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包袱

庞  朴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有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节选自《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无名书店

傅月庵

    旧书店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很懂书的，一种是不太懂书的；前者少，后者多。不太懂书的又有两种，一种是售价五折的，一种是售价五折之外的；前者多，后者少。无名书店属于后者。它没有店名，没有店招，只有一个白色亚克力带滚轮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低价书”三个大字，以及“平均约三点三折”的一行小字。每天下午两点之后，老板把它咕噜咕噜推到巷口摆着，路过罗斯福路台湾大学对面汤圆店、吉野家速食店旁的人，都可见到。

    无名书店是台北市少有独栋独户的旧书店，店门口有块空地，还有棵盎然蔽天的大榕树，夏天时绿荫满地，清风习习，理论上景致不差，可惜大树旁一个防火浴缸跟破馊水桶坏了风水，地上许多污渍，因此永远清除不掉，斑斑难数。但无论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公馆商圈，有此三四坪的空地，还是奇迹，可称福地。因为是福地，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黃昏后，警察纷出巡逻时，无路可躲的流动摊贩们，很有默契地都会涌入此港避风。下班时间顺路闲逛，十有七次，那位忠厚的少年老板很可能正拿着一个便当边吃边跟“难民”聊天。

    少年老板接掌此店不久，大约仅是两年前的事吧。更早的时候，是老板的父亲在经营：“门虽设而常关”，“书虽有而凌乱”，一叠又一叠的新旧中洋文书籍堆得满地都是，从来不整理。店内还有个小房间，更是连叠都不叠，大小书籍随意拋得齐腰高，每次看到总会心动忖思：底下应当有宝！但无论如何，也只敢窥望而不敢进去一游，原因是害怕如同电影中的雨林、沼泽、流沙阵一样，一个不小心，身陷其中，竟将慢慢灭顶……

    老老板其实不老，是个精壮汉子，皮肤黝黑，一口白牙，终年背心短裤，经寒耐暑，非常有性格。他卖书从来不啰嗦，随心情好坏，最贵也就是五折，更多时候，四折三折都敢卖，尤其“汉声精选绘本”，还有低得不像话的“泄愤价”，因为他最痛恨不能分售的儿童套书！有一回跟他闲聊起来，才晓得以往他是专卖进口画册，摄影、建筑、戏剧、旅游、美术……无所不包，在台北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输“棠雍”、“雅典”等大角色。谁知后来一场水灾，把存书淹去大半，心灰意冷之下，才卖起旧书来的，这也就是店内为何那么多精装画册的由来。

    无名书店地段虽好，老老板的性格经营方式，虽然有趣，却注定人气萧索：这世界上，甘心在霉味四溢、灰尘四起的仄屋里挥汗如雨翻披旧书拼凑上下册者，毕竟不多。这种“卖与识者”的“看天田”景象，一直到了两年前，才总算有了改变。

    少年老板原来是职业军人，据说干到连长退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偶然再到店里时，书是人非事事不同。精壮汉子换成白面书生，让人担心的“流沙房”，清出四面书架，整个店面虽然称不上整齐清洁、本本归定位，但也总算有模有样，空气流通，光线还不错了。第一次跟少年老板买书，是一本1943年上海开明版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老板，这本多少？”我心想这书只怕不便宜。“喔，这是古董书，按厚度跟大小卖的，50元，这样可以吗？”清晰的声音透着一丝腼腆，我则当场傻眼，这种估价方式，这种征询态度，逛了二十几年旧书店，难道我终于逛到“君子国”了吗？后来我才发现，新人新气象，如今书价一律三折，旧版书跟英文书架上则贴有“依厚度及大小计算”的纸条，果然虎父无犬子，照样有趣！

    少年老板的有趣，除了每一笔生意，他都会翻到版权页向顾客说明：“我们这里是按定价的三折计算，这本定价是多少多少，所以是卖多少多少。这样可以吗？”不管生熟，买一次，说一次，绝不偷懒。同时为了怕人找不到老板，他还在左胸口别了个识别证，上面写着“低价书”，所以不写“老板”，我相信，一定是害羞的缘故！

