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兵

邓一光

    1945年，东北的战争态势捉摸不定，苏军冲入关东军将大和民族的骄子碾成肉酱，大部分大中城市落入苏军之手，少部分为抗日联军占领，楚汉两界开始频繁易主，新的军事势力迅速地渗透东北。东北是什么？中国最大的重工基地，最大的产粮区和军事工业所在地。

    1945年11月，冀东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火力接触，国共双方终于为争夺东北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11月7日，我的父亲揣着十九旅代旅长兼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委任状，带着几名参谋警卫星夜赶往山海关。在他们身后，相隔一天时间，父亲的老四十八团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山海关。同时，国民党13军石觉的部队在美式道奇十轮卡车的运载下，已抵近山海关。

    裆里磨得皮开肉绽，半伏在马背上不断地摊开军用地图看，途中与国民党开展遭遇战，丢掉通讯参谋和警卫员，自己的左腿被子弹击……

    如果仅仅是上述这些小麻烦，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犯下他此生最大的一次错误。就在父亲星夜赶往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的军事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方山海关守军仅八千，面对全美式装备的三万国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守军请求避免正面作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部队在11月14日开始不顾一切地往下撤。

    所有这一切父亲都不知道。

    父亲碰到第一支大逃亡的部队时简直惊呆了。父亲问：你们是哪支部队？营长喘着气抹一把汗说：十九旅四十六团×营的。父亲说：谁让你们撤下来的？营长说：还能是谁，当官的呗。父亲说：现在我命令你停止撤退，原地待命！营长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命令我？营长说完，跳上马背，朝马屁股上猛抽一鞭，快步去追自己的队伍。父亲怒气冲天，钢发乍立，一把拽出警卫员胯下的盒子枪，对准营长的坐骑就是一枪。马应声倒下，把马背上的营长摔了个老王抢瓜，父亲吼道：让你的人立刻停下来！再走一步，我打烂你的头！

    父亲就这样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走出了最致命的一步，在山海关战役后被指认为建制独立思想，受到行政撤职的处理，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父亲不久就知道了摆在他面前的严酷局势，并且拿到了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的电报，他完全可以要参谋长通知部队按原撤退方案进行，然后调转马头，轻轻磕一下马肚子，轻松地离开那个造成他人生误区的是非之地。从我日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来看，就父亲个人的军人生涯而言，他所指挥的战斗胜多败少，他属于那种素质和运气都不差的军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动机使父亲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做出了坚守山海关的决定？

    11月15日上午，13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山海关，总指挥是名将杜聿明。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13军以整团的兵力实施强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那架式，极似一群去赴宴的饿鬼。

    守军则苦多了。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装备落后。战斗一开始就用上了全部兵力，八千男儿，各据一隅，顽强抵抗。美丽宁静的山海关被飞机炸弹、120毫米榴弹炮和82毫米坦克炮弹整整翻了一个个。

    入夜时，进攻停止了。父亲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清点伤亡人数、清理弹药和抢修工事。父亲也许在这个时候还抱有一线幻想，他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下山去袭击13军的一个野炮阵地，企图扰乱敌方的阵脚。父亲没有等回那个派出去的连队，山脚下密集的枪声疏落之后，父亲知道，再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

    16日凌晨，旅指挥所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父亲带着那个脸无血色的宣传员来往奔跑于各个阵地，父亲能够说的只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战斗员。

    事过半个世纪后，我已经知道了，就在父亲和他的八千兄弟顽强坚守山海关时，在他们身后不远的绥中守军已经开始撤退，绥中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只是死死守住他自己的阵地，用他军人的荣誉、信念和十九旅八千兄弟的血肉之躯。

    父亲拖着他那条肿亮的伤腿在战壕里移动。在每一个战死或战伤的战士面前停下来，目光深沉地看着他们。父亲浑身浸透了鲜血，阵地上，到处都是十九旅士兵安静的尸体。

    撤退的命令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送到父亲手中。四边的枪声此刻已稀落了，远处的山头用力支撑着一大片令人心怵的铁青色积雨云，天空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部队这个时候正在抓紧空隙补充弹药、掩埋尸体。父亲从电文纸上抬起目光，看了看面前被打废了的山海关，良久，才沙哑着喉咙对身后的参谋长吐出两个字：“执行！”

