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灵感

朱光潜

    灵感既然是突如其来，突然而去，不由自主，那不就无法可以用人力来解释么？从前人大半以为灵感非力，以为它是神灵的感动和启示。在灵感之中，仿佛有神灵凭附作者的躯体，暗中驱遣他的手腕，他只是坐享其成。但是从近代心理学发现潜意识活动之后，这种神秘的解释就不能成立了。

    什么叫做“潜意识”呢？我们的心理活动不尽是自己所能觉到的。自己的意识所不能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就属于潜意识。意识既不能察觉到，我们何以知道它存在呢？变态心理中有许多事实可以为凭。比如说催眠，受催眠者可以谈话、做事、写文章、做数学题，但是醒过来后对于催眠状态中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往往完全不知道。此外还有许多精神病人现出“两重人格”。例如一个人乘火车在半途跌下，把原来的经验完全忘记，换过姓名在附近镇市上做了几个月的买卖。有一天他忽然醒过来，发现身边事物都是不认识的，才自疑何以走到这么一个地方。旁人告诉他说他在那里开过几个月的店，他绝对不肯相信。心理学家根据许多类似事实，断定人于意识之外又有潜意识，在潜意识中也可以运用意志、思想，受催眠者和精神病人便是如此。在通常健全心理中，意识压倒潜意识，只让它在暗中活动。在变态心理中，意识和潜意识交替来去。它们完全分裂开来，意识活动时潜意识便沉下去，潜意识涌现时，便把意识淹没。

    灵感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它好比伏兵，在未开火之前，只是鸦雀无声地准备，号令一发，它乘其不备地发动总攻击，一鼓而下敌。在没有侦探清楚的敌人(意识)看，它好比周亚夫将兵从天而至一样。据心理学家的实验，在进步停顿时，你如果索性不练习，把它丢开去做旁的事，过些时候再起手来写，字仍然比停顿以前较进步。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在意识中思索的东西应该让它在潜意识中酝酿一些时候才会成熟。功夫没有错用的，你自己以为劳而不获，但是你在潜意识中实在仍然于无形中收效果。所以心理学家有“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泅水”的说法。溜冰本来是在前一个冬天练习的，今年夏天你虽然是在做旁的事，没有想到溜冰，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却恰在这个不溜冰的时节暗里培养成功。一切脑的工作也是如此。

    灵感是潜意识中的工作在意识中的收获。它虽是突如其来，却不是毫无准备。法国大数学家潘嘉贵常说他的关于数学的发明大半是在街头闲逛时无意中得来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向来没有在数学上用功夫，猛然在街头闲逛时发明数学上的重要原则。在罗马落水的如果不是素习音乐的柏辽兹，跳出水时也决不会随口唱出一曲乐调。他的乐调是费过两年的潜意识酝酿的。

    艺术家往往在他的艺术范围之外下功夫，在别种艺术之中玩索得一种意象，让它沉在潜意识里去酝酿一番，然后再用他的本行艺术的媒介把它翻译出来。吴道子生平得意的作品为洛阳天宫寺的神鬼，他在下笔之前，先请斐曼舞剑一回给他看，在剑法中得着笔意。王羲之的书法相传是从看鹅掌拨水得来的。法国大雕刻家罗丹也说道：“你问我在什么地方学来的雕刻？在深林里看树，在路上看云，在雕刻室里研究模型学来的。我在到处学，只是不在学校里。”

    从这些实例看，我们可知各门艺术的意象都可触类旁通。书画家可以从剑的飞舞或鹅掌的拨动之中得到一种特殊的筋肉感觉来助笔力，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胸襟来增进书画的神韵和气势。推广一点说，凡是艺术家都不宜只在本行小范围之内用功夫，须处处留心玩索，才有深厚的修养。鱼跃莺飞，风起水涌，以至于一尘之微，当其接触感官时我们虽常不自觉其在心灵中可生若何影响，但是到挥毫运斤时，他们都会涌到手腕上来，在无形中驱遣它，左右它。在作品的外表上我们虽不必看出这些意象的痕迹，但是一笔一划之中都潜寓它们的神韵和气魄。这样意象的蕴蓄便是灵感的培养。

