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影独自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不买票。

    为什么一定要买票呢?就是没有她，车也要一站站开，也不能因此没有司机和售票员，也不会少烧汽油。

    当然她很有眼色，遇上认真负责的售票员，她早早就买票，只有对那些吊儿郎当的，她才小小地惩罚他们，也为自己节约一点儿钱。

    陶影是一家工厂食堂的炊事员，在白案上，专做烤烙活，烘制螺旋形沾满芝麻的小火烧。 她领着儿子小也上汽车，先把儿子抱上去，自己断后。车门夹住了她背上的衣服，好像撑起一顶帐篷。她伶俐地扭摆了两下，才脱出身来。

     “妈妈，买票。”小也说。小孩比大人更注意形式，不把车票拿到手，仿佛就不算坐车。 油漆皲裂的车门上，有一道白线，像一只苍白的手指，标定1.1米。

    小也挤过去。他的头发像干草一样蓬松，暗无光泽。陶影处处俭省，但对孩子的营养绝不吝惜。可惜养料走到头皮便不再前进，小也很聪明，头发却乱蓬蓬。

    陶影把小也的头发往下按，仿佛拨去浮土触到坚实的地表。她摸到儿子柔嫩的头皮，像是塑料制成， 有轻微的弹性。那地方原有一处缝隙。听说人都是两半对起来的，对得不严，就成了豁豁嘴；就算对得准，要长到严丝合缝，也需要很多年。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开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从这里流进去。每当抚到这道若隐若现的门缝，陶影就感觉到巨大的责任。是她把这个秀气的小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很普通，对谁都不重要，可有可无，惟独对这个男孩，她要成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

    在小也的圆脑袋和买票的标准线之间，横着陶影纤长而美丽的手指。由于整天和油面打交道，指甲很有光泽，像贝壳一样闪亮。

     “小也，你不够的。还差一厘米。”她温柔地说。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 “妈妈!我够来我够来!”小也高声叫，把脚下的踏板跺得像一面铁皮鼓，“你上次讲我下次坐车就可以买票了，这次就是下次了，为什么不给我买票?你说话不算话!”他半仰着脸，愤怒地朝向他的妈妈。

    陶影看着儿子。一张车票两毛钱。她很看重两毛钱的，它等于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如果赶上处理就是三捆小红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够吃四天的菠菜。但小也仰起脸，像一张半开的葵盘，准备承接来自太阳的允诺。

“往里走!别堵门口!这又不是火车，一站就从北京到保定府了，马上到站了……”售票员不耐烦地嚷。

按照往日的逻辑，冲她这份态度，陶影就不买票，可今天她说：“买两张票。” 面容凶恶的售票员眼睛很有准头：“这小孩还差一厘米，不用买票。”

    小也立刻矮了几厘米，而绝不是一厘米。买票与不买票强烈地关系着一个小小男子汉的尊严。

    两毛钱就能买到尊严，只发生在人的童年。没有一个妈妈能够拒绝为孩子提供快乐。 “我买两张票。”她矜持地重复着。

    小也把他那张票粘在嘴唇上，噗噜噗噜吹着响，仿佛那是一架风车。

    ​他们是从中门上的，前门下的。前门男售票员查票，陶影觉得他很没有眼力：哪个带孩子的妈妈会不买票?她就是再穷再苦，也得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昂起头。

    她把票很潇洒地交给售票员，售票员问：“报销不?”她说：“不要了”。其实她应该把票根保存起来。这样以后哪次集体活动或开食品卫生会，她骑车去，回来后可以用这张票报销。夫妇都是蓝领工人，能省就省一点。可小也是个绝顶机灵的孩子，会追着妈妈问：“咱们出来玩的票也能报销吗?”在孩子面前，她不愿撒谎。

      每次登黄山，都会流连忘返。那云海，那劲松，那奇石，那飞瀑，那山花，那流泉，无一不让人梦萦魂牵。
      而这次登黄山，使我感概万千的却是一对雄赳赳的父子。
      上山途中，父亲对儿子说：“再苦再累也要自己上，我一定不帮你！”奶声奶气的儿子则挺了挺胸：“再苦再累也不许你帮我——咱们说好了的。”
      也就是在即将登临天都峰顶的那段最困难的攀登途中，我目睹了这对父子的悲壮。
      先是儿子摔倒了，父亲伸手要扶他，满头大汗的儿子摆摆手，拒绝了。可毕竟摔得很重。儿子摇摇晃晃地难以站稳，父亲又想伸手扶他，但又毅然把那只手收了回来。
      我怦然心动，我看到了一道风景，一道用父亲的_______与儿子的_______画就的最美的风景。
      一步一个脚印，就这么勇敢坚定地向前走。终于，他们登上了天都峰。
      山很高，白云就在身边飘，仿佛撕下一片就是擦汗的手绢儿。在呼啸的山风中，我为那深刻的父爱肃然起敬。我当然更不会怀疑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他肯定会长成一只真正的鹰。
      此时此刻，我也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把孩子交个磨难的爸爸，才是真正理智的爸爸。
      甜美也是一种伤害！这位父亲一定深谙这个道理。