    17日凌晨1时，山海关守军留下两千余具遗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撤离阵地。

（有删改）

捕蟹者说

王充闾

    望着阶前悦目的黄花，我想起那句“对菊持螯”的古话，蓦然触动了乡思。

    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秋风起而兴“莼鲈之思”，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遂命驾东归。鲈鱼脍，常见于古代诗文，名气很大，该是上好的佳肴，但菰菜却没有什么味道，莼羹也未见得怎样的鲜美。我想，无论如何它们也比不上我的故乡那肉嫩膏肥、风味绝佳的蟹鲜。

    河蟹咸水里生，淡水里长，一生两度回游于河海之间。我的家乡地近海口，处于九河下梢，向来是河蟹生长的理想地带。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蟹的传说，有个红罗女的故事，凄楚动人。

    据说很早很早以前，河口有一个蟹王。背壳赛过大笸箩，螯上夹钳像农户用的木杈，目光灼灼如炬。每当星月不明的暗夜，便耀武扬威地出来伤人，成了乡间一害。这年秋天，村头来了一个身披红罗、手持双剑的卖艺女郎，说是能降魔伏怪。于是，便和蟹王斗起法来，鏖战了三天三夜，女郎终因体力不支，被蟹王吞掉，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此后，连续数日，大雾弥天。天晴后，人们发现蟹王死在岸边，从此，妖怪就平息了。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但据群众讲，至今螃蟹还很怕大雾，却是事实。老辈人口耳相传，道光年间中秋节过后，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突然，河里“刷刷刷”响声一片，螃蟹成群结队急急下海，顿时河面上黑鸦鸦一片铺开，有的小渔船都被撞翻了。

    螃蟹雅号“无肠公子”，又称“铁甲将军”，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诗人词客的笔下。有对它进行嘲骂的（当然是借物讽人）：“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有些诗感喟身世，寄慨遥深：“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勃窣蹒跚烝涉波，黄泥出没尚横戈。也知觳觫元无罪，奈此樽前风味何！”有人把黄庭坚这两首诗比作《史记·项羽本纪》，实属过誉；但指出诗人意在咏叹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也似有些道理。

    还有些诗借题发挥，咏怀抒愤。吾乡近代诗人于天墀，出于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高俅式的恶棍的痛恨，乘着酒兴，写下了一首《捕蟹》七绝：“爬沙里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人们从不同角度咏蟹寄怀，见仁见智，独具慧眼。

    但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对于蟹味的鲜美，古往今来，认识却是一致的。在现代国内外市场上，河蟹与海参、鲍鱼平起平坐，被誉为“水产三珍”。其实，早在一千年前，人们就很抬举它的位置。东晋时期的毕茂世，经常左手持螯，右手把酒，说是“真堪乐此一生”。

    后世还有个叫冯梦桢的，敬事紫柏大师，潜心奉佛。一天，两人同赴筵席。冯因贪食蟹鲜，痛遭师尊的棒喝，但终竟不改其馋。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复病，盖疟也。不知而啖鱼蟹，益为病魔之助矣。”即此，亦足证蟹味之鲜美。大诗人李白是很喜欢吃蟹的，他写过“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诗句。在曹雪芹笔下，连那个温文尔雅的苏州姑娘林黛玉，也还啧啧称赞“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哩！

    不过，就我体察，蟹味美则美矣，但随着情况的不同，人们的感觉也时有差异。四十年来，我吃过无数次家乡的河蟹，而感到风味最美的是童年时节在草原上野餐那一次。

    那年秋天，我随父亲去草场割柴。河清云淡，草野苍茫，望去有江天寥廓之感。休息时，父亲领我去沙河岸边掏洞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去，就被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别动。果然，慢慢地蟹钳松开了，但食指已被夹破。

    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并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伎了。还教我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螯，吃起来鲜美极了。

    后来，学到了多种多样的捕蟹办法：编插苇帘，设“迷魂阵”，诱蟹就范：拦河挂索，迫蟹上岸；在秋粮黄熟的田埂，提灯照捕：驾一叶扁舟，设饵垂钓……无论哪种办法，都比掏洞捕捉轻巧得多。但说来奇怪，吃起来，味道却总是略逊一筹。

    我想，未必草原上的螃蟹风味独佳，恐怕还是主观上的感觉在起作用——得之易者其味淡，得之难者其味鲜。王安石说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把这番道理推演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说：甘食美味往往出现在艰辛劳动之后啊。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跳脱,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循着他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停下的时候,她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再看看天上与桶里的月亮,神情中竟有掩不住的忧伤。

    我来到她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

    或许是看到了我眼中的疑问,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在家里,女人熟练地烧水给我喝,然后铺床,哄儿子睡觉。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把它从水里捞上来,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难以自抑。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结束了旅行,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母子俩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节）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