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韦素园君

鲁迅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安特列夫，绍介了望·蔼覃，绍介了爱伦堡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选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删节）

【注】《外套》作为果戈里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彼得堡官僚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剧遭遇。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飞向远方的“金孔雀”

    30岁的她，青春靓丽，自信阳光。祖国的蓝天，记录下她五彩缤纷的梦想——余旭，我国首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人称“金孔雀”。2005年9月，她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2009年，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阅兵，驾机飞过天安门；2012年，她率先驾驶歼-10战斗机直冲云霄，成为我国目前4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之一；她2次驾机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不难想象，她的未来，或驾机捍卫祖国边疆，或成为宇航员遨游太空，注定成为世人瞩目的巾帼英雄。

    痛!永不退缩的“金孔雀”蓝天折翼

    “空军女飞行员余旭同志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我们失去了一名好战友……”11月12日，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发布了这一消息。

    人们怎能相信，就在前一天，她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人民空军!67岁生日快乐!”可是，如今她却带着战机，带着挚爱的事业，把青春和梦想化作了永恒。

    2005年夏季，带着五彩的军营梦，带着振翅的飞行梦，余旭和35个女孩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体能训练是第一道坎，跑步是每天必须课，一跑就是3000米。回忆“飞之初”的训练过程，余旭曾说：“不管每次训练多么辛苦，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退缩过。从来没有。”

    2009年，经过一轮轮考核，余旭最终和15名姐妹成为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毕业后，她参加的最为荣耀也最有挑战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4个月后，余旭以娴熟的技术驾驶着教8梯队三中队右二僚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庄严检阅，并用彩烟把国庆盛典推向高潮。

    一次次高飞，记录着余旭的飒爽英姿；一次次任务，见证着余旭的永不退缩。她带着永不退缩的精神，和心爱的战机一起拥抱蓝天，一起挥洒自如，让生命之花在蓝天绽放……。

     “每个人的青春乐章中，总会留下动人的旋律和音符。女飞行员，是我在自己生命乐章中留下的一笔，我期待在飞翔之路上能多添几笔，把每一笔都当作书签，收藏在我生命的每一页中。”余旭在日记中写道。

    忆!激情四射的“金孔雀”蓝天翱翔

    由于会跳孔雀舞的缘故，余旭得了“金孔雀”的代号。军校报到时，她也曾带着五颜六色的布娃娃。但为了蓝天翱翔梦，她剪掉长发，把所有的颜色换成了空军蓝。

    2014年11月11日，广东珠海，在歼-10战机凌空而上的轰鸣声里，“八一”飞行表演队拉开了2014年第10届中国（珠海）航展的帷幕。队员们驾驶战机在机距不过几十厘米的“魔鬼编队”中俯冲、转弯、跃升、翻滚，赢得了观众们的啧啧称赞。在这次航展中，余旭作为女飞行员首次编入“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们看到的只是炫酷的动作，却不知道，她的身体要承受自身六七倍的载荷。今年11月，余旭再次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做出了更多花式动作：剪刀交叉、双机绕轴滚转……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撩一下短发，回头一笑；酷酷的样子，充满阳光。人们记住了你的模样，那是中国女军人最美的风采。人们都在期待，下一届的航展上，依然有你熟悉的身影，看到你一飞冲天的自信……

    余旭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也会去羡慕身边的同龄人，但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我们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觉得青春真的是无悔的。”

    盼!人们怀念的“金孔雀”何时归来

    今年中国（珠海）航展，是余旭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面对镜头，她自信地说：“我会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那空中的伞花，怎会是你最后的身影?      

    为了飞行，入伍最初的4年，余旭只回家过3次。过年时，母亲问她回不回家，她安慰母亲，“我迟早会回去的，我根在那里。”而如今，她突然离开了，再也无法回去。2014年中国（珠海）航展，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现场看她的飞行表演。然而，她却很少有时间与母亲在一起，匆匆见一面，就又返回去训练了。更多时候，母女俩只能靠电话和微信联系。如今，天人永隔，怎能忍受失女之痛。

    余旭，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平安着陆。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战友，你的跑道，等待着你的返航。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善良和美丽，成了朋友们永恒的记忆。

    有人说，生命的最后，余旭一定是微笑的，因为她不惧生死，她把生命献给了最爱的飞行事业。余旭曾说：“要想飞得更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可是，这一次，她却忘掉了地平线，再也没有回来。

    金孔雀，天堂中的你，也许正在酝酿着凤凰般的涅槃，重整行装再出发。等着你，换羽归来……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的文章的稿费积攒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他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活动中荣获“杰出贡献奖”而得到的一笔巨款，也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 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 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的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这些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棵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的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为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巴金险情过去重返正式病房后，才被准许前去看望巴金。

巴金见到济生，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但无法更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济生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的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巴金最重友情，他的朋友也最多，虽在重病中，巴金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虽柯灵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隔了两天，济生又去病房看巴金，恰好小林正守候在巴金病榻边。他想起了前些日子读到的张光年在《沪苏日记》一文中说的“回想四月初巴老心情不好，拒绝吃药……”，就忙问小林是怎么一回事。小林说：“爸爸在险境过去，病情稍趋稳定后，从昏睡中醒来，看到自己眼前的处境，觉得自己没用，一切全听别人摆布，有违自己心愿，确实曾感到十分烦躁不安……”他明白了，巴金似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挣扎，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现在，巴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按时看电视节目了，但小林她们仍让他听录音，为他放音乐。小林还特地打电话给音乐知音、家中藏有大量录音带的作家赵丽宏，请他帮忙。小赵很快给巴老送去二十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终于和千万读者一起迎来了21世纪。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而今，巴金百岁大寿来到了。老人百年耕耘，果树遍地，在我们享受他的丰盛收获而感到无限欢愉的时刻，我们自己该怎样挺起腰来奋发图强呢？

（选自徐开垒《巴金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