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项羽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一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北京

（选自《冯至诗文选集》）

【注】①乡愿，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汉徐干《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杨老实吃名菜

李德泽

    杨老实今年70多岁了，一生都是在农村偏僻的山旯旮里度过的，正宗的乡巴佬。

    近来，他儿子当了局长。在一个双休日，局长开着小车回老家，把他接到城里去享享福，报答养育之恩。

    乡间“茅屋出公卿”，杨老实自然高兴，也就随小车进了局长之家。

    局长对读高中的儿子说：“我没有空闲。你就陪爷爷到城里各个地方去逛一逛。爷爷老了，你把钱管好。他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

    于是，孙儿陪着杨老实逛街。中午，孙儿牵着爷爷的手，走进一家名菜大酒楼，在豪华的餐厅内入坐。服务小姐走来递给一本名牌菜谱说：“你们要吃什么菜，请点吧。”

    孙儿就说：“爷爷，你喜欢吃啥就点啥，我付钱就是了！”杨老实翻开菜谱一看，感到菜名很新鲜，一连点了5个菜。

    不一会儿，服务小姐就端菜上桌。杨老实一看，顿觉奇怪，就指着一个个细瓷盘子问是什么菜名。服务小姐也就指着一个个盘子甜甜地做了介绍。

    杨老实终于明白：“母子相会”，原来是凉拌的煮熟黄豆铺底，上面放着豆芽。“小二黑结婚”是在盘子里放了两个剥去黑壳的皮蛋。“青龙卧雪”是盘子里装点白糖，上面放一根青黄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居然是红烧猪蹄，然后在四周镶一圈香菜。“一国两制”竟然是一盘煮花生米和炸花生米。

    杨老实望着菜，默然沉思：这些东西，也不过是我们乡下常吃的东西而已。城里有文化的人真聪明，取些怪好听的名字。

    服务小姐又送来一瓶酒，开瓶盖倒了两杯，放在他俩的面前，然后飘然而去。

    孙儿一边给爷爷拈菜，一边劝爷爷喝酒。杨老实喝了两口酒，感到不舒服道：“这是什么酒？怎样像潲水味呢？”

    孙儿笑着说：“爷爷，这是名牌啤酒，不太醉人，喝习惯了就好喽。”

    杨老实拈菜入口，皱着眉说：“这菜也少，味道也不合我的口。”

    孙儿接上话：“爷爷，如今不像以往那些年成了，图多填肚子。现在好多人都讲究玩味了，还都究档次哩！你多吃几次，习惯了就合口味了。”

    酒毕。孙儿说：“爷爷，再吃碗名牌‘羊拉面’吧？”

    杨老实心想：羊怎么拉面呢？稀奇。又是啥鬼名堂？我得看看。想到此，他就答道：“要得。”

    孙儿叫来服务小姐，立马就端来两碗“羊拉面”。杨老实用筷子一撬，竞没有一片羊肉，直问服务小姐是何道理。小姐灿然一笑说：“做面条的师傅姓杨。杨师傅有一手做面条的绝技，在食品技艺大赛上获过金奖，已成名人。以名人作广告，就将面条命名为‘羊拉面’喽。”

    杨老实听完，叹了两口气：“唉！唉！真会骗人。”

    吃罢。杨老实看见孙儿摸出三张100元钞票，买单结了账。他一下子头昏眼花，惊呼：“怎么这么贵哟！我们乡下要卖好多谷子才够哟！”

    孙儿劝道：“爷爷，你辛苦一辈子，爸让你享受享受！”

    杨老实愤然道：“我再也不来享口福喽！真是‘名菜’宰我们乡巴佬没商量。我还是回乡下去吃原汁原味的好！”

雪窗帘迟子建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老女人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很快，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已经卖给人家了。”“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定呀！”她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一起身就自动立起来了！”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一个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得了。”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行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碰着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上铺了，就是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说。

    “那可不行，万一有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装什么好人啊。”说完，回自己的铺位了。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她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见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

    天色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仿佛挂了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

    抱小孩的妇女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这时，又有几个旅客过来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儿。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她的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火车启动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万事通先生

[英国]    毛姆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在同仓名单里见到他的名字时，我就讨厌，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键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后来，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绘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有删改）

敌手

迟子建

    故事发生在1938还是1939年，父亲记得并不很清楚。他说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令，寒冬腊月，祭灶的日子，西北风呜呜叫，他们抗联部队的一个支队，二十多号人，清晨从四道岭小黑山的密营出发，踏雪而行，晚饭时分，袭击了位于中苏边界的一个日军中备队。

