口说。

    那个女列车员过来了。她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我喊让乘客换票，嗓子都要喊破了，大家都能证明吧？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属于人家的了。” 

    老女人可怜巴巴地说：“那我这票就等于作废了？”

    “作废倒不至于，不过现在卧铺都满员了，你只能坐着了。

    “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

    “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 老女人的话引来一片笑声。

    女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要是一起身，它就自动立起来了！”

    胖男人一头钻进了被窝，人们都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

    先前与胖男人险些大打出手的那个吸烟男人很同情地看了老女人一眼，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去睡得了。”

    老女人说：“不用，你们年轻人觉大，你去睡吧。”

    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那个吸烟男人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

    “别说爬个上铺了，就是让我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保证着。

    “哎，那可不行，万一你有个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他急忙说自己拉肚子，得赶快上厕所，逃之夭夭

    天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所以即使它没有挂窗帘，却仿佛挂了似的，那是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