                                                                                                                      沉默的竹笛
        16岁一个忧伤的春夜，我躺在集体宿舍临窗的床铺上。洁白的月光潮水一般漫进窗户，清冷的微风捎来潮湿的花香。我陷入少年无端的愁闷思绪里，分外孤单寂寞。这时，一缕悠扬的笛声由远而近，停留在我的耳畔。那笛声仿佛是清澈的泉水，流过神话中迷人的花园，一路上集合了蝴蝶和黄莺的梦想，决心要给我的心灵来一次彻底的洗礼。我陶醉在悦耳的笛声里，忧伤早已悄悄地散去，心情澄澈空明。那晚，我的心中暗暗地滋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做一个快乐的吹笛手。
        好长一段日子，我为能拥有一枝笛子而心神恍惚。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一个摆地摊的老人那里买到了我盼望已久的竹笛。
        第一次拥有竹笛的那个下午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个下午。我清楚地记得我吹着竹笛走在乡村田野上的情景：落日如一颗水灵灵的红草莓点缀在暮霭笼罩的山尖，横过头顶的归鸟翅膀上涂着夕阳粉红的胭脂，嫩绿的小草在晚风中飘动，像是生命活泼的舞蹈。我一边吹着竹笛——显然是不成曲调的呜呜声，一边大踏步地把苍茫暮色下的动人风景甩在身后。这时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漂泊天涯的江湖侠客，心里汹涌着英雄纵横天下的豪情。
        从拥有竹笛的那个下午开始，我就决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优秀的吹笛手。为了学会吹笛子，我付出了许多汗水和心血。清晨，我常常拿着竹笛，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对着葱郁的群山大声吹着，让笨拙的笛声唤醒崭新的一天。深夜，同学们沉浸在梦乡里，只有我坐在空旷的操场上，如痴如醉地吹着竹笛。笛声一点也不悠扬动听，但我吹得特别认真。竹笛在人家手里是一根音乐的神奇魔术棒，在我的手里却成了一根没有灵感的干枯竹枝。唉，想不到吹笛竟会是这样的艰难。
        在一次班会上，班主任老师要求每个同学表演一个节目。几个调皮的同学就恶作剧地起哄，要我为大家表演吹笛子。天哪，我根本吹不成一首完整的曲子，但强烈的自尊心迫使我孤注一掷。面对全班同学，我终于勇敢地拿起了竹笛，涨红了脸，坚持着把最后一个音符吹完，便逃出了教室。在无人的山坡上，我抚摸着被泪水浸润的竹笛，伤心欲绝。从那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吹笛子了。
        后来，那枝带给我幸福和耻辱的竹笛一直静静地悬挂在我的窗前。岁月悄然而过，多少年后，当我凝眸竹笛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回想少年时代的往事。有些梦想是永远不会开花结果的，但播种梦想的人从不放弃流汗流泪的机会，只是因为生命里那些动人的细节丰富了生命的内涵。沉默的竹笛啊，我无心再次吻你于唇，吹一曲欢快的歌谣，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你便足够了，你的沉默其实高奏着我对少年烂漫心事的凭吊和酸涩的回忆。

戴车匠

汪曾祺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

    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左邻是侯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戴家车匠店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店里正面的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前面，是作坊。作坊放着两张车床。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现代铁制车床是一样的。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榫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

    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动的。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

    有的时候，忽然，他停下来。那就是想到了一点什么事。或是刘长福托他斡旋一件什么事，那一头今天该给回话；或是儿子塾师过生日，该备一点礼物送去；或是澡堂里听来一个治风湿痛秘方，他麻二叔正用得着……似乎他每天派给自己多少工作，把那点工作做好，即为满意。能分外多做几件就很按捺不住得意了。他自然可以有时间抽一袋烟，喝两口茶，伸个懒腰。

    戴车匠做的最细致的活是装围棋子的槟榔木的小圆罐，——罐盖须严丝合缝，木理花纹不错分毫。做得了的东西，都悬挂在西边墙上，真是琳琅满目，细巧玲珑。

    车匠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这里的小孩子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玩物：秋天的陀螺，夏天的水枪，春天的竹蜻蜒，过年的兔儿灯。特别是清明，吃螺蛳之后还可用车匠做的螺蛳弓射螺蛳壳玩。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用螺蛳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射得相当高，相当远。家家孩子吃螺蛳，放螺蛳弓，因此每年夏天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清明前半个月，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整天地做螺蛳弓。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就都兴奋起来。到了接近清明，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孩子们眼睛发亮，挑选着，比较着，挨挨挤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清明那天，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八岁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这孩子将来干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

（节选自汪曾祺的《戴车匠》，有删改。）

一分钟演讲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国旗降了半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 ，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从来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言词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联合国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完了。”

    他说完转身就走，广场上的外交官个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