    当队伍冲向弹药库和粮库的时候，这两座仓库架设的机枪，让暴露在空场的战士陷入绝境，父亲说大部分战友牺牲在那里，包括支队长及两名救护伤员的女战士。

    火光中父亲不辨东西，所以他开辟了一个撤退的第三方向（计划中撤退分为两个方向）。

    父亲选得并不顺利，一个日本兵不屈不挠地追捕他，两个人之间的周旋和战斗，也就进行了大半夜。

    初始父亲并未察觉身后有人，他戴著狗皮护耳，呼哧带喘的，加上踏雪发出的声，根本听不到背后的动静。他在雪中跋涉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七八里路。但父亲觉得这距离足够安全了，他停下来，打算歇脚，给身体补充点能量。

    父亲停下的一刻头晕眼花，后背的锅猛地一震（父亲说作为火头军，无论行军还是打仗，他总是背着一口铁锅），冲击力让他险些栽倒。接着右前方树丛闪出一团白炽的火花，好像彗星划过，父亲马上意识到这是子弹擦着锅的右角飞过，后有敌手追击！父亲本能地卧倒，拔出枪来，匍匐到一处雪坎，以此为掩体。

    父亲讲起这个人时，总以“敌手”相称，那么我也随他这么叫吧。

    在与日军守备队的交战中，父亲所带的子弹基本用光，只剩三发。每一发对他来讲，都贵如黄金。父亲说自己太走运了，等后来终于瞅清他时，才知道最后一枪，击中了敌手的左肩，而这家伙是个左撇子。那人开的最后两枪，都成了献给夜的森林的小礼花。武器都成了哑巴后，敌手无路可走，紧追父亲。父亲怎样走，他就怎样追随。他们就这样在飞雪中又行进了两个多小时。

    老实说复述到此，我觉得父亲无数次唠叨的这个故事，没啥新奇，无非是他们行动失败，他单枪匹马撤退。被一个敌手不懈追击而已。

    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尽管父亲每次讲述时，语气是平静的，但总能在我心底搅起波澜。我对后半程的故事永不厌倦，就像对一首喜欢的乐曲，不管循环播放多少次，依然爱听。

    雪没停，父亲选择了靠近河谷的一片灌木丛停了下来。父亲说他卸下锅，把枪也卸下。看着敌手一步步逼近。可是敌手跟着父亲趟出的脚印，趔趔趄趄靠近他时，既没做出战斗的姿态，也没举手投降，而是一头栽倒在雪地上。父亲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又怜又恨地，拽起他双脚，确切说是拽着一双半新的长腰马靴，将他扯到篝火旁。

    父亲先缴了他的枪。是一支轻便灵活的三八式步骑枪，俗称小马盖子枪，父亲说那是女战士最喜欢的一款枪。他最终靠着这支枪，俘获了母亲的芳心，那时她在后方营房的被服厂做军服，当然这是后话了。

    敌手是个年轻的士兵，懂得一点中国话，他到了篝火旁，先是艰难吐出个“水”字，父亲没搭理他；他又吐出个“盐”字，父亲还是没搭理他，想着自己差点成为他枪下的鬼，想着牺牲的战友，父亲甚至觉得把他施到算火旁，让他得到最后的人间温暖，都是对战友的背叛。

    父亲说那夜的篝火太美了，将它周围飘舞的雪花，映照得像一群金翅的蝴蝶！敌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全力，拍一下自己，然后指指篝火，再吃力地拍一下自己，再指指算火。父亲明白，他想让他火葬了他。父亲说你要是投降，优待俘虏，我或许可以考虑。敌手听得懂父亲的话，但他没有将手上举，而是牢牢贴在胸口，像守卫最后的堡垒，至死没有做出投降的姿势。

    敌手挣扎了最后一程，凌晨两三点钟死了。父亲说这时雪停了。老天爷不撒纸钱似的雪花了。父亲搜敌手的身。他只在军服的口袋里搜出一样东西：一张二寸的黑白相片，父亲凑近篝火一看，那是个穿着和服的姑娘，她额头很宽，鼻子小巧，微微垂头，浅浅笑着，满眼都是甜蜜。父亲将相片放回敌手的口袋，然后划拉了一抱柴，将篝火调得旺旺的，拔腿出发了。

    常听父亲讲敌手的故事的母亲和我，一再问过父亲，你都要开拔了，还点篝火做什么？是不是火葬了敌手？父亲给出的答案总是模棱两可的。最接近真相的一次，他说：“哎，让他和那个姑娘的相片一起化成灰，他做鬼也值了吧。”

父亲得救后，认识了后方被服厂的母亲，那只繳获来的小马盖子枪，经组织同意后，配给了后来跟父亲一同上阵的母亲。父亲待我甚为严格，他像苛刻的教官，要求我学习攀岩、游泳、滑雪、测绘、爆破甚至跳伞等本领。据母亲说，这些都是抗联战士当年要学的科目。每到小年的时候，他都要讲一遍敌手的故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