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家缺什么

    最有价值的知识，到底是什么？一位学者，谈了他的观点：“1884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写过一篇标题为《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文章，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其余的知识，如宗教的、习俗的、文学的都在其次。因为科学可以为人类解决遇到的所有难题。他忘了更重要的一点：光有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行的，在科学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伦理观、价值观。”

    我觉得，他这番话很有道理。伦理观、价值观回答事物的价值问题，科学却只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由此看来，伦理观、价值观，比科学要重要得多。我发现，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如斯宾塞，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深刻缺陷，他们不相信神明，不关注灵魂，不重视人性，不敬畏良知，不理解美德、审美、情感这些精神事物的价值。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存在深刻缺陷，其思维的方式，必然是机械的，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必然是肤浅的，其得出的结论，不能不离题万里。他们所拟定的教育方面文章、著作，不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没有帮助，反而把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引入歧途。

    在互联网上，一位博友说：“我看见过几次魏先生讲到GDP的世界排位那种幸福。”这位魏先生，在中国，算是一位十分有名的教育家。像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一样，这位姓魏的教育家，心中也是只有物质财富的价值，十分看重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如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我们社会在其它方面存在的深刻问题，是他所没有看到，或者是他所不愿正视的：如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贪污腐败泛滥成灾，道德风气下滑、人们变得鲜廉寡耻、缺乏爱心。养尊处优的位置，使他对这个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苦，缺乏感受。而长期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则使他的内心变得贫乏，使他的见地变得鼠目寸光，不懂得人之为人的标志在于人有一颗仁慈的灵魂，不懂得国家之为国家在于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不懂得精神星空的绚丽远比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为宝贵。

    教育之为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一个使命，在于它始终张扬精神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精神的价值置于物质的价值之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对美德的热爱、对正义的向往置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之上。在那位姓魏的教育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的教育家，与其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健康，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美好，不如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糟糕，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

    在互联网，我看到，有人提出这样的命题：属灵的经济学。我觉得，他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思路很好。同样，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家，对宗教文化了解得很少。必须补上宗教文化的这一课！

（节选自全民阅读网文化时评2015/4/3．有删改）

传统文化的修心

张其成

    我们养生也好，做企业也好，管理一个组织也好，精神文化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神”“心”。这个“神”从哪里来？我觉得要从“轴心时代”的经典中来，养生把握住这个“神”，然后就能提升精神境界，提高生存质量，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

    何谓“轴心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文化形态，比如说传统的宗教文化、伦理文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基本定型，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高峰，叫“轴心期时代”。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轴心时代”达到高峰，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直至现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轴心期时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并不是越来越进步了，整个人类文化至今没有走出第一个轴心期，即“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高度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顶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些智慧，这些精神文化。

    落实在每一个人的修养上（包括身体、心灵两方面的修养），我们也发现“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是养神的最好工具。就养神而言，仅仅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并不能保障人类必然享有幸福，而来自于“轴心时代”文化的智慧是解放保障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大助力。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儒家、道家、佛家和医家都与人类“轴心时代”渊源有自，它们无论哪一家都非常关注修心。修什么“心”？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殊途同归，都师法“轴心时代”的文化经典。

    儒家讲“正心”。《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叫“三纲领”，归根到底是要“止于至善”——要守住人性中最本真、最大的那个善念。然后逐步展开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过了止于至善、定、静、安、虑，然后人就能心安理得。那怎么做呢？按照儒家的规程，那就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正”的这个“心”实际上就是仁爱之心。

    道家讲“静心”。《道德经》认为最高明的是“致虚极，守静笃”，就是要回归到虚静的状态，所以，道家“静”的“心”是一种虚静之心、自然之心。这个“自然”不是大自然的意思，这个“自然”就是本然，指的是人本来的那个样子，不虚伪、不做作，与自然界、社会、他人安然相处，自己的身心也和谐一体，不跟自己较劲。人本来的样子就是虚静的，所以道家讲要“静心”，修虚静之心。

    佛家讲“明心”。“明”的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平常心、虚空心、精静心，也就是人的本心，所以叫“明心见性”。佛家怎么“明心”？有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是指世外高人，是一些有很高智慧的人，一些超常的人，这些“世外人”是“法无定法”的。他们有没有法门？他们也有“法”，要有所依据。但又没有“法”，是“法无定法”，即没有固定的法门。下面一句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天下事了犹未了”的“了”就是完结、了结，但是又是没有“了”，有的事情是没完没了，这就叫“了犹未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了了之”呗，这就是佛家的大智慧——“明心”，即明白世界的本性，明了自己的本心，那就不会纠结了，就能很聪明地应对各种生活，幸福感就提高了。

