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人生的考题

李建

    若干年前，我所在的公司招聘事务员，要求是法律专业毕业，负责公司内部法律文书的起草以及处理公司对外的各种经济纠纷。招聘启事通过人才市场发布后，收到了很多应聘人员的简历。

    一天下午，天气很热，一位年轻小伙子大汗淋漓地赶到公司面试。老板看过他的简历后很满意，因为他要的薪水很低，而且又是法律专业一本毕业的高材生。

    小伙子说，他家里很穷，上大学已经把家底掏空了，还借了不少债。所以他急需要一份工作，赚钱来帮家里还债。他恳求老板聘用他，他一定会努力做得很好。

    老板问了他几个问题之后，就拿出了试用期合同，打算聘用这个朴实的小伙子。

    可就在这时，办公室里闯进来一个人大吵大闹起来。原来，公司试用期合同上有一个条款，新招聘进来的员工，有两个星期的无薪试用期，如果在这两个星期内的表现没有令老板满意，随时都可以辞退，公司不用支付一分钱薪水。这个人就刚干了一个星期被老板辞退的员工，她来找老板要那一个星期的薪水，可老板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支付，所以吵闹起来。

    老板非常生气，对正在面试的小伙子说：“小刘，你是学法律的，你说说看，我该不该支付她这一个星期的薪水？”

    小刘以为这是一道面试题，便诚惶诚恐地说：“按照法律规定，你只要聘用了她，就该支付她的薪水，否则就触犯法律了。”

    这时，还有一个客户在办公室里和老板谈生意，也连连点头称是，说老板违反了劳动法，试用期也应该支付薪水。

    老板听到，脸色突然变了，叫来会计结算她的薪水。等客户走了之后，老板一把就将给小伙子的试用期合同扯过来，撕得粉碎。

    老板冷着脸说：“我招你来，是叫你为我说话的，而不是让你和外人一起说我的不是！如果你现在是律师，就算我是一个杀人犯，你也要为我辩护，你知道吗？”

    小伙子血气方刚，认为自己没错，辩解道：“我学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

    老板哈哈大笑：“那就请你到别处去维护公平正义吧，我这里不需要救世主。”

    小伙子一听老板说不聘用他了，顿时沉了，这才明白这并不是一道面试题。自己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到城市里来找工作的打工仔，他必须要找一份工作来糊口，帮家里还债。

    可不管他再怎么苦苦哀求，赔不是，老板就是不愿再聘用他了。小伙子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办公室，在他走出房门的那一刻，老板说：“小伙子，你别怪我铁石心肠，社会就是如此现实和残酷，等你踏上社会后，就会明白了。”

    小伙子听后什么话也没说，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小伙子走后，这件事情成了老板教育我们的典型案例。我和同事也都明白老板经常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每次我听到老板讲这个故事，就会想起那个姓刘的小伙子，他离开公司后，会去哪里？会选择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和美丽陷阱的世界里，他还会坚持他的人生原则吗？他还会和刚出大学校园时一样是非分明，坚持正义吗？

    十多年后，老板因为窃取同行公司的商业机密，被对手告上法庭。律师对老板说，这个案子多半会输掉。老板不信，他要通过非正常渠道来赢得这场官司，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法庭上，桀骜不驯的老板一直趾高气扬，他坚信这场官司不会输，因为他已经暗地里委托律师给主审法官送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可当他看到法庭上那个严肃的法官时，他愣住了。这个他似曾相识，想了好久，老板终于想起这位法官竟然就是他在故事里经常讲到的那个小伙子。老板一阵眩晕，他已经感觉到这场官司要输掉了，而且还会再多一条行贿的罪名。

    后来，老板果然输了这场官司，受到了法律应用的惩罚。此后，我们也再没有听到老板洋洋自得地讲起好运个老套的故事。

（选自《2016中国年度微型小说》，有删改）

回忆清明

祁玉江

    当盘踞的寒气与北上的暖湿气流，经过几次激烈交锋、碰撞后，寒气终于败下阵来，铩羽而归。这时，北方地区的气温不再是忽冷忽热、飘忽不定，而是渐次趋于稳定、回暖，春的韵味也随之愈来愈浓。我知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的清明节气就要到来了。

    阳坡上、道路旁、房前屋后那些无名小草，顶着一头纤细稚嫩的绿，探头探脑地从枯草中星星点点冒了出来，嗅着春的气息，欣喜地观望着久违了的精彩世界；硷畔上、河湾里的柳树，干枯的枝条很快由灰褐变浅黄又转为淡绿，有的已迫不及待地吐出嫩芽、抽出绿丝来。小孩子们欢笑着，蹦跳着，捡拾起掉落树下的一截柳条，揉搓后抽出枝干，做成口哨，吱吱呜呜地吹了起来。吹得两腮鼓胀，吹得两眼通红，吹得音响回荡，吹得众鸟齐应。

