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8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千秋家国梦  百年翰墨韵

秋蕾

    蒋思豫先生在百岁时写下诗句以为纪念：“少年贫笈弃家乡，煮鹤焚琴六月霜。唾面自干腰不折，尘颜含笑看洛桑”。他还写有“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鼓作铜声”等联句。其诗其辞，也是老人百年人生，风骨铮铮的生动写照。

    1914年的春天，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渐呈燎原之势。宜兴和桥，秀美的江南古镇。蒋思豫，就出生在这里。蒋姓是宜兴的大姓，蒋思豫的祖辈显赫不凡。蒋思豫的父亲也是饱读诗书、精于书法。蒋思豫从小便酷爱书法，读小学时临摹柳公权的书法习作便已名列学校第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蒋思豫加入了救国行列，先后在武汉、太原等抗战前线工作，还曾与周恩来、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抗战期间，蒋思豫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并在《益世报》等担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亲身经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遇到日军飞机空袭，因为来不及躲避，两位同事被炸身亡，他们倒下的地方与蒋思豫只相距数米。那时候，蒋思豫的心中便存有一个和平与宁静的梦，哪怕完成这个梦要耗费一生，他也在所不惜、追求不止。战事紧迫，生命朝不保夕，蒋思豫依然挥毫不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

    当年在复旦学习期间，他非常景仰于右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成就，将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随身带了近十年，临习不断，立志端正书品，传承右公书法心得。蒋思豫的品行、书艺得到于右任的认可，经于右任外甥周伯敏的推荐，他有幸成为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1947年7月的一天，在南京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府邸中，33岁的蒋思豫恭恭敬敬地向这位著名的“当代草圣”，磕头行拜师礼。于先生忙拉他起身说：“行个鞠躬礼就行啦！”就这样，蒋思豫得到右公的悉心指导，并渐渐形成了朴茂厚实、简洁凝练、运转持重又大气磅礴的草书风格。

    1976年，蒋思豫回到夫人的故乡——宁波镇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这近40年的时光里，蒋思豫将对书法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书法为伴的宁静岁月，让老人感到无比幸福。他经常对子女们说：“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巨大精神财富，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决不能在吾辈手上中断。

    蒋思豫一生研习“于体”，其草书直追于公笔韵。他还写下洋洋万言的《论于右任标准草书》一至三论，为“于体”书法传承作出了理论贡献。他的篆隶各体，也均有不俗功力：篆书质朴凝练、格调高古；隶书结字工稳、平实古雅。胸襟的开阔与心气的平和，在老人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蒋思豫发挥毕生所学，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胡茂伟拜访蒋先生之前，先看到了蒋先生的一篇文章。蒋先生在文中批评了现在书风浮夸，书坛名家大师满天飞，都把自己捧得很高。书法进门容易深入难，要成名成家谈何容易，书法不是刘翔跑一百米栏，一下子就过去了，书法是马拉松，它要你用一辈子的精力去追求。“这应该是个超拔的长者，绝不会流俗。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关于蒋思豫老先生的印象，很有风骨，如同于体草而不乱，奇而中正的书风，个性卓然，而不失端直。”

    蒋思豫在艺术上认真计较，但为人处世上却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在镇海区的一个老小区巷子里，一间二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旧楼房，就是蒋思豫与夫人徐敏蕾的住所。家什是旧样子，墙面有些泛黄，门板十分轻薄，有一些房间仅用旧棉布当门帘。但眼前这两位老人的风采却让这间简陋狭小的屋子增添了活力与温馨。蒋思豫几乎足不出户，曾给自己立下四条誓言：一不参加任何书画组织；二不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三不收受学生；四不出书画册集。

    蒋思豫的人生在沧桑百年中历经坎坷，始终陪伴老先生的是他最钟爱的笔墨。唯有这件最珍贵的东西，没有在千般风雨中丢失。可以说，书法是蒋思豫一生的主调。

（节选自《宜兴日报》）

【相关链接】蒋思豫认为，目前书法界以丑、怪为革新，不问字源、字形自作“改良”，殊不知违悖书道，是一极大的陋弊。书法一门，要深研前人的法度，杜绝错字，别字。蒋思豫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甚至向权威挑战。十年前，北京的《团结报》副刊有个“大雅篇”的专栏题签，是启功先生的手笔。启老是当代书坛的领袖。可他那“雅”字的“牙”旁左撇回踢，牙的上面又分不清而变成了“稚”字。经年却无人提出疑义。蒋老为此提出矫误的意见，寄信于《团结报》责任编辑。不日收到了他们的致谢复函，并附五元钱的稿费。他们将启老的题字撤换，由北京名家萧劳先生重写正名。

（王宣民《蒋 思豫：百岁翰墨写春秋》）

史学巨擘朱希祖

刘宜庆

    史学巨擘朱希祖，一生有诸多身份，史学家是其根本，其史学研究范围很广，成果也非常丰富，在许多领域有开创之功。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主任。