    老实说，无名书店的存书不多，归类得也不算好，糟糟乱乱的，我却很爱去逛，一来是两位老板都很有趣，无论碰到谁，聊上几句，顿觉人间存古意，值得活下去。二来因为书价实在太便宜，来逛的人随手都会带个一两本，许多书，根本还在骑楼里整理，就被卖光了。

    人生贵自适，买书未必为了书，读书也未必为了知。买书卖书，藏书散书，论到底，也不过就是浮生梦尘之一耳，新旧良窳无论，千卷买进终复去，或许，来去之间的“那一点意思”才是更值得挂念宝贵的吧！

（选自《买书琐记》，有删节）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是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在服饰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室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人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公众的空间。现代公共空间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等，也包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如网络等。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较少存在公共空间，以家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也没有凸显出公共空间意识及公共空间伦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引入了现代性制度及伦理要求，例如公共空间需要排队等，但我国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依然不足，通常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空间”的外化，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应当遵守公共空间的伦理规范。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并非政府、学校或企业一方可以完成。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视野中，不同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需要政府机构、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人共同参与，构建与公共空间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

    建立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制度体系，规范各交往领域的制度，引导公共交往和谐、有序发展。同时，提供完善 的、有效的制度调节，管理、引导人们遵守现代公共交往原则规范，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领域 的关系。还应对已经出台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与拓展，更新人们熟知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爱护公物”是宣传几十年的美德，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但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公物”的概念，不只是国家所有的物品，非国家所有却是公共空间的事物（例如共享单车）也应涵盖在内。另外，规范公共领域交往的制度，应当符合制度伦理，即具有道德合理性，让制度彰显人性，保障、尊重人权，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多数人。这就要求从制度设计到运行、监督，乃至惩罚环节，都需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教育、树立社会平等和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引导民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体权利，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息息相关。只有让社会个体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认识到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分割，对公共利益、公德的侵害就是对包括个体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就是不尊重自身。通过倡导、教育，来树立、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应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公共礼仪、公共规则等内容，在考试中增加社会公德表现的权重。此外，在道德教育中，还应注意引导公德与私德的联系与区分，改变处理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的思维方式，兼顾个体与公共利益，既反对只关注个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也要反对公共利益至上而牺牲个体利益，不可偏废一方。

（摘编自赵鑫洋《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问题》）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让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

    “撒尿的小男孩”，虽然只是布鲁塞尔一件小得不起眼的雕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外来游客的必到之处。这件城市雕塑，不仅承载了布鲁塞尔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无数想象和传奇演绎，更寄托了他们对城市的祝福和希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则是这个容器中的主要元素。城市雕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跟这个城市有关的一切，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千千万万种勾连。正如“开荒牛”之于深圳、“反弹琵琶伎乐天”之于敦煌、李大钊像之于昌黎，好的雕塑往往还能完成对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再诠释与再书写，似一个点睛之笔点亮城市的文化星空。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城市空间规划和打造被提至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公共艺术”概念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但近来逐渐凸显的城市雕塑过多过滥之势，却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有的城市一味追求高或大的城市雕塑，想要在数字上把文章做到极致，但却忽略了城市艺术最为根本的公共性和艺术性，可谓是本末倒置。有的城市则一味求“新”求“异”，却使得城市雕塑与城市的气质不符。还有的城市，对公共雕塑的创作和管理还停留在装点、美化的初级层面，甚至盲目复制、大肆抄袭，让城市艺术失去了与周边环境与人互动的可能。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在几乎同步的城市建设中避免掉进“千城一面”的窠臼，则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让公共艺术融入城市，需要城市的建设者们少一些拍脑袋的所谓“创意”，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和艺术规律，将公共艺术置于“大规划”中进行统筹安排。而对于艺术创作者们来说，如何在力与美的呈现中实现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的内在呼应，则是永恒的命题。

    城市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摩天大楼勾勒出的天际线。让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被艺术滋养着的城市，才更厚实也更有活力。