    那漫山遍野的花儿，也竞相怒放了。最先开放的是山桃花。不经意间，山坡坡上一株株竞相开放的粉嘟嘟的野桃花、家桃花突然就撞入眼帘，白的耀眼，粉的撩心，让人激动，令人迷醉。含苞待放的杏花也不甘寂寞，也在那崖畔上绽放了，色泽远比桃花艳丽，红红的像一抹霞，将人的脸也映得通红。再后便是梨花、苹果花登场了。它们就在那山峁峁上、塬梁梁间，独领风骚，一身素洁，与桃花、杏花形成鲜明对比，好像在告诉人们，我们也并不逊色！惹得蜜蜂、彩蝶频频光顾。置身于这春的世界，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清明时节雨纷纷。每当这个时节，往往天地氤氲，细雨霏霏，用柔和清爽来概括此时的天气，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由于雨丝飘扬，大地自然是潮湿的，像水洗过一般，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草木就借助这清爽、这温暖、这湿润，偷偷地疯长，一天一个样，恨不得一下子将这世界染得碧透，装扮一新。

    黄土小路呢？不再是尘土飞扬，而是黏糊糊的，赤脚踩上去，软软的，酥酥的，那样舒坦惬意；风更是柔和清爽的，不大也不小，不时夹带着星星点点的雨霏，迎面扑来，柔柔的，痒痒的，令人心花怒放。空气异常清新，湿漉漉的，啜一口，清爽无比，涤荡肺腑，那种舒爽，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就连人也是柔和爽朗的，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疲倦、懒散、昏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是眼睛充盈着喜，脸上堆满了笑，通体透明畅亮，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兴奋得不能自已。

    农谚云：“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话一点也不假。虽然民间也有“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或“惊蛰不停牛”之说，但此时天气仍未完全转暖，气温还不稳定，土壤温度提升不起来，不宜大面积开展播种。所以只能借午后天气稍暖，少量播种一些豌豆之类的早熟作物。其他大范围耕作播种，要等到气温回升、天气完全转暖后才能陆续展开。

    清明节过后就到了季春，天气正式转暖，各种农事活动便可大规模地展开。种瓜种豆，种玉米种谷子，一物接着一物地播种，忙得农人们腾不出手、歇不下脚来。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有播种才有收获。他们恨不得将一切希望、一切憧憬都播种在春天里。

（摘自2018年4月7日《人民日报》）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征用狗皮的命令下达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

飞过蓝天

韩少功

    它是一只名叫“晶晶”的鸽子，它饿了。平常，那个人早就回来了，老远打响一个长长的呼哨，“晶晶”飞过去，落在他的肩上，那个人会抚摸它，从口袋摸出一把稻谷或绿豆喂它。每当它飞向北山山谷从那里带回纸条，主人就会笑容满面，看完纸条后他会在地上翻一个斤斗，摸出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进口里左右拉动，奇妙的声音就在这时发出来了。可现在，它正面临着孤独与饥寒。

    它的主人是一个外号叫“麻雀”的人。

    招工这件要命的事闹腾得他周身疲惫，结果对方还是摇头。“麻雀”必须投入最后的一搏，他长嘘了一口气，声音透出了沉重：“兄弟，这事只能你来帮我一把了。实在对不起，我舍不得你走，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居然看上你了……”主人看着它，不再说话，眼里有了亮晶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主人把“晶晶”塞进一个暗而闷的硬纸盒，鸽子扑扑地挣扎，主人找来剪刀，给它挖了两个方方正正的透气窗，然后提着纸盒出门了，它不再听到主人的说话声。

    它在剧烈晃荡的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眼前突然变得明亮，“晶晶”本能地往后一坐，再猛地一弹，就箭一般射了出去。一个中年人的粗嗓门留在了它身后，一个小孩的哭泣声也留在了它身后。

    “晶晶”一头扑进了无边无际的开阔与自由。这地方空气太冷太干了，它记得家乡的群山中有个美丽的湖，还有主人圆乎乎的黑脸。它越飞越高。

    一早醒来，少了鸽子的叫声，他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这次鸽子外交同样失败，虽然好容易讨得了招工师傅的欢心，但在“公社推荐”这一关仍踩了地雷。

    此时，老队长正喊着他的名字，说：“还没吃早饭啦？要吹哨子了。上午给丝瓜冲散粪。”