    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朱希祖是历史学科的开创者，他率先引进了西方治史的方法，以科学的考证，呈现历史。他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材料。

    1920年1月20日，朱希祖对北大历史学的学生讲话，后以《史学绪论》发表在《晨报》上，这次谈话的要点有三：学历史要持主动的态度，拿科学方法研究，而加以精密的考据，为吾国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其次、编国史没什么价值，有价值者为编民史。盖以民史没有什么忌讳，直辞去说，于社会情状、民生苦乐，无不可以极力描写。希望大家将来编纂一部有价值的民史。第三、研究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关注将来。将来社会的善恶，全源于现在；现在的善恶，也不是突然而来的，是源于历史的。故现在是过去同将来之枢纽，是占一极重要之位置。

    朱希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身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奔走一生的写照。朱希祖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当时朱希祖的恩师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开始购书，几十年日积月累，涓涓细流汇聚成书的海洋。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二十五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而其中抄、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珍本善本多达七百余种。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他素有“读书藏书家”之称。在朱希祖的藏书中，南明史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这是朱希祖治史的研究方向。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他的七百六十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抗战爆发后，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厄运而多方奔走。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劳，为国家保存了一脉书香。

    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欲吞并中国。在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开始了对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朱希祖在其日后完成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是“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足迹所到，西至安徽太平，东至丹阳经山，南至江宁秣陵，北至长江。举凡史乘记载，野老传闻，无不按图索骥，遍加访问。他用现代考古方法对南京地区文物进行考古，发现了齐宣帝永安陵、齐高帝秦安陵、齐武帝景安陵等十三处六朝古墓。其《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为后人研究六朝陵墓、石刻打下坚实基础，大多数观点沿用至今。

    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认为“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国民政府在中央图书馆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各届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7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谢国桢说：“朱氏一生搜集明季稗乘，用力甚勤，多所创获，给后人以启迪之功。”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料收集达三十多年，收藏的抄本秘籍无人能比，发表了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1961年中华书局以此整理出版为《明季史料题跋》。（丹枫《朱希祖与南明史研究》）②从现代史学观念出发，朱希祖研习南明史，十分重视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的结合，其所作《明季史料题跋》便明显反映了这一特点。（韩燕飞《抗战时期的南明史研究》）

沈从文的眼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一家居住在昆明呈贡的乡下，被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加拿大老人彼得满村子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村。一声声撼耳的敲击声，撕裂夜的安宁。破碎的瓷盆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永远不会忘记。

    放下笔，抬头向窗外望去，天色放亮，新的一天如期降临。在澄澈的空气中推开门，沈从文离开了家，向着滇池的方向走去。

    清晨的大地，风播送让人抑制不住的兴奋。阳光下的野花，似乎开得和往日不同。叶脉上滚动的露珠，处子一般纯美，沈从文流泪了。这不是个人的小资的伤感，而是大爱和大恨。一个民族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9月9日，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报上刊登的消息，这天是日军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两件大喜事，像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喜上加喜，对于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来说，又怎能在床上、在睡眠中度过这不平静的夜呢？

    面对滇池，阳光在水波中欢快地跳跃，群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大自然清洗了淤积的痛苦，一缕雾岚，一朵阳光，扑面的风儿，把沈从文牵往远方。眼前流动着逃难的日子，在天津，在烟台，在济南，在武汉，在常德，在昆明，饥寒交迫的人们，在逃难的路上，生离死别。大好河山沉沦在战火硝烟的背景里，沈从文记住的情景，是不可愈合的伤口，不是文字所能录下的。想起了家乡，想起亲人，沈从文的眼泪流了出来。

    沈从文的眼泪复杂，他的哭声从胸中爆发出来，发出的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但却让人坚定了信心。

    沈从文的眼泪纯粹，经受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却没揉进一点杂质。对于沈从文来说，保持平常的心态，对人，对事物始终用善良和宽大的心胸迎接一切，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阳光，都能在他大地似的胸膛上存留。这和他少年时留恋大自然有关系。沈从文喜欢听音乐，听肖邦，听贝多芬，听文图里尼淳朴的歌声。每次听，那音符如同家乡河水上的阳光，在情感的河流中跳跃，他露出久违的激动。沈从文在音乐的河流，驾驶文学的船，写下对家乡的思念，心灵世界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沈从文爱家乡的“傩堂戏”，有一次他和李辉在聊天，一说到“傩堂”两个字，平静的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张开嘴，笑出了声，那种开心的笑，到了沈从文这样的年龄，所有的功利都是云烟。但是家乡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轻描淡写的场景，是他一生的牵挂。一句家乡话，尤其是从小就好听的“傩堂戏”，泪水涌了出来。

    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傩堂戏”有很大的渊源。民间形成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他选择人物，选择题材与众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很多的作家，从大地走出来，但却没沈从文的个性鲜明，那么强烈。

    沈从文的眼泪有声音，有色彩，有记忆。

（摘自《浪漫沈从文》，有删改）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