（《东方早报》有改动）

    “君子”一词具备了多重道德内涵，常与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修养、端正的言行等含义直接相关。而事实上，“君子”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其道德内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述。

    《说文》释“君”为“尊”，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子”是先秦对男性的称呼。因此，“君子”原指地位尊贵的男子。甲骨文中未见关于“君子”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尚书》中首次提到“君子”，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易经》中“君子”一词共出现20处，皆用来指称奴隶主。“君子”的使用频率在《诗经》里明显增多，共183例，除了少量作为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外，主要用以指代奴隶主贵族。

    然而，因为“君子”往往指身居高位者，所以常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相联系，例如《尚书·无逸》要求君子“无逸”，不能贪图安逸。《诗经·淇奥》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当然，这种联系是比较松散、不固定的，所以《诗经》中也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

    总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通常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当然，仍有部分“君子”的使用沿袭了先前的用法，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例如《道德经》26章“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31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两处提到“君子”，应指在军队中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而道家另一部重要典籍《庄子》中有36处对“君子”的论述，其中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只有《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句。墨家典籍《墨子》中“君子”共出现115处，仅四分之一的“君子”具有社会地位内涵。儒家代表作《论语》中，仅10余处含有“君子”的论述明确用以指代社会地位。

    如前所述，尽管“君子”仍用以指代男子的社会地位，但这一用法已逐渐为道德内涵所取代。需要注意的是，各家学说对“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一致，其构建的“君子”形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论语》中包含了大量对“君子”的描述，分别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范式。相较于《论语》，《墨子》里“君子”的道德标准更近似于零散的“点”的要求，包含行义、兼爱、无斗等多个方面。庄子认为儒家学说中对“君子”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即使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也“非吾所谓臧也”，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在宥》一文里描述了庄子对“君子”的设想：“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希望君子能够不显露才华与智慧，行事合乎天理，对待外物如同烟尘一般自由自在。

    整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主要用以指称男子的身份地位，而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因此人们对其道德品质会有所要求。这种地位和品行之间松散的联系，在诸子著述中逐步变得紧密。尽管不同学派对“君子”的认知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正是因为诸子学说的关注、讨论与阐释，“君子”一词的道德内涵才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

（选自2017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张效霞^①

    ①2003初，SARS在广东首先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60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中，无一人被感染。60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仅有4例用过常规量（50m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配合必要的西医对症、营养支持疗法。退热快、痊愈快、住院费用低。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中医药课题组提交的《中医药完全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民间中医防治艾滋病调研报告》云：“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效果远远优于西医药；而且可以在3～6个月内使90%以上患者达到临床治愈，相当一部分患者痊愈。而西医药顶多能使40%患者临床治愈，不可能痊愈。”

    ②对SARS、艾滋病这些新近才出现的新病种，古老的中医之所以能取得“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依靠的是其“独特的色彩、风格”——以人为本，通过调动和调节人机体自身的功能来祛除疾病，不伤害和破坏人体的生理结构。不论是病菌还是病毒，中医均认为是“邪”气，而人体主要靠的是正气来战胜病邪，也就是说调整好人的正气，同时给邪气以出路，就能战胜病邪，使患者得以康复。在西医面临抗生素研发困境的当下，中医的优势不言自喻。

    ③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这种带有明显的个体化、技艺化的临床决策思维特点，恰恰与现代医学临床决策思维高度的规范化、逻辑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④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决定立项启动“中医学的特色优势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确定中医药优势病种。专家已达成的共识是：即西医尚无良好疗效，中医药能够发挥独特效果的治疗领域；西医有确切疗效，但中医药具有独立的临床疗效或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西医药的病种；中医与西医有相同的疗效，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的病种。对于这种做法，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早在2002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一篇预先为中医准备好的祭文……难道几千年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就只剩下文中所说的那点优势吗？！”

    ⑤对在现代医学的挤压下，已沦落为“边缘医学”、“替代疗法”的中医来说，千万不要再“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了，因为已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的中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注】①张效霞，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委员。本文为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发言的节选，有删节。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