    “我……手痛。”

    他右手腕一弯，好像再不能伸直了，“哎哟哟，哎哟哟，怕是骨折了。”

    “那，那你就去看牛吧。”

    他实在不愿在这个山中与泥粪打交道了。记得六年前刚下乡时，他有多么火热的幻想呵。他是瞒着母亲转 户口的，是揣着诗集偷偷溜进下乡行列的。他渴望在瀑布下洗澡，在山顶上放歌，他还想靠自学当一个气象专家或林业专家。是什么使他学会了手腕表演术呢？他想不太清楚。他只知道，第一次招工给人们的震动太大了。现在一个个都走了，连山那边那位热情为自己掌管衣服钱粮的姑娘也一走就没了音讯。

    “晶晶”感谢那只灰鸽，要不是它，自己早被老鹰撕成碎片了。灰鸽飞走了，不一会儿，带来一大群鸽子，这是个多么热闹的群体呵。咕咕咕——“晶晶”听出了它们的欢迎和安慰。

    它吃饱了，喝足了，但还在东张四望。这里的一切没法使它忘记“那个地方”、“那个人”，它怎么能停留在这里？不，我要寻找！

    他开始了新战略，他打定主意要让他们（当地领导）六神不宁放他走。那天，他在公社秘书面前耍赖，不几天，秘书的话就风传下来了：“那个叫‘麻雀’的，简直是城里的街痞子。”

    今天看牛当然也不能太老实。一上山，他就一个大字躺在地上睡觉，结果收工时发现少了一头黑牛。社员们对他投射埋怨的目光。

    它飞向南方。记得那天的暴风雨，真是惊心动魄，被风一次次掀倒，但它继续挣扎着向前，向前。现在终于有希望了，所见的多么眼熟呀！对于“晶晶”来说，寻找成了生命的寄托和生活的目的。

    晨光从大树的枝缝里筛落，蜜蜂和蝴蝶又开始了工作……这里没有工作，这里有的是笑骂，扑克牌，空酒瓶以及来自父母的汇款单。“麻雀”现在已经学会了打扑克输了以后钻桌子和夹耳朵，学会了骂人……

    这天，外号叫“瓦西里”的黑大个说：“你太懒了！今天罚你去打鸟或抓鱼。”

    他没有争辩，提起气枪出发。“麻雀”转了两个山冲，并未见到鸟。忽然，有鸟叫的声音传来，就在不远处。他赶快上子弹，弓着腰潜身树下，悄悄向前方运动。嘣——糟糕，慢点，它还没走，再来一下。嘣——它闪了一下，就栽了下去。打中啦！他一跃而起，跑过一个草坡，看到了包谷地里的尸体。

    这原来是一只鸽子。不过它太瘦了，也太脏了，全身都是泥灰。它是谁家的鸽子？射手想起了什么，上前捡起鸽子，摸摸鸟嘴边黑色的血污，身上的泥垢，大腿上化脓的伤口，还有胸前稀疏欲脱的羽毛。突然，他眨眨眼，惊得脸色突变：它腿上有一条破烂褪色的红绸带，还系着一个眼熟的鸽哨。

    “晶晶！”他大叫了一声。

    他捧着逐渐冷却的鸽子，带血的手指在哆嗦。

    入夜了，他的思绪总离不开“晶晶”。不可想象，蓝天这么大，路途这么远，遥遥千里云和月，它居然成功地飞回来了。当他酒酣昏睡时，它却在风雨中搏击前进，喷吐着满嘴的血腥气味向他一步步接近。像突然悟到了一种什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上衣往肩头一搭，走向门口。

    “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麻雀’，你不要太娘娘心肠吧？不就是一只鸟么？”

    他默默地走了，沿着山路走向自己的家，那里有他的柴刀、锄头、扁担，还有口琴和鸽巢，以及散发出桐油香味的斗笠。

（有删改）

土地

余华

①我觉得土地是一个充实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个祖父，是我们的老爷子。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四季的转换，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

②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杭州，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名叫海盐的小县城。我们在一条弄堂的底端一住就是十多年，县城弄堂的末尾实际上就是农村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块有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一些好事。

③回忆使我看到了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入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不知为何让人十分温暖。我特别喜欢听黄昏收工时农民的吆喝，几头被迫离开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狭窄的田埂。还有来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粪味，这南方农村潮湿的气息，对我来说就是土地的清香。