选自朱光潜《谈美》）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翻开历史地图可以看到，唐、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合绘的版图很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的版图，而且不同时期版图变动的幅度十分明显。这种情况说明，这些时期中国的历史疆域尚未完全形成。比如，宋朝与辽、金等王朝大致互为“敌国”关系。不过，这个“敌国”关系反映的是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古代国家并无国家主权、国界等现代意义上的观念，而且“敌国”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也可能向臣属、从藩的关系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汉、唐等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并无明确区分边疆与邻邦并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策，而是主要通过推行以朝贡、封赏为基本内容的封贡制度，将自身的观念、制度、文化等传播到华夏地区以外的区域，企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圈。元朝则对南部边疆与邻邦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策。在云南行省辖地，元朝普遍设置统治机构并推行土官制度，征收赋税、推行儒学教育；对安南、缅国、占城等实际上是邻邦的藩属政权，则实行派遣达鲁花赤（掌印官）、按期纳质朝贡、君王定期入觐等制度。这说明，元朝在新的高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对边疆与邻邦实行不同的治策，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疆域趋向形成的事实，原先的“敌国”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研究中国边疆史，需要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地缘政治是指与地理因素相关的政治问题。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了一些相关思想与策略。中国的历史疆域逐渐形成并趋于巩固，关键是中原王朝较好处理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形成了有利于全国统一的机制，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由原先微弱的影响发展为实际上的有效统治。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的特点，是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并受到注重天人关系、强调等级制度、以文化分尊卑等观念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边疆地缘政治观，中原王朝形成了以下治边方略：“守在四夷”的方略，对蛮夷施行德治、教化的方略，通过封贡制度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博弈的参与者、利益得失、策略、信息四个要素中，策略是核心，直接关系到博弈的胜负。在边疆治理中，中原王朝逐渐形成博弈谋胜的方略，大致包括注重长远和全局的方略、善于造势和用势的方略等。中原王朝往往以农业文明为固守基点，以华夏之地安定繁荣、避免周边势力侵扰为宗旨，表现出企望和平、退让保守的倾向。中原王朝幅员广阔、情况复杂，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因此形成了“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的原则。在边疆事务中，中原王朝在信息获取、情况反馈与用兵效率等方面并不占优势。因此，扬长避短、避免争一时之短长，通常被统治者奉为治边的圭臬。但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中善于用势，若形势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就能果断决策、大胆出击，辅以可以调动的雄厚资源，最终获得胜利。

（摘编自方铁《抓住重点问题推进中国边疆史研究》，有删改）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言情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谈文学》，有删改）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孩子们“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玩网游已经成为不少孩子的“家常便饭”。网游并非天生就是洪水猛兽，其危害在于“沉迷”。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网络游戏日益成为“流行趋势”，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 中交流的主要话题，孩子普遍认为不玩游戏就落伍了、掉队了，于是跟风攀比，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其次,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游戏成瘾的危害，有些更是打工在外，鞭长莫及，孩子一旦缺乏家庭监管和约束，“放养”之下“游戏瘾”则野蛮生长；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不够、协作不强，孩子的课外时间出现了引导“盲区”和管理“真空”；最后，部分企业和工商个体，以出租手机、出卖成年人身份证号等方式，诱导青少年沉迷游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在逐渐滋生的游戏热上“加了一把火”，恶劣影响愈演愈烈。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 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等做法，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 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沉迷网络教育，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危害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从而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害怕沉迷网游而盲目排斥网络的做法也是要不得的。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学生对信息课堂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电脑课,玩电脑就是聊QQ、玩游戏；部分教师的教学过程也缺少明确计划、有效益控和管理，放任学生上网娱乐。长此以往，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就会狭隘和片面，对网络的使用也就容易限于游戏之类的娱乐。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实施网络素养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创造价值，而不是被网络所牵制。

(选自《人民日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