④这就是土地给予我一个孩子的最初的礼物。它向我敞开胸膛，让我在上面游荡时感到踏实，感到它时刻都在支撑着我。

⑤我童年伙伴里有许多农村孩子，他们最突出的形象是挎着割草篮子在田野里奔跑，而我那时候是房屋的囚徒。父母去上班以后，就把我和哥哥反锁在屋里，我们只能羡慕地趴在楼上的窗口，眺望那些在土地上施展自由的孩子。他们时常跑到楼下来和我们对话，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楼上究竟能望多远，我哥哥那时已经懂得如何炫耀自己了，他告诉他们能望到大海。那些楼下的孩子个个目瞪口呆，谎言使我哥哥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然而当他们离去时，他们黝黑的身体在夏天的阳光里摇摇晃晃，嫉妒就笼罩了哥哥和我。那些农村孩子赤裸的脚和土地是那么和谐。

⑥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开始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玩耍了。那时候的农民都没有锁门的习惯，他们的孩子成为我的朋友以后，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在他们的屋子里走进走出，屋中有没有人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可以随便揭开他们的锅盖，看看里面有没有年糕之类的食物，或者在某个角落拿一个西红柿什么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挎着一个割草篮子，追随着他们。他们中间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好像比我哥哥大一岁，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很会吹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说他父母结婚时，他吃了满满一篮子糖果。当时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都被他骗得瞠目结舌。后来是几个年龄大的孩子揭穿了他，向他指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他只是“嘿嘿”一笑，一点都不惭愧。

⑦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是被他父亲一拳打死的。当时他正靠墙站着，他父亲一拳打在他的脖子上，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死了。他家弟兄姐妹有六个，他排行第四。所以他死后，他的家人也不是十分悲伤，他们更多的是感叹他父亲的倒霉，他父亲为此蹲了两年的监狱。他被潦草地埋在一个池塘旁，坟堆不高，从我家楼上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长时间里，他都作为吓唬人的工具被我们这些孩子利用。我哥哥常常在睡觉时悄声告诉我，说他的眼睛正挂在我家黑暗的窗户上，吓得我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出气。有时候在晚上，我会鼓起勇气偷偷看一眼他的坟堆，我觉得他的坟还不是最可怕的，吓人的是坟旁一棵榆树，树梢在月光里锋利地抖动，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几年以后，他的坟消失了，他被土地完全吸收以后，我们也就完全忘记了他。

⑧当时住在弄堂里的城镇孩子，常和这些农村的孩子发生争吵。我们当时小小的年龄就已经明白了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知道自己为什么优越，为什么自卑。弄堂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集体斗殴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我站到了农村孩子一边，我哥哥就叫我叛徒。我和那些农村孩子经常躲在稻浪里密谋，袭击自己哥哥的方案是最让我苦恼的。我之所以投奔他们，背叛自己弄堂里的同类，是因为他们重视我，我小小的自尊心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如果我站到弄堂里的孩子一边，年龄的劣势只能让我做一个小走卒。

⑨我的行为给我带来了一个凄凉的夜晚。当时弄堂里为首的一个大孩子叫刘继生，他能吹出迷人的笛声，他经常坐在窗口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上当后拼命奔跑过去，看到的是他坐在窗前哈哈大笑。他十八岁那年得黄疸肝炎死去了。他家院子里种着葡萄，那一年夏天的晚上，弄堂里的很多孩子都坐在葡萄架下，他母亲给他们每人一串葡萄，我哥哥也坐在那里。我因为背叛了他们，便被拒绝在门外。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泥地上，听着他们在里面说话和吃葡萄，我的那些农村盟友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孤单一人，在月光下独自凄凉。

⑩我八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冒险的远足。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农村孩子，动身去看他刚刚死去的外祖父。他可能是觉得路上一个人太孤单，所以就叫上在夏天中午里闲逛的我。他骗我只有很近的路，马上就能回来，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在烈日下走了足足有三个小时，这个家伙一路上反复说：就在前面拐弯那地方。可是每次拐了弯以后他仍然这么说，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到那地方时恰恰不用拐弯了。他一到那地方就不管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是明天。这使我非常紧张，我迅速联想到父母对我的惩罚。我缠着他，硬要他立刻带我回去，他干脆就不理我。于是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时，我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

⑪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葬礼。那个死去的老人的脸上被一种劣质的颜料涂抹后，显得十分古怪。他没有躺在棺材里，而是被一根绳子固定在两根竹竿上，面向耀眼的天空，去的地方则是土地。人们把他放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坑中，然后盖上了泥土。就像我有一次偷了父亲的放大镜，挖个坑放进去盖上泥土一样。

⑫土地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东西，在那个夏日里，这个老人生前无论是作恶多端，还是广行善事，土地都是同样沉默地迎接了他。

1992